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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AI生成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高亞菲
深夜12點,北京市海淀區某小區,李女士又一次推開兒子小宇的房門。只見屏幕微光映亮少年專注的臉,他不是在打游戲,而是在和某人工智能(AI)應用上的虛擬角色進行長達數小時的文字對話。“他最近都不怎么和我們說學校的事了,卻告訴AI自己考試壓力大、被同學孤立……”李女士的困惑與擔憂,正成為越來越多家庭面臨的現實。
孩子為何偏愛與AI聊天
“它永遠不會嫌我煩,也不會告訴爸媽或老師。”來自上海的初二學生小軒坦言,他每天會花1~2小時與AI聊天機器人交流。從一道解不出的數學題,到對某個同學的微妙好感,再到與父母爭吵后的委屈,都是他傾訴的內容。小軒表示,在現實社交中感到疲憊或擔心被評判時,AI為自己提供了“完美的安全港”。
像小軒這樣的孩子并非個例。在一些青少年網絡社群中,分享與AI對話的截圖、討論哪個AI“更懂我”“更會安慰人”成為新風潮。這些AI角色設定多樣,從知心姐姐、勵志導師到趣味玩伴,能模擬共情、提供建議甚至進行簡單心理疏導。市民張先生發現,原本性格內向的女兒近來似乎開朗了一些,細問才知,她大部分“社交練習”都發生在與AI的對話中。“這算是進步嗎?我有點兒說不清。”
許多家長和張先生一樣感到困惑:孩子為何偏愛與AI聊天?對此,廣東省廣州市治心心理咨詢工作室兒童青少年心理醫生周治瓊表示,這與AI提供的獨特心理體驗密不可分。
周治瓊告訴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孩子愿意向AI傾訴,首先在于其“隨時隨地、有求必應”的特性。孩子的傾訴欲和情緒常常隨機出現,而AI扮演了一個無須顧慮打擾他人、永遠在線的伙伴。其次,孩子在互動中擁有絕對的掌控感。“聊什么、何時開始與結束,完全由孩子主導。這與他們在現實人際關系中常常需要委屈自己、迎合他人的處境相反。”周治瓊分析,AI補償了孩子內心缺失的掌控感,在帶來良好體驗的同時,提供了一種“全盤接納、永不批判”的傾聽狀態。“無論話題多么奇怪,它不會說‘你的問題好傻’。”這種無壓力的環境,對于在人際交往中感到敏感、害怕沖突的孩子尤為重要。
“在應用得當時,AI提供的完美互動體驗,可成為存在社交障礙孩子的‘練習場’,有其積極意義。”周治瓊補充道。
然而,沉迷于AI社交的孩子往往具備一些共同特征。“以我的經驗來看,這些孩子大多在現實社交中屢屢受挫,難以找到順暢交流的對象,進而轉向自我封閉。”周治瓊指出,這類孩子中有不少屬于“高敏感”類型,對他人眼神、語氣極為在意,懼怕沖突,因而覺得現實社交消耗巨大。而AI提供了一個完全無沖突的安全空間,用以彌補現實缺憾。
家庭溝通狀態是另一個關鍵因素。“互動需求在家庭中得到滿足的孩子,通常不會沉迷于AI。”周治瓊坦言,“與真人的互動本應更溫暖、獨特。許多孩子選擇AI,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無奈——因為他們往往難以與家人進行順暢交流。”
對此,周治瓊建議家長切忌簡單禁止或將AI視為“洪水猛獸”,而應首先反思親子關系。“要思考孩子為什么愿意跟AI聊,卻不愿跟我們聊?是否因為我們的說教、指責,或缺乏高質量的親子互動時光?”
在周治瓊看來,家長應放低姿態,以更平等、友善的態度與孩子交流,特別是面對青春期的孩子。同時,應當避免只圍繞學習提要求,多關心孩子的生活與情感,提供輕松友好的互動。“多傾聽、理解,讓孩子感受到情感上的同盟。家長能給予的深層情感依賴,是任何AI都無法替代的。”周治瓊強調,改善親子關系本身,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路徑。
專家建議企業保持“AI身份”透明
“AI能隨時提供陪伴,緩解人的孤獨感和即時傾訴需求,我是贊成將AI智能體當作一種陪伴交流渠道的。”啟元洞見智庫高級研究員朱榮生表示,但AI也存在缺乏真實情感共鳴的問題,可能讓人陷入“虛假親密”幻覺的情況,如果青少年長期過度依賴AI社交,可能導致其現實社交能力的退化。此外,與AI聊天還存在著個人隱私數據泄露的風險。“盡管如此,這些挑戰不能否定AI的積極作用。近年來,國家不斷出臺法律法規,企業也在設定行業標準。這些努力都是嘗試解決問題的做法。”朱榮生說。
對此,朱榮生認為,在設計AI產品的對話交互時,團隊應有意識地考慮未成年人用戶可能產生的依賴風險。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更容易對AI產生情感投射。企業可參考游戲防沉迷系統,設置“連續使用時長”閾值,例如連續聊天1小時后是否會提示休息,觸發強制鎖屏或彈窗提示休息。“在夜間特定時段限制使用功能,增加家長控制端,讓監護人了解互動情況。這也是落實‘負責任設計’原則的體現。”
朱榮生指出,AI的共情本質是基于大數據的概率擬合和算法模仿,它沒有主觀意識、體驗和真實的同情心,只是“計算出了最像安慰的話”。因此,應以適當方式提示用戶,尤其是未成年用戶意識到這種局限性。在使用產品交互中應始終保持“AI身份”的透明度,在對話窗口顯著位置標注“人工智能助手”以作提示。
規則與溫度并行,家校社合理引導
“在家庭教育中,我們可以通過觀察孩子的情緒表現、日常學校人際表現以及使用時間等方面來判斷其究竟是‘使用工具’還是‘沉迷其中’。”安徽省家庭教育研究會副會長、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主任王世民指出,當孩子出現持續性的厭學情緒、社交回避、集體活動參與度顯著下降,并伴隨居家時過度依賴電子產品、學業滑坡、情緒波動加劇及親子沖突頻發等表現時,可初步判定其已對電子產品形成依賴。
對此,家長在獲取相關信息后,應避免簡單采取強制切斷措施,而需要通過耐心溝通,重視并回應孩子渴望被認同的情感需求。在此基礎上,家長應與孩子協商制定漸進式的使用時間限制方案,以溫和、理性的方式逐步引導孩子調整行為模式,重建健康的生活與學習節奏。
王世民認為,在家校社協同育人機制中,社區及社會機構也能夠提供一系列具體、可落地的服務,以豐富兒童現實社交體驗,形成對“虛擬陪伴”的有效補充。在她看來,社區服務的跟進,有助于家庭更好地發揮陪伴教育功能,實現“以兒童為本、以社區為支點”的協同目標。
以安徽合肥為例,作為兒童友好城市,當地社區依托婦聯及相關部門,推出“皖家幸福驛站”“鄰里互助”“三點半課堂”等舉措,有效緩解雙職工家庭教育壓力。為確保服務質量,社區對入駐機構開展資質審核,規范其專業性與課程設計,涵蓋社區教育課程、夜校及兒童興趣班等多元形式。家長可以學習并掌握科學育兒知識,與子女實現共同進步。
此類模式中,父母既是孩子的榜樣,也是學習的伙伴。親子共同參與課程、游戲等活動,不僅拓展了現實社交空間,更在互動中強化情感聯結。“當家長與孩子擁有共處時間與共同話題,健康、安全的親子關系便自然建立,從而為兒童成長營造和諧環境。”王世民說。
AI作為工具,其價值取決于我們如何使用它。一個能夠耐心傾聽的AI,或許能成為孩子成長路上暫時的“情緒緩沖墊”,但它永遠不應,也不能替代真實世界中那些帶著溫度、摩擦、理解和深度的血肉聯結。如何讓孩子與AI“搭子”保持合適的距離,取決于我們能否在現實世界中,為他們搭建起更溫暖、更可及的情感港灣,并賦予他們駕馭技術而非被技術俘獲的智慧與力量。這場關乎未來心靈健康的導航,需要家庭、學校、技術開發者與社會監管者共同握緊方向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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