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憲堯 | “十五貫”銅錢有多重，婁阿鼠偷得動嗎？

【文學周刊】

趣說《十五貫》

宋憲堯

昆曲《十五貫》的故事發生在明朝宣德年間，說的是無錫屠戶尤葫蘆向皋橋親戚借得販豬本錢十五貫，酒后回家對繼女蘇戍娟戲言此錢為她的賣身錢，蘇女信以為真遂連夜逃走。當晚，賭輸了錢的婁阿鼠潛入尤家偷盜被發現，情急之下用宰肉的斧子砍死尤葫蘆，攜十五貫銅錢逃逸。

巧的是，蘇戍娟在逃亡的途中遇到攜十五貫銅錢赴常州販賣木梳篦髻的青年熊友蘭，因害怕一個人夜行便與之結伴同行，被追趕而來的鄰居和差役截獲，又因所攜銅錢數額吻合而誤認為兇手，被無錫知縣過于執判定熊蘇二人通奸害命攜款潛逃，判處死刑。

下面的劇情想必列位看官已經知道，無錫縣把此案詳至蘇州府，當時的知府乃清官況鐘，察覺案情有疑，親赴現場勘查，并喬裝成測字先生，在城隍廟里“巧遇”前來“求簽”的婁阿鼠，套出其口供將之緝拿歸案。這折《訪鼠測字》乃全戲之“眼”最為精彩，整部戲情節曲折起伏，演員表演各各到位堪稱經典。

為什么說它是經典呢？當時昆曲并非主流劇種而漸趨式微，建國后百廢待興，因該劇批判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歌頌以人為本實事求是的執政精神，1956年4月，《十五貫》被選進京演出，引起當時社會巨大反響，毛主席曾先后兩次觀看演出并給與高度評價，周總理盛贊“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除昆曲外，《十五貫》還被很多地方劇院選為必排劇目，如滬劇、越劇、錫劇、評彈等，甚至上海的滑稽戲劇團還將之排成了滑稽戲，深受觀眾喜愛。

盛名之下，小說原著者和后來改編的編劇似乎忽略了一個常識性問題，古代銅錢因中有方孔被世人戲謔為“孔方兄”，其實這孔是用來穿繩的，一百個錢為一串，十串一千錢為“滿貫”也叫一吊（說一個人不靠譜就是“半吊子”，比半吊子還不如的就是“二百五”），用繩子穿在“錢眼”里“一以貫之”便于攜帶。筆者有段時間曾經收藏過古錢幣，看書碼字時摩挲得案頭上幾枚“康熙”、“乾隆”金光锃亮，因此對銅錢既有直觀又有手感，順便找出幾枚明代“宣德”前后的銅錢（見文中插圖）掂一掂，覺得還是有點小小的分量，查閱了有關古代錢幣資料獲得，“宣德通寶”官鑄小平錢每枚重3.3至3.5克，每串一百錢為350克，一貫一千錢重達3500克即7市斤，十五貫的總重量竟有105斤之多，試想，尤葫蘆酒醉后是如何背著這百來斤的銅錢回家的？婁阿鼠在犯了命案后如何能堂而皇之的背著這百來斤的贓款逃逸的？熊友蘭又是如何背著這百來斤重的阿堵物夜行的？須知，在道路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從蘇州到常州的距離至少200多里路，且路況坑洼坎坷，更何況當時世道并不太平呢！

我們再來算一下十五貫銅錢在當時的購買力：民以食為天，筆者就以大米為商品標的，明洪武至宣德年間，一貫銅錢可以官兌一兩白銀，而一兩白銀在市場上通常可以買4石大米（明制1石米約188斤），這樣算來，十五貫銅錢能買11280斤大米，販賣區區木梳篦髻此等日常家用微利之物，又何須如此大的本錢呢？顯然，編劇是犯了“主觀主義”的毛病了。

行筆至此，關于“十五貫”的公案似乎可以了結了，卻仍覺得意猶未盡，既然題為“趣說”，列位看官，且容筆者一一道來：我們今天流通的紙幣是以國家的信用為背書的，而古代的銅錢是以自身的重量為幣值的，因此一般來說，前朝的銅錢可以在后朝流通，比如遠的如唐朝的銅錢在宋朝流通，近的如清朝的銅錢一直到民國二十二年（即1933年），才終止清錢的流通。

雖然銅錢保值，但康熙中后期大量采買鑄錢之銅，在1974年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撰的《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康熙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內務府呈康熙的奏折：“題請將湖口等十四關銅觔分別交于張鼎臣王綱明曹寅等經營本”中有明確記載（大家都知道江寧織造曹寅負責清皇室的絲綢以及成衣織造，同時還和蘇州織造李煦輪流管鹽、任兩淮“巡鹽御史”之任長達十年之久，可能并不知道曹寅曾參與過銅的采辦），其中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湖口等六關辦銅二百二十四萬六千三百六十斤，時隔三個月的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崇文門等八關辦銅一百三十三萬四千五百余斤，交由京師“寶泉”、“寶源”兩局鑄錢。大量的銅錢進入流通領域導致其購買力自然也就下降。

上面說到一貫銅錢在明宣德年可以買4石大米，到了清朝康熙年間的購買力如何呢？在康熙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曹寅呈于皇帝的奏折中說：“……又經訪得淮揚市買米價，熟米八錢有零，糙米七錢有零不等”（康熙中期的米價大致是康熙朝的平均米價——清代一石約150斤），通過換算，康熙朝的一貫銅錢最多買米不超過300斤，比之宣德年的購買力已經縮水大半。

在《紅樓夢》第六十一回中寶釵和探春為了嘗鮮，請小廚房的柳嫂加菜清炒一碗枸杞芽兒，柳嫂竟然收了寶釵五百文銅錢，如果《紅樓夢》里賈府的原型來自于江寧織造曹府，這一時期對應的應該是康熙末年。當然，小說中的橋段只不過是刻畫了賈府大廈將傾之前，奴才們渾水摸魚乘機撈錢的貪婪嘴臉，但我相信，既然曹雪芹《紅樓夢》里的人物大多都有原型，那么，這碗價值五百錢的“清炒枸杞芽兒”也可能并非曹公杜撰。

至于熊友蘭去常州販賣的篦髻，恐怕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用途了。在古代中國男女都留長發，由于衛生條件有限，或者也可能是古人的生活習慣，一年難得洗幾次頭，更洗不了幾次澡，頭上身上難免滋生出一些“小寵物”來，在身上聚堆在頭上做窩。沒錯，此物就是虱子。一千七百年前，嵇康便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高談闊論之余脫下衣服“捫虱自聞”，后來未莊的阿Q也學著老嵇的樣子，蹲在墻根下和一個叫做王胡的赤著膊比賽掐虱子，卻終因不敵王胡掐虱子時那種“爆漿”的聲響——顯然王胡身上的虱子更肥壯——而著實打過幾架。

身上的虱子可以用手捉用指掐，頭發里的虱子和蟲卵黏附在密密麻麻的發根里難以清除，而篦髻細密的梳齒就是清除頭虱的最佳武器，在一遍遍貼著頭皮梳理時，把這些東西一并清除干凈，真可謂“難言之隱，一梳了之”。

筆者在寫上面這些文字的時候，也是身上發癢頭皮發麻，但不說清篦髻的用途，似乎也對不住熊友蘭長途跋涉差點為此丟掉小命。后來，據坊間傳聞，熊、蘇經此一難喜結連理白首百年，成就了一段“趣話”，中國民間文學向來有大圓滿之結局，在下似也不能免俗。至于青天大老爺況鐘是否前來證婚，在下“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敢主觀盲斷，但有眼尖的鄰居看到，尤家老宅客堂的條案上，居中供著況老爺的長生牌位……

作者簡介

宋憲堯，文史研究者，書畫工作者，青花瓷畫創作者。愛好健身、旅游、寫作、美食，有《江南遺韻》《王朝的背影》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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