一位北京女騎手的雙重生活：我不愿活成我母親那樣

王晚是一位在北京跑外賣的女騎手，她也是一位1991年出生的寫作者，剛出版了《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她漂在城市邊緣，回不去家鄉，也不愿意活成母輩的樣子。她以書寫作為不確定性下的另類活法。
她自我的敘事，寫在城鄉縫隙中。
女騎手及寫作者這兩個身份的矛盾，呈現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作為時間貧困者，選擇生存優先；可她跳脫出日常來觀察記錄，又有一種反客為主的主動性。對她而言，最不能讓渡的是寫作的時間和自由，她向往成為“愛寫作的三和大神”，寫作、跑外賣都只是某種生存方式——“就像衣服臟了，就拿去洗一樣”。

北京的冷空氣襲來，室外低至10℃。跑外賣是看天吃飯的活兒，突如其來的雨天讓她憂心忡忡，單量少、單價沒有上漲的趨勢，接單難度更大。
10月10日上午，在北京昌平區沙河地鐵站附近，我見到了王晚。坐在外賣電車上的她，扎了個馬尾，穿了件黑色羽絨和牛仔褲。她爽朗麻利地戴上一個粉色頭盔，喊我一起去跑單。
早高峰已過，單量不多。王晚的手機系統界面蹦出了幾個單子，她不時用手指頭刷新信息，“呀，單子被人搶了。”兩分鐘后，她接了一個送花束的單子，跑單費4.28元，扣掉2.5元保險，凈賺一塊多。

跟著王晚在于辛莊跑單送花束。（圖/記者拍攝）

我們到花店取花，穿梭在人來人往的窄巷子，不知道從哪條小路兜轉鉆到了一棟公寓。我問：“送鮮花好賺嗎？”“最討厭送花，”她說，“怕壓壞，不敢騎得快。”她的騎手餐箱曾放過一本《活著》，直到一場雨將這本書淋成一坨紙。
于是，這個或許是唯一在送餐間隙讀《活著》的女騎手，不再在餐箱里放書，但她開始自己寫書。在高峰期等餐、換電、回家休息……在一切流程的縫隙里，她寫下了《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
跑外賣對很多人而言，是跌入了體力勞動的底層，她卻感覺“像落在了彈簧床上，心有了緩沖地帶”。在這樣的身份下寫作，讓她實現了從未有過的物質和精神獨立，拿到了一種自由掌控感，有了自我安頓的“踏實感和確定感”。

跑單系統的“超級瑪麗”
跑外賣于王晚，就像容易上癮的限時游戲，她經常覺得自己就像游戲里的超級瑪麗，每接到一單，就能賺到一枚金幣，她對“時間就是金錢”這句話有了切身的感受，連朋友約她出去吃飯，她都內心焦灼，不知道如何待在停擺的世界，“總覺得他們又在耽擱我賺錢了”。
起初進入外賣這個行業，她就抱著“做眾包騎手更好”的心態，不受站點管理，相對靈活自由。她逐漸發現，跑外賣不只是人們想象中的體力活，它也依賴腦力和算力。熟悉這一套規則后，她對熱力點、商場單量、往返時間了如指掌。可同時，她發現身體日漸磨損，越發覺得自己麻木、混沌，如被訂單牢牢拴住的機器。
算法不斷收緊繩索，將配送時間壓縮、再壓縮，但人總有極限。王晚認識一個從早上5點跑到晚上12點的騎手，一個月賺15000元。“我覺得我一個月能賺12000元已經是極限了，后遺癥就是渾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是舒服的。”如今她落下重度腰肌勞損，洗頭都得用雙手撐著盆子，彎腰難以堅持5秒鐘。
在這個“搶時間的困境”當中，寫作成了王晚按下暫停鍵的方式。在寫作里，她并非想要消解和宣泄情緒，反倒有了跳出來審視這臺精密系統如何將人異化的視角。
跑外賣是一個與世界各種陌生人碰撞的活兒，很容易滋生憤怒對抗的情緒。闖紅燈這些交通違章問題似乎是騎手們的家常便飯，被投訴扣分賠償、被顧客拒餐也只能自行買單，行業黑話稱此為“加餐”。每次跑單，出門前她都會告誡自己要情緒穩定，但每次幾乎都能碰見足以令人崩潰的小事。

王晚跑外賣后經常要吃各種藥，其中多是治療腸胃、感冒的，還有被撞后外用的藥物。（圖/受訪者提供）

愛看佛學書籍的她，將跑外賣視作修行，當中總能窺探到“貪、嗔、癡”的念頭。貪心時她會一次性拿十幾單，但一著急就容易搞砸。一次跑腿運送鏡子，她不小心弄裂了，撒謊逃過一劫，后續她遭到投訴吃罰單，或車胎突然壞了。她將這一系列事件關聯起來，仿佛是“因果報應”。

一次送單，顧客沒接電話。當王晚焦灼地卡在門禁時，一位阿姨給她開了門。她著急地沖進電梯間，沒等這位阿姨就按鍵關門，隨后當即涌上了強烈的愧疚感。“我好像慢慢往下墜落，開始縱容自己這樣做。”這些微妙的碰撞，成了她自察的樣本，她在寫作中誠實地解剖這一刻“唯利是圖”的念頭。

面對異樣的凝視，也是王晚的日常必修課。“一個女的跑外賣累不累？賺得多不多？”一開始，她抵觸這些眼光；后來，她慢慢學會克服內心的羞恥，選擇勇敢直視這些眼神。
“你跑外賣的時候被凝視是很正常的，慢慢地去（接受），我覺得到最后我驕傲地活下去，證明了我自己可以，你的目光也許是在羨慕我。”她說，“我想大大方方將自己鋪展開，用坦蕩的姿態告訴大家，女外賣員就是這樣。”

王晚想坦蕩地告訴大家她就是女外賣員。（圖/受訪者提供）

即使王晚想要大方展示一個女騎手的面貌，但送外賣這一強體力、快節奏的行業，讓她總感覺自己慢慢模糊了性別感。
體力是繞不開的關卡。她第一次拿電瓶，力氣只夠在懷里抱一會，渾身都在發抖，根本無法把電瓶放進柜子里，而電瓶一天至少要換四次。上廁所對女騎手來說也是難題。她曾在別墅區的樹林解手，被小區保安懷疑偷竊，差點無法離開。
她經常會忘了自己的女性身份。穿著風格中性化，是她的安全和生存策略。然而，即便這樣，她仍然碰上過男騎手的性騷擾。她還發現，大多數的騎手頭盔并不是為女性設計的，不是太沉就是太大，戴起來晃晃蕩蕩，有發辮頭盔就容易拱起來，耳朵兩邊總被硌得疼，戴多了發際線還容易后移。
當遇上紊亂的經期和需要上廁所時，她特別能感知到自己的女性身份，但這帶給她的是難堪的體驗。跑外賣以來，王晚說她的經期從未正常過，有時候她甚至顧不上墊衛生巾，就任由內褲臟污，長期在雨天送單可能是她宮寒的誘因。
“其他時候我就是個沒有性別的人，”她無奈笑說只能接納自己，“實在搬不動重物，我也會適時示弱。”

跌落在彈簧床的“人間觀察者”
王晚最初跑單的大本營在昌平區沙河鎮的于辛莊村。她每天早晚高峰都能看到地鐵站外排著兩三百米長的隊伍，“像一群來回倒賣時間的人，一轉眼一天就倒騰沒了，這點倒是跟送外賣挺像”。
于辛莊是名副其實的城中村，王晚更愿意稱它為“外賣村”，這里對外賣的需求量很大，住著很多外賣員，王晚也是其中之一。

于辛莊村，王晚稱這是外賣村。（圖/記者拍攝）

5年前她就在這里租房。她住的屋子有一房一廳，加上廁所，總共20多平方米。她的臥室剛好足夠放下一張電腦桌和一張床，墻面上掛著兩幅畫布，一幅畫著魚缸，還有一幅田園風的畫，給她的房間添上了綠意。桌面上有一只綠色鐵皮小青蛙，她說那是一次下雨跑單時，一個女孩送給她的小禮物。
王晚原名王曉波，她給自己起的筆名，“晚”代表淡定、接受的態度，“人生很多事情在我看來都晚到了，但也無妨，晚到我也接受，我可以慢慢來。”
在跑外賣之前，王晚19歲就開始北漂，從印刷廠，到快遞、在醫院做標本外送、服務員，到電話銷售、網絡推廣、記者采編、版權銷售、編劇、策劃文案……她換了十幾樣工作。她住過郊外破舊的棚戶區，也住過月租700塊錢左右的隔斷房，冬天沒有供暖，在屋里洗澡只能用毛巾擦身，擦完上半身、穿好上衣，再洗下半身。如此折騰久了，她說體寒更嚴重。

王晚的書桌。（圖/記者拍攝）

桌上和書架上放著哲學、佛學還有文學及其理論相關的書。出版《跑外賣》這本書前，她已經寫作了十幾年，寫過長篇、短篇和詩歌，但從未有機會出版成書。直到朋友孫一圣將她的書稿推薦給鑄刻出版社。
編輯曉鏡在與王晚修改書稿的過程中，時常感受到王晚的高能量及快人快語的坦率。“當時我們看完一致覺得稿子挺好的，難得沒有知識分子的審視和腔調。她的文字就跟她本人給我的感受一樣，好像是野蠻生長的。”
許多人好奇她如何在送外賣和寫作之間平衡時間。《跑外賣》的新書發布會上，《我在北京送快遞》的作者胡安焉坦言自己將寫作跟送快遞的工作時間完全分割，他驚訝于王晚怎么做到寫作和送外賣并行不悖，為何有如此充沛的創作欲。王晚覺得這就是生活本身：“我從未把工作和寫作分割，在我看來寫東西已經成了習慣，就跟衣服臟了拿去洗一樣。”
朋友馬曉康或許更能從側面解答這個問題。2015年，在她是一位影視版權銷售時，王晚第一次見到了網友兼詩歌群友馬曉康。馬曉康對她的第一印象是：短發裝扮像個假小子，身上帶有濃重的工業油漆味，聊天時話題總會轉到她最近的寫作上。
馬曉康回憶，“她說那會住的城中村，樓下有廠房在裝修刷油漆，所以她這一身味這么沖。我（一會兒）都受不了，不知道她怎么住得了。她當時并沒有抱怨味很大受不了，只說噪音太大影響寫小說。”

于辛莊村到處都是這樣的公寓樓。（圖/受訪者提供）

他發現，即便王晚換了很多份工作，重心仍是閱讀和寫作，“她選擇工作好像就是奔著寫東西來的，前幾年做保潔那會，她就一直抽時間寫東西，對文學始終都抱有虔誠的心。跑外賣對她來說，可能更有自由掌控的時間。”王晚從2011年開始就堅持寫作，依舊保持抽空看書的習慣，只要手上沒有單子，有空歇時間了，就會聽聽書。
跑外賣這種相對自由靈活的零工，讓王晚有了自己的節奏，她的寫作中有了 “折疊北京”的觀察視角。
淡季時送完單子，她喜歡閑晃，在半路看到好看的風景會停下來。她帶我到沙河水庫邊上，那是她偶然發現的寶藏地，那個春天，她在那感受樹葉怎么一點點綠起來，成片的野花是怎么開的。如果碰上好天氣，她會抬頭看看云彩，路過別墅區，會發現院子里有果子，還有各種奇異的花。

王晚平時散心的地方，沙河水庫。（圖/記者拍攝）

“將每天的跑單路線看成探險、游歷，也就不覺得送單是一件多么枯燥的事情了，”有時候風景總會不時緩沖了王晚焦灼憤怒的情緒，這是一天當中最放松的時刻。“當我逆行的時候，我會發現常規路看不到的角落，比如一棵樹，還有一個挺好看的小水溝。”
“折疊北京”的反差感也在沖擊著她。在她所住的逼仄臟亂的城中村公寓旁，十幾個垃圾桶胡亂放著，隔一條街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有一排光鮮亮麗的別墅區洋樓。有時候王晚剛好需要穿過這條街，到不同的地方送外賣，“一條街隔著兩個平行世界。”她感嘆道。
后來她更換了大本營——超級合生匯，她以那為軸心跑單。據說那有著亞洲最大的穹頂，入駐了400多個商家。它對消費者是游樂場，但對騎手卻像迷宮。在里頭取餐和給客人送餐都是極大的挑戰，王晚對它既恐懼又依賴。

合生匯巨大的穹頂。（圖/受訪者提供）

原本繁華地段看起來光鮮亮麗的餐飲店鋪，取餐點卻不像她想象中高大上。她經常到狹小的共享廚房里取餐，濃縮版的中國味道匯集在那，各種不同菜系的氣味混雜一堂，蜘蛛網般狹窄過道經常讓她暈頭轉向，仿佛是防空洞的螞蟻，緊盯著商家的招牌也容易看不見。
在馬曉康看來，王晚做這份外賣騎手的活兒，讓他想到了朱德庸的漫畫《我在十一樓跳下去》——那個對生活絕望的人，當她從十一樓跳下經過每個樓層的窗戶，看到不同人的活法，“她好像有了一種人間觀察，看到蕓蕓眾生相的視角，既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

在縫隙中生長的“果子”
王晚的老家在山東聊城市莘縣觀城鎮，那是一個平原地帶，那有座“北京廟”，兒時的她就聽過老輩人說，站在上面就能一眼望到北京城。她每次溜逛到那面土城墻，想看看天安門，顯然一次也沒找到過。
中秋國慶長假，王晚留在在北京跑單。她對節日無感，因為“長假沒有單子”。在于辛莊，她能有自己的房間。可始終缺乏歸屬感，總有潛在的不安感，“北京只是我活著的地方，但房子別人說不讓你住就不讓你住了”。
這種懸浮感，在老家時反而更強烈。“在老家好像哪都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爸還老趕我走。”她沒有自己的房間，有時候睡在地上。出身于務農家庭，王晚有兩個哥哥，家里兩座宅基地都與她無關。

王晚的老家在山東聊城。（圖/受訪者提供）

王晚稱19歲那年是她人生非常灰暗的時刻。家里考慮到大哥結婚要錢，二哥讀大學也要學費，母親對她說，一個女孩念這么多書沒有用，“上完高中還是嫁人，圍著鍋臺轉，我就讓她別上也不要緊，考不上大學也浪費錢”。
那時，王晚為了跟母親表明自己要讀書的態度，經常把書桌搬到堂屋門口，坐在那里天天看書。在母親眼里，王晚勤奮要強，村里逢人都會夸她真能干。“她怕我不讓她上學，就可勁給我剝玉米干活。”在電話的那頭，王晚的母親帶著心疼的口吻說道。
臨近高考三個月前，母親以“到北京打工賺學費”為由，讓高三還沒畢業的王晚投奔親戚三姨家寄宿，白天，王晚在一家印刷廠做疊紙盒之類的手工活，后來她才發現學籍被注銷了，再也沒能回去上學參加高考。
那段時間，唯有文學是一直陪伴她的事情。“我總覺得文學能把我從深淵里面拉出去，我對世界有很多的問題，或許看書能幫我找到答案。”
她小時候在表姐家看過讀過經典文學作品。表姐家庭條件較為安逸，讀了很多書，也是王晚成長當中唯一能與她交流文學，有共同語言的人。從職工學校畢業后，表姐被母親逼著留在家鄉打工和相親。當表姐進入傳統婚姻的秩序時，王晚仿佛看到了自己可能的命運，“我當初要是沒出走留守在家里的話，我就是另一個表姐了，他們總想要給我生活的答案和樣板，但我只想自己去找答案”。

王晚的農村老家，鮮有青壯年男女出沒的村莊。（圖/受訪者提供）

在文學里徜徉時，王晚遇到了蕭紅。王晚喜歡她文字里冷冽鋒利，她后知后覺地發現蕭紅是她某種理想的鏡像：靠著文學理想，逃離家鄉規訓，拒絕傳統婚姻宿命。
王晚寫過很多虛構小說。小說中城鄉是她一貫的創作源泉。她曾寫過一則叫《夢游》的短篇，一個農村女性因為沒法逃避催婚催生的宿命，最后靠著潛意識的夢游，把自己送到了一個未知世界。
王晚總喜歡在虛構小說里加入開放性的荒誕現實色彩。“我想要在小說里建立一個新世界，可能本質上是一種逃避對抗的心理，覺得現實世界很難變好了。”她終究做不到蕭紅那樣，在家人的催促下，認識了一位山東的程序員，她原以為婚姻是逃離原生家庭的契機。
不料訂婚時，對方讓王晚墊付一部分彩禮，“后來我才知道他負債累累，從2020年跟他結婚開始，我就一直幫他還貸款，積蓄幾乎搭光了。”兩年后，王晚果斷離婚。她才發現這段婚姻的“后遺癥”很重，身心俱疲，眼睛也落下了毛病。
婚姻的破裂，積蓄的虧空，加上眼疾的問題，她只能考慮從事體力勞動，在跑外賣前的幾年間，她干過三份保潔的活。
2021年離婚前，她再次見到朋友馬曉康，馬曉康對此印象深刻，“我那時候看到她有點被嚇到了，短短幾年，她的面容蒼老得像四五十歲”。直到跑外賣期間，馬曉康覺得原來精力充沛的王晚又回來了，“跑外賣雖然讓她身體磨損，但相比起4年前，精神氣好很多。”
可在鄉村里，離異后的王晚成了異類。后來她又成了外賣員，父親的眼光讓她覺得窒息，“他直接讓我不要告訴村里其他人，因為讓他覺得丟人。”
王晚卻覺得跑外賣給了她前所未有的物質和精神獨立，足以讓她擁有不用依賴任何人生活的踏實感——“就像朋友說的，我的時間和身體可以支離破碎，但自我必須完整。”

王晚送餐間隙拍攝。（圖/受訪者提供）

去年回鄉，王晚想邀請母親來北京與她一起生活，像她那樣，隨便找份工作，為自己活一次。但母親從未想過離開家鄉，她已經被世俗眼光綁在了農村，“但好在，她并沒有將我拖拽進去，而是試圖推出她的生活。”王晚說。
去年6月回鄉幫忙收完莊稼，王晚再次匆匆踏上了出走的路。“我像夾在城市和鄉村縫隙里的果子，無論在哪里長都會變形，只能一次次離開，再一次次回來。”

“愛寫作的三和大神”
在王晚的書桌上，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放在那，版本和裝幀看起來很有年代感，她說是她之前在老家國棉廠打工時，在廠子的舊書攤上買的書。
她最近在看契科夫的小說，在她的豆瓣上標記了上千本書，她說自從眼疾嚴重后，很多書都靠聽書軟件聽完的。
對作家憧憬的種子她從小就有了。小時候，王晚老家胡同里有兩個女孩常在報刊上發表文藝作品，她開始心生羨慕，“當時就覺得20塊稿費對于我們農村小孩來說，只有過年磕頭才能賺到，寫東西好像能讓我從農村走出去，所以我一直想寫”。

王晚的書架上放著很多理論和文學類的書籍。（圖/記者拍攝）

小學時她總愛思考一些關于死亡沉重的話題，也總愛問別人有什么理想，她不僅想當作家，還想當思想家，“我那會兒以為在書開頭寫一個名言警句就算是思想家，后來才知道不現實，有思想很難”。
高中寫小說時，語文老師給她的寫作建議讓她至今受益。她當時寫東西喜歡故意將一些文字寫得很深奧，老師在鼓勵她的同時，也在真誠建議。“她說不要把事情講得很復雜，要用最簡單的語言講，一直到現在深刻影響著我。”
“老師告訴我們，不要以為這些名家發出來的東西對的，首先要去懷疑他，你去確認他沒有問題后，再去同意他的觀點。”王晚后知后覺，這些話對她后來的世界觀是有影響的，讓她對名家警句保持質疑和審慎的思考，而不是全然相信。
她對傳統農村對女性的既定規訓有清醒認知，也不愿意服從。“農村婦女的安于現狀其實很有普遍性，至少我在我娘身上看到的是這樣。”
她對世俗既有的功績價值觀，也似乎保持著抽離和警醒，“工作對我而言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我干了這個工作，見到很多人有不同的活法，我不一定非得按照既定的標準過人生。人活著怎么樣都是辛苦的，還不如選一個自己中意的方式。”

作者: 王晚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品方:鑄刻文化/單讀

副標題:一個女騎手的世界

去年年底，王晚在家改書稿期間經常腿腳發麻，她感覺歷經磨損的身體又頻繁出現問題，開始看中醫調養身體。除此之外，精神的后遺癥也很多，她警惕自己被系統裹挾成機器，在自覺到她陷入了某種”唯利是圖“的麻木混沌時，她當即慢下來，只要物欲降低，她就可以發展更多精神的欲望。
我好奇問她，是否想用寫作維生，跑完外賣自己預備做什么。她說理想狀態是身體早點好起來，跑個至少三五年，攢錢做眼睛手術，不然就租個店面，攤煎餅或賣包子。
但她總覺得只靠寫作維生不現實。跑外賣后，她發現自己更著眼當下，而不是未來。積蓄告急了她就跑外賣，只是將節奏放慢，不像從前那般焦慮生存。
在她不跑外賣的一兩個月，她還擺攤賣過風箏，“我想試試擺攤會不會比跑外賣掙得多”，結果沒賺到錢，她笑說那就當種體驗。她糾結過要不要再回去上班，面試過保潔領班，但工作地點離住的地方遠，且上班時長相對固定，最近還需要跑一些書籍宣傳活動，跑過外賣，她難以適應這種規律的工作了。
她的大哥同樣住在合生匯附近，她形容大哥是吊兒郎當地跑外賣，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雖然王晚覺得他不上進不爭氣，對家里經濟壓力不上心，時而又生出羨慕，“有些外賣同行也是，有時候釣個魚，再去送個外賣。有錢人我反而不羨慕，我內耗，焦慮的時候就想到他們，我想做一個愛寫作的三和大神，并沒有徹底放棄自我，過著逍遙的小日子”。
采訪結束時，王晚的電腦屏幕亮著，那是她未完成的小說界面。她將跑外賣比作“彈簧床”，落底也有彈回來的“緩沖地帶”，當彈簧床的彈力漸漸消失，她最終會彈向什么地方？
這個問題懸而未決，但王晚正在構想一種“三和大神”式的活法，這種活法包裹著一種最樸素的生存智慧：跑外賣是一種生存方式的比喻，寫作始終是她精神自由的領地，這兩種存在方式給她構建了一種“不確定的確定性”，在《跑外賣》的非虛構世界里，她也建造了一個她的騎手世界。

題圖 | 受訪者提供 運營 | 鄧官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