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承認,魯比奧情人節當天在慕尼黑安全峰會的演講,對歐洲可謂不大不小的驚喜,至少后者可以長舒一口氣。
畢竟去年此時此地,歐洲得忍著萬斯代表美國“斥責說教”;年底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用“特朗普推論”取代“跨大西洋同盟”的地位; 開年特朗普揚言不排除武力吞并格陵蘭,更令北約感到自我瓦解的危險。
本屆美國政府一年來的鋪墊,顯著拉低了歐洲對美國政府的期待:魯比奧進場前,BBC預測他將在主旨演講中正式宣布歐洲不再是美國的首要關切。
期望越低、驚喜越大乃心理常態。跟萬斯毫不留情的“貼臉開大”比起來,魯比奧否認“跨大西洋時代”結束、提出“歐洲之子”說,可謂情緒價值拉滿,以至于現場歐洲聽眾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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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比奧這篇演講的主旨,一句話概括就是“讓西方再次偉大”——既是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國際延伸版,又體現了魯比奧本人作為傳統強硬保守派的外交理念。
首先,相比于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簡單的一句“美國對歐陸和英愛有特殊的感情”,魯比奧大談美國歷史的歐洲根源,明確指出“美歐一體”,共同構成一個西方,跨大西洋時代并未結束。
為此,魯比奧列舉共同歷史、基督教信仰、文化、遺產、語言,從意大利、蘇格蘭、愛爾蘭、德國講到法國、西班牙、荷蘭祖先,重申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能溯源歐洲,哪怕他本人是地道的古巴裔移民(當然也可以從廣義上說古巴是伊比利亞文化的分支)。
顯然,魯比奧所說的這個西方世界,并非全球化、多元化、DEI、自由秩序、世界公民意義上的西方,而是白人基督教主流文明意義上的西方。
換言之,他所呼吁的重建西方,絕不是為了重建所謂“自由民主、天下大同”的自由秩序——美歐一體,意味著歐洲的“非歐化”或美國的“非歐化”都是危險。
在他看來,后冷戰時代過去35年,西方世界長期被“歷史終結論”誤導,在歧途上越走越遠,以致于產業空心化(硬實力下滑)、移民涌入并威脅西方傳統文明(軟實力遭侵蝕)。同時國家主權和利益在“全球化”與“國際利益”的大義中慘遭犧牲,但國際組織卻愈發低效無力......
因此,魯比奧回溯歷史只是論據和引子,其現實目的在于強化美歐共同的“危機意識”,這才是他所謂的“美歐命運永遠交織”,即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正是基于這種“危機”,他才有理由說服歐洲:跨大西洋聯盟需要變革才能重煥活力,國際合作體系必須重建才能發揮作用。
而魯比奧所謂的變革措施,也就是他對歐洲盟友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自衛能力、管控邊境和移民、重建本土產業和供應鏈、放棄基于“綠色、和平、倫理”的“白左”政策。
這篇主旨演講的結論是:美國正在特朗普的領導下走上這條“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道路,歐洲盟友應當跟上腳步、走上這條“讓西方再次偉大”的道路——要想避免西方和西方同盟的衰落,歐洲就必須振作自強。
歸根結底,魯比奧呼應了特朗普兩個任期都在重復的觀點:歐洲要自己承擔責任,不要眼見西方衰落還只指望美國當看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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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本身沒有提及的中美關系和俄烏戰爭,在問答環節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魯比奧也在回答提問時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中美關系:基于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兩個大國的關系對全球影響重大這一現實,魯比奧坦承“必須要與中國有外交關系”(哪怕情非得已),在利益交匯時盡量合作、利益沖突時設法管控分歧,和平共處、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但是“丟掉幻想、不犧牲國家利益”。
(此前一天會晤中國外長時,魯比奧也強調了“在雙邊、地區、全球性事務中展開 結果導向的溝通與合作的重要性”(美國國務院新聞通稿所述),認為會晤積極、富有建設性。)
保持戒心、必要時交流與合作,避免不可控的結果,依舊是典型的“對華鷹派”思維(雖然面對記者提問時魯比奧不予正面回答),與特朗普的“交易型”路徑不完全相同。
俄烏戰爭:口徑整體上不偏離特朗普政府的促和停戰思路,同時與特朗普“偏向俄羅斯、施壓烏克蘭”的話術與路徑保持距離——回避“無法停戰的責任方”這一問題,明示“不知道俄方是否真想停戰”(等同于懷疑莫斯科的誠意),強調了美國二級制裁施壓俄方而非為俄“拉偏架”的一面。
魯比奧對中美、俄烏兩個問題的回答,與他對歐演講本身可謂異曲同工,即起到安撫、緩頰的作用,在歐洲的場子淡化美歐分歧、突出更多共識。
畢竟對于歐洲國家領導人近期的“訪華潮”,特朗普多次公開表達不滿,甚至祭出關稅和“非常威脅”的威脅。在此背景下,強調中美之間管控分歧、避免摩擦、必要合作,歐洲聽起來更有同感。
俄烏戰爭亦然。特朗普“親俄壓烏”的底層邏輯,與歐洲“援烏抗俄”的底層邏輯本質對立。魯比奧作為特朗普路線的執行者(職責使然),不能公開唱反調,只能在“未來繼續檢驗俄烏能否達成協議”這個大原則下,細微之處說一點歐洲更愛聽的內容。
同為代表美國政府的主旨演講,魯比奧的措辭與去年的萬斯形成了鮮明反差,甚至有聽者直觀反應是“魯比奧打了萬斯的臉”,不知是美國外交路線要徹底改弦更張,還是特朗普團隊內部分歧在國際場合“擺上臺面”。
誠然,特朗普團隊并非鐵板一塊,不同派系政策理念各異,往往需要磨合妥協(例如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然而無論是MAGA派、傳統強硬保守派(鷹派)還是務實交易派,都不能顛覆特朗普的路線,更不能與后者唱反調,因為總統才是外交政策唯一的決定者。
(魯比奧固然在對委內瑞拉臨時政府、格陵蘭、俄羅斯的表態上與特朗普有側重點與腔調差異,也不違背這一點)
所以魯比奧無意也不可能打萬斯的臉,更不可能讓特朗普難堪。作為特朗普外交路線執行人,他要發揮外交官應有的“長袖善舞”本領,用更易于接受的語言輸出特朗普外交,換取盟友接受、達到外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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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比奧2026講話與萬斯2025講話的異同,恰好表明二人因身份、背景、職責、時機不同,在貫徹特朗普外交路線時的方式方法不盡相同:
從語氣腔調看,萬斯咄咄逼人,魯比奧緩和示好;
談及問題時,萬斯就移民和“壓制民主”(反對極右翼政黨)問題只指責歐洲,魯比奧則以“西方共同的問題和錯誤”取代“都是歐洲的錯”;
面對危機,萬斯只批評歐洲“從內部瓦解崩潰”,魯比奧的重點是美歐應當攜手重建、讓西方再次偉大。
相比于差異,二人傳遞的核心內容——美國外交路線其實高度一致:“自由秩序”虛幻且難以為繼,移民問題危害日深,美國不可能無限制為歐洲買單、當看守人,歐洲必須改變現狀、自立自強。
魯比奧只是改變了萬斯與歐洲對話的技巧:不再生硬地指責,改為給出盟友(盟主)的建議。
之所以有這些區別,或許是MAGA追隨者和專業政客&外交官的個人理念與行事風格差異造成的影響,同時也離不開二人所處的不同時空背景和位置。
2025年特朗普政府剛上臺執政,萬斯作為副總統的首場重大外交活動,某種程度上算是特朗普的“分身”,需要以激烈的方式讓歐洲直觀意識到特朗普外交路線與拜登時期有著鮮明的區別。一次印象深刻的演講,無疑最能簡單粗暴地告訴歐洲的建制派領導人們:時代變了。
除了給歐洲人“上一課”,這場外交秀也能起到影響部分歐洲國家選舉(比如去年2月底德國聯邦議院選舉)、為極右翼政黨站臺助力的作用。同時美國國內民眾也能通過頭條新聞看到副總統的表演,“內宣”效果拉滿。
到了2026年,特朗普執政已滿1年,歐洲和世界基本領教了特朗普外交與前任的根本不同,對美國不再抱有曾經的幻想。加上近期美歐裂痕擴大,真放任跨大西洋同盟“名亡實也亡”對白宮也沒有好處,此時安排魯比奧發揮其最擅長的外交手段與外交辭令,是最好的選擇。
既然大家都已經認清現實、拉低預期,歐洲早就(主動或被迫)多次表態要增加防務開支、自立自強、嚴控移民,魯比奧稍作緩頰與示好,足以讓歐洲在不感到冒犯的情況下悄然接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至少留下了更多可對話、談判的空間。
何況從個人角度看,作為美國外交部門負責人,魯比奧(在對外事務中首當其沖)比萬斯(只需對美國選民負責)更不愿意被國際社會拉黑、在盟友面前掉價跌份。
萬斯和魯比奧只是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各自履職、分工配合。魯比奧今年以主角之一的身份來到慕尼黑(而非2025年作為萬斯的隨行高官),不過是用外交官最基本的“說服的藝術”推動實現其外交目標。
特朗普政府并沒有改變其既定的歐洲和跨大西洋外交政策,還體現在演講內外的細節中。
比如慕安會場外美國與歐洲、北約關于烏克蘭問題的領導人會議,原定要參會的魯比奧在最后時刻告知缺席,理由是日程沖突,就令一些歐洲國家官員感到不可思議且不滿。
這一舉措,包括魯比奧主旨演講內容中的一些措辭,其實體現了美國一貫的對歐邏輯:在美歐這個西方同盟關系中,二者的權重從來都不對等,美國對跨大西洋同盟的承諾與定位,本質上還是“美國領導、歐洲跟隨”。
在演講中,魯比奧的底層邏輯就是美國“指明方向、擘畫路線”,而歐洲“必須跟隨執行”。美國可以與歐洲協商,但無意與歐洲共同決策。甚至在具體的日程安排中,美國可以單方面改變自己的計劃而無需歐洲同僚同意。
在需要歐洲配合、服從時強調跨大西洋同盟、合格盟友,在歐洲的意見不重要時強調“美國優先”,特朗普時代的美式PUA已經五年,依舊屢試不爽。魯比奧這次用暖心的演講突出了前者,而后者隨時會在特定場合重演。
一位美國問題研究專家曾說過,美國“狂妄傲慢”、歐洲“故步自封”、日本“死氣沉沉”。顯然美國在西方陣營中無可比擬的領先優勢,和其它盟友“恨鐵不成鋼”的表現,時至今日仍給了特朗普隨心所欲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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