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進“十五五” | 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呼喚新知識體系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廣泛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這意味著，新大眾文藝具有鮮明的“群眾性”和“互聯網條件下”兩方面屬性。近年來，在新大眾文藝的相關討論中，大多數研究者較為關注數字時代的技術變革對新大眾文藝創作與接受活動的影響，但涉及“群眾性文化活動”的分析則更多停留在對“大眾文藝”“大眾文化”等文化傳統、學術源流的辨析之中。因此，只有將“群眾性”與“互聯網條件下”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更加系統深入地認識和理解新大眾文藝。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數字技術迅速發展，人們也開啟了對人工智能的技術探索。數字技術的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作為存儲和傳播的數字技術”“作為模擬和算法的數字技術”和“作為交互與生成的數字技術”三個階段。而數字技術真正深刻影響大眾文化生活，始于個人電腦的普及和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從以PC端為主的桌面互聯網，到以智能手機為載體的移動互聯網，再到以物聯網技術、虛擬現實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賦能的智能互聯網，人們依托互聯網開展的文化活動呈現出越來越便捷、多元的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將“互聯網條件下”作為對新大眾文藝技術狀況的描述是恰如其分的。

而較為復雜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新大眾文藝”與“大眾文藝”“人民文藝”“大眾文化”等不同理論的糾葛和對文藝史關系的梳理上。從目前討論比較多的研究來看，學者主要關注的是20世紀30年代左聯時期在“文藝大眾化”的論爭中發展起來的“大眾文藝”、40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以“工農兵文藝”“趙樹理方向”為代表的“人民文藝”，80年代后因“通俗文藝”、二次元文化等興起而繁榮的“大眾文化”。

其實，在各種文化活動、文藝實踐中，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類型——以非職業文藝工作者、廣大工農兵群眾為創作主體的“群眾文藝”。在革命戰爭年代，蘇區和解放區的群眾文藝承擔著情感動員的重要功能。比如，以傳統山歌為基礎的革命歌謠，在化裝講演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生活化戲劇，以壁畫、傳單畫、畫報等為主要形式的藝術化的圖畫展，以及以夜校、識字班等為載體的文藝普及活動等。新中國成立初期，還先后出現過工人文學、新民歌運動等活動類型，以及工人文化宮、群藝館及其組織形式。改革開放以后，呈現的則是傳統與現代的城鄉群眾文藝交織的圖景。從鄉村的地方戲曲、民俗藝術，到城市的節慶文藝活動、廣場文藝表演、社區或企事業單位組織的文藝活動，突出了自發性與組織性相結合的特點。進入新時代，數智技術促進了文藝活動線上與線下的虛實共享，如小紅書、抖音、B站等成為人民群眾分享經驗、展示才華的舞臺。群眾文藝的演進歷程，不僅是文藝形式的更迭，更成為國家命運與時代精神的投射。

作為互聯網條件下群眾性文化活動的“新大眾文藝”與此前的“群眾文藝”相比，有哪些新特點？首先，在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涌現了許多新載體與新傳播方式。當下，雖然傳統口傳時代的現場演藝、書寫印刷時代的文學美術，以及機械復制時代影視綜藝中的群眾文藝類型仍然存在，但在數智技術的賦能下，新大眾文藝新增了多媒體、融媒介、跨媒介、多模態的文藝活動，實現了傳播方式的多樣化。其次，新大眾文藝催生了文藝的新形態。其一是“平臺文藝”，即匯聚于特定的文藝平臺，不僅包括純文學藝術的平臺，還包括社交平臺；其二是“自媒體文藝”，即無論專業作家還是普通群眾，都可以通過自媒體的方式從事文藝活動，這種樣態極大地拓展了文藝的表現空間。最后，新大眾文藝還體現為創作主體文化藝術修養的提升。新時代的人民群眾，大多擁有較高文化水平和文藝素養。正因如此，新時代的群眾性文化活動不再拘泥于文化的普及問題，而更多地關注如何充分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可以說，人民群眾作為創作主體，其文化藝術修養的提高，為新時代文藝活動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動力。

由此可見，當下的新大眾文藝已經明顯溢出了傳統的書寫印刷文學的范圍，更多指向了以互聯網、大數據、虛擬現實、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作為文藝創作平臺和生產工具，兼容了專業作家和非職業作家的文藝創作活動。當數字技術成為文藝創作的生產工具時，文藝活動已不再局限于專業作家的專屬領域，而成為全民參與的文化實踐。這種由互聯網平臺和社交網絡構建的新型文藝生態，使人民群眾得以通過自媒體方式實現“自娛自樂”的文藝創作，從而形成了具有鮮明群眾性特征的文化景觀。

因此，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理論工作者亟須推動文藝理論知識體系的更新。如果我們的文藝理論還拘泥于傳統的文藝分類，就文學談文學、就影視談影視、就美術談美術，就無法真正直面新大眾文藝蓬勃發展的現實；如果我們的文藝理論還過分強調嚴肅文學、純文學與通俗文學、大眾文藝的“高低”之別，就無法充分認識和深刻把握新大眾文藝生成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面對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短視頻、微短劇以及正在形成的“AI文藝”等新形式、新實踐，文藝理論工作者亟須以積極的姿態開展更加豐富多彩的參與式、介入式研究。

作者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