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王安石研究新路徑 | 社會科學報

王安石作為宋代文化巨擘，其研究歷來是宋史學界與文學界的焦點。上海市社科規劃辦課題“王安石的生平與文學研究”（2023BWY002)以跨學科視野，對其生平與創作進行考證和綜合觀照，不僅為王安石研究辟出新徑，更通過個案切入，推動宋代文學史研究向縱深發展。

原文 ：《拓展王安石研究新路徑》

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古籍所教授 劉成國

圖片 |網絡

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也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數廣涉四部的文化巨人。長期以來，他一直是宋代歷史、文學領域關注的重點，相關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受到現代學科分類的限制，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本學科的視野，往往分別聚焦王安石的變法、文學或經學，彼此之間頗有隔閡。跨越學科的壁壘，對王安石的生平事跡和文學創作等進行綜合性觀照，并借助個案，以點帶面，將進一步深化宋代文學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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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世系與生平疑難考

首先，考證王安石的家族世系。清人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對此已有初步梳理。此后陸續有學者或據族譜，或據文集、筆記、方志等，進一步探賾索隱，成果頗豐。不過，由于所引文獻不全，或輕率使用族譜記載，既有研究仍有不少缺憾和探討空間；更有甚者，因誤用族譜資料，導致王氏世系淆亂。根據一些新見史料，如王安石父兄、曾孫的墓志銘等，對王氏家族世系以及相關疑難爭讞問題進行更全面、準確的考證，從而呈現出王氏家族在北宋由興至衰的整體面貌。例如，考證出王雱與王旁分別是王安石的長子與幼子，王雱進士及第，才華橫溢；次子王旁有心疾。宋人筆記中關于二人的記載，多有訛誤或誣蔑，甚至蓄意混淆其事跡。又如，根據新出土王安國熙寧八年撰《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志銘》可推知，王安國當卒于熙寧十年八月十七日。《王平甫墓志》所載“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的“七”，是“十”之訛。

其次，考證王安石生平中的若干疑難行實問題。比如，首次梳理五代至兩宋皇帝賜予宰執生辰禮物的儀式和慣例，考證出王氏生辰為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9日）辰時，而非以往普遍認定的“十二日辰時”；根據宋代士人的改字之風，指出“王介卿”是“王介甫”的昵稱；王氏于仁宗康定二年曾赴杭州探望大妹文淑，并于法喜院讀書題詩；王氏曾于杭州拜謁范仲淹；王氏未曾赴廣州；王氏未曾任三司戶部副使；嘉祐五年春，王氏伴送遼使歸國時，曾按慣例越過邊界進入遼國，除此之外，未曾正式使遼；《唐百家詩選》編于嘉祐五年、六年間王氏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間，而非群牧判官任上；王氏確曾參預編修《英宗實錄》；王氏因封爵“長安郡開國侯”，故或被稱為“長安公”；考定王氏復相的具體時間，指出《宋史》對王（安石）呂（惠卿）交惡的敘述與史實不符；《四家詩選》應編撰于元豐五、六年間，未必有明確的貶李白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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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與著述考

根據若干新見史料，可重新梳理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編撰、刊刻及流傳過程，還原其各版本的大致輪廓，劃清它們之間的界限，重新探討“臨川本”與“杭州本”的關系。王玨根據薛昂所編遺稿及家藏遺文，刻成《臨川文集》一百卷，此為“杭州本”，亦今天流行的《臨川文集》祖本。詹大和于撫州所刻的“臨川本”，并非之前普遍認為的王玨所刻的底本，而僅是王玨所用校本之一；“臨川本”卷數應為180卷，與王玨杭州百卷本相差甚大；明代以后，“杭州本”一枝獨秀。何遷本翻刻的并非之前普遍認定的詹大和“臨川本”，而是元明遞修“杭州本”。《四部叢刊》覆印的并不完全是它所聲稱的何遷刻本。

王安石生前著述等身，大多未編訂成完帙；宋室南渡后，亡佚嚴重。之前學者有所考證，然遺漏頗多。我們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力求全面考述王氏文集以外的其他著作，并從筆記、經解中勾輯若干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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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考

我們為王安石文集中若干篇疑難詩歌進行編年。考證發現，文學史上著名的“荊公體”最初所指并非王安石的后期絕句，而是集句創作——一種文字游戲。王安石之所以篡改名句“鳥鳴山更幽”為“一鳥不鳴山更幽”，并非單純出于“爭強好勝”，而是有意識運用“以物擬人”的手法，寄托黨爭的政治寓意。根據王安石來往江寧和開封的行程考證，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當為“春風自綠江南岸”。《明妃曲》創立了一種嶄新的明妃詩歌典范；其在后世的聚訟紛紜，反映了思想史上“從道不從君”與理學家“從君即從道”思想的對峙。王安石名篇《示長安君》中“又作塵沙萬里行”的主語，并非王安石，而是其妹王文淑。王安石擅作翻案文章，且多有精品。這首先與疑古的時代精神和他獨特的史觀有關。變法和黨爭是其翻案文學的重要語境，并賦予這些作品深廣的政治內涵。王安石理想的“為士之道”，則構成了翻案文學的思想預設和邏輯前提，決定著翻案的指向。翻案文學的具體技巧包括揭過法、多用假設之筆、翻案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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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考

《許旌陽祠記》是王安石的集外文，作于其熙寧末退居江寧后，是迄今為止僅見的兩篇記體文之一，堪稱王氏晚年大作。此文為全面了解王氏晚年的思想趨向，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文可窺見，北宋士大夫面對宋代民間信仰時，往往采用較為開放、以調適為主的姿態。至于龍舒本《王文公文集》所收《回皇親謝及第啟》，并非王安石所作，作者當為張璪。或因王安石主導了熙寧四年（1071）的貢舉新制及隨后的官學教育，此文被誤收入王氏文集。又如《景定建康志》卷十八所載《乞廢玄武湖為田疏》，或作于北宋末年，絕非王安石所撰；《永樂大典》卷一一〇〇一所收《除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作者應是元絳。新出佚文《員外郎宋君夫人俞氏墓志銘》，作者應為王公儀，墓志拓版署名“王安石撰并書”系后人挖改。王安石文集中有若干疑難人名，或以字行，或以官稱，對于理解作品的內涵至關重要。如“潞山直與天為黨，回首孫髙想見公”中的“孫高”，指孫沔與高若訥；《送孫子高》詩中的“孫子高”，指王安石好友孫侔之兄孫觀（字子高）；王安石《賀致政楊侍讀啟》中的“楊侍讀”，當為楊偕（字次公）；《上樞密王尚書啟》中的“王尚書”，疑為“夏尚書”，即夏竦。通過考證王安石八封書啟的作年及內容，可展現其廣泛的社會交游網絡，以及這一網絡隨著新法推行所產生的微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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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上的反思與瞻望

以上述王安石行實與作品的考證為基礎，對近些年古典文學研究的考證范式和宋代文學研究前景，展開方法論上的反思與瞻望。首先，數據庫檢索為傳統考證提供了重大機遇和更高平臺，也帶來尖銳挑戰。以往以博聞強記為功底的考證，有可能逐漸淪為簡單的“技術活”。為應對這一挑戰，考證應追求高度的精確性、嚴謹的批判性、立體的動態化。除細讀、精讀文獻外，研究者應在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開展多學科、多重視角的觀照。同時，需注重文獻史料的書寫、修辭、史源追溯，發掘其形成過程中因政治、文化權力的介入而可能產生的過濾、遮蔽、凸現、嫁接，警惕史料書寫背后潛藏的敘事意圖，進而分析此類意圖與時代政治文化變遷的關系。論證過程尤須追求邏輯嚴謹、理路內在一致，超越純粹技術層面的操作，更自覺、鮮明地考證背后的宏大問題。其次，新出土墓志能極大拓展宋代文學研究的前景。具體來說，可提供新材料，重建文學家生平中遺失、湮沒的環節；可對文學史上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及相關重大文學史實作出確切解答；可全面呈現家族世系，深化家族文學研究；可深化黨爭與文學的研究；可為墓志的書寫研究提供珍貴個案。當然，利用新墓志，必須注意辨偽及文體特質。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9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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