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徐兵：AI時代，干自己高興的事，就能順便活下來

文｜77

徐兵不抵觸AI。他的公司正在做一部騰訊投資的AI電影，而且已經開始做了。

“未來肯定是AI的天下。”他說，“因為現在拍戲太累了，一堆人搭景、布光、布機位，‘勞民傷財’，平臺也投得捉襟見肘。AI遲早會把這些事取代掉——因為它經濟，因為它高效。”

但這并不意味著徐兵會向什么東西妥協。

“從《紅色》開始我就是自己寫了，寫一個高興的，寫完之后找演員，找好了之后找錢，然后就拍，所以跟這個行業里的規矩不太一樣。我也有寫廢的戲，寫廢了就沒人投，沒人投就算了，也就不拍了。”徐兵說。

時代的浪潮一波一波從他身邊經過，但他玩得正嗨，不但不受影響，甚至都沒太關心。

人生苦短，得干自己高興的事

在國產劇創作日益被數據、類型、明星裹挾的今天，徐兵是一個難以被歸類的名字。

國產劇愛好者不可能不知道他的作品。他有公認的口碑之作：戰爭劇《紅色》豆瓣評分9.1，至今仍是許多人心中的民國劇白月光；年代傳奇《歡顏》豆瓣評分7.8，用公路片的骨架裝進一個少年的信仰漂流；去年上映的《華山論劍》中，他編劇的《東邪西毒》單元出圈，黃藥師與馮蘅那條僅數筆勾勒的感情線，是武俠世界里難得一見的驚鴻一瞥——克制、癡氣、不圓滿，卻讓人久久難以忘懷。

徐兵最不愿意做的，就是重復自己寫過的類型。《歡顏》是公路片形態的民國傳奇，《在人間》被觀眾貼過賽博和奇幻的標簽，而改編自古龍小說《大地飛鷹》的《金色》是他“比著古龍的風格重新寫的一個武俠”。

寫《在人間》的時候更隨意，那是在《新世界》籌備期的二十天空當里，他閑不住，“我說寫個啥吧，就糊里糊涂寫了一大半”，擱了半年，又把最后兩集補完。寫完了也沒想好這是什么類型，賽博？奇幻？他不太關心。

這些年，平臺很喜歡給不同的編劇導演也打上后臺標簽。有的適合拍古偶，有的是懸疑劇之王。這樣的方式能更直接地匹配項目，也會讓導演們在自己熟悉的賽道里得心應手。但徐兵的“亂來”讓他逃脫了被標簽化，很多時候，他的作品甚至完全無法被歸類。比如《九重天》——將九個故事置于同一座土寨，“等于是九個電影”。九個故事，九種風格，要找九組不同的演員。

“平臺也從來沒有過這種先例。我寫的時候就覺得這戲可能是拍不了了，但是寫著高興也就寫下來了。”徐兵說。

除了類型隨心所欲，徐兵創作時的方式也稱得上不拘一格。劇作里一個人的名字起完之后，讓他說第一句話，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徐兵自己也不知道。“我寫第一集第一場的時候，不知道第二場發生什么，寫第一集的時候也不知道第二集發生什么。”沒有大綱，沒有預設，不存劇本，作品播出后還不看反饋——也許正因如此，他的故事里總能看到那種天馬行空又不失筋骨的自由。寫劇本對他來說，從頭到尾只是一件能讓自己高興的事。

束縛、承諾，與一個“致幻”的世界

當然，徐兵身上也有其他揮之不去的標簽。比如他的原創劇本里，角色永遠共用同一串名字：徐天、賈小朵、鐵林、柳如絲……再比如他的作品難逃兩極評價，愛的人醉心于那種不講道理的浪漫、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以及被包裹在奇詭設定下的樸素人情；不愛的人則覺得云里霧里，不知他在講些什么。

戲，是現實中不會發生的事，是把壓抑的、隱忍的、求而不得的東西，在另一個世界里全部釋放。對徐兵來說，那個世界里有他的老朋友。“我把門一關，在自己的書房里頭，電腦打開，起了一個一個新名字，這個人叫徐天，這個人叫賈小朵。我像看到一個朋友一樣，這個朋友又回來了，我們一起共同做故事。這些人雖然不存在，但是對我來說都很熟。”

徐兵很難總結自己作品的主題。“你讓我說表達什么，我總結不出來。”但他知道自己一直在寫什么。如果一定要找一個起點，那個起點大概是四個字：人生苦短。

“人生苦短，還有束縛。”他說，“環境對人的束縛，承諾、友情——這些東西越濃重，對人的束縛越強大。”這是他談起《金色》時隨口說出的創作起點，卻像一把鑰匙，恰好能打開他所有故事的門。

翻看他的作品，不難發現那些被束縛的人。《歡顏》里徐天護送三根金條，一路被時代裹挾；《新世界》里三兄弟在北平解放前夕，被各自的選擇和身份逼到墻角；《在人間》的多重人格設定，披著奇幻的外衣，內核是人被自己的精神困境所縛。

“我覺得無論什么作品，還是找人的困惑是什么，人渴望的自由是什么，為什么會被束縛。”徐兵說，“有的時候這種事放在武俠世界里頭更好說。”

這也是他如此拍《金色》的原因。不是因為武俠翻拍潮來了，恰恰相反，徐兵對武俠有自己的理解。他知道那個“人都會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距離金庸劇霸屏的年代，二十年過去，觀眾早被更有想象力的東西喂飽。

所以他沒把武俠當武俠寫，也沒把民國當成民國寫。“無論是民國戲還是武俠戲，我都沒有給它當成一個類型寫。那些人和人之間的困惑、情感、自由，基本上都是現實情感。因為我就是個現代人，我在現實社會里生活。”

喜歡徐兵的人調侃他是“國產劇愛神”——他筆下的愛情總是寥寥數筆，卻讓人念念不忘。但他其實并不是個相信愛情的人。

“可能很多人在現實生活里不相信愛情，但是寫戲的時候又假裝自己很相信愛情，就弄得特別分裂。”他說，“我是打心眼里不相信愛情這件事，我認為愛情它就是個迷幻劑。”

他拿喝酒打比方：“為什么那么多人愛喝酒？因為喝完酒之后，責任、承諾、愛，都會被放大。‘一輩子咱倆是哥們了’——但喝完酒之后就不這樣了，又回到現實生活了。可是大家回頭還是愿意喝酒。”因為那個被放大的瞬間，讓人舒服。

“愛情基本上就是這種東西，是一個虛假的事兒。就因為它虛假，才能讓人暫時逃離現實。現實生活里，大家聊愛情就得說房子說車說嫁妝，太真了。我不相信愛情，但我認為愛情是個必需品。它可以致幻，讓你在幻覺里頭更舒服一些。”戲劇也是一樣。它可以成為那個讓人暫時逃離的致幻之地。

那徐兵在致幻的世界里，究竟想寫什么？或者說，他在那些被束縛的人身上，究竟想找到什么？

答案或許是：承諾。

“正常人總是有一些信仰的。我們的信仰可能就是家庭、朋友或者愛情，其實說到底就是承諾。”徐兵說，“你答應了一件事你就得做，做了之后倒不是為對方好，是在行使承諾的過程當中，你會覺得自己很牛。”

“現實生活里雞賊太多了，你不雞賊活不下去，或者活得不夠好。這些其實很牛的事，在現實生活里很少，所以劇里頭大家迷幻一下。”

迷幻的另一面，是療愈。

“寫戲還是現實生活里頭不會發生的事兒，或者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兒，在戲里頭讓它發生。這樣對我自己也有療愈作用。但是對別人有沒有療愈作用，我真的不敢說。我先療愈自己再說。”

不妥協，還能怎么“活下來”？

從《紅色》開始，徐兵就不再接受委托創作了。

這是行業里最通行的路數：平臺或公司定一個題材，簽合同，付一筆錢，編劇寫大綱，然后等人來審核，審核通過，付下一筆錢。“但我十多年前就不這么干了，”徐兵說。

天天在劇本里“自由地飛”，徐兵的現實生活圈子卻很窄，行業里的活動、頒獎一概不參加，慢慢地也沒人叫他了。

在這個行業里，這是一條不太尋常的路。他不做委托創作，不研究市場，不關心數據，這些放在今天的行業環境里，聽起來像是一種奢侈。平臺講先例，講數據，講流量公式。一個既不迎合市場、也不研究觀眾的創作者，憑什么還能一直有戲可拍、有人愿意演、有平臺敢投？

但寫作對徐兵來說，不是一件以掙錢為目的的事，“你要以掙錢為目的，那寫的時候就得想著我不能白寫，得跟人去說這個項目去。”那樣的話，寫的時候就沒辦法“飛”著寫了。他也不圖被人認同，“你要想著要被人認同這件事，寫作可能就沒啥快感。”

幸運的是，確實有一批演員愿意陪他玩。那些跟他“在相同教育環境里長大的演員”，認同起來方便一些；還有一些在流量上待久了，想換個賽道試試，也愿意來冒個險。他拿著劇本去找演員，《在人間》找了趙麗穎，《金色》找了辛芷蕾。演員說愿意來，平臺自然就會跟進來。

當然不是所有演員都吃他這套——很多人有自己成熟的賽道，“不想搭理我這種，風險也挺大，都正常。”

徐兵不妥協，但也從不抱怨。在當下的行業環境里，平臺做決策的邏輯其實不難理解。一個劇本好不好，說到底是個太虛的概念，誰來演，反而是更實在的衡量標準。有明星，有頂流，有先驗題材，有觀眾叫得上名字的演員，項目才能進入平臺的評估體系。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是這套機制運轉的方式。平臺也有平臺的難處。它不是藝術機構，甚至不只是一個娛樂機構，它有它的生存邏輯。

“我算趕上好日子了，”他說，“你看我今年一甲子，六十了，到現在還有這么多好的團隊、好的演員在陪我玩，這還抱怨？抱怨時代抱怨平臺，有啥可抱怨的？”

他就是“玩一高興”。“先寫了高興，寫完之后要有運氣玩，那就找一堆人再玩一高興，不賠錢就行了。這就是我一直做事的邏輯。”

徐兵今年六十歲，三十歲大學畢業后就一直在寫劇、做編劇，產量高到自己都數不清——可能三十部，也可能四十多部。“我根本不存我自己的東西，寫完了之后我就不要了。”這是一種“搬家”式寫作，寫完一部就離開，進入下一部。

就像徐兵自己的搬家經歷一樣。以前他在昌平虎峪有一個特別大的自建房，房子里的衣服家具一應俱全，他不想去了，也就再也不去了，東西不要了，房子也不要了。“我再沒回去過，換了一個地方住了。”

“我這人就是這樣，一方面很戀舊，一方面說不要就不要了。我自己拍的戲我從來不看，自己寫的劇本寫完了之后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也不會去找，沒有就算了，再寫下一個。”

同樣，對環境，他也是“隨時搬遷”的。這些年，行業的變化越來越快，長劇和短劇的爭奪還沒結束，AI已經站到了門口。一個劇集的誕生方式、觀看方式、甚至創作方式，都在被重新定義。有人焦慮，有人抵觸，有人忙著追趕。

徐兵對這些看得很開。他沒什么接受不了的事。他不抱怨短劇搶市場，他自己也刷短視頻，一刷刷三四個小時。“我不能因為我干長劇，就說它是個垃圾。那垃圾我為什么每天刷啊？”

他覺得長劇會不會死，歸根結底跟故事有關系。故事足夠好，大家愿意看長的；故事不夠好，短的也看不下去。他不替長劇操心。

對于兇猛而來的AI，徐兵也抱著隨遇而安的態度。等到AI徹底大眾化、徹底穩定的那一天，“最后拼的還是一個審美，你操作這件事的審美。AI是個工具，它不可能把我們這個行業所有人取代掉。”

就算有一天他寫的東西沒人演、沒人投了，他可能還是會寫下去。“因為我要不寫的話難受，也沒事干，還是會寫一些沒用的東西。”

徐兵

在這個AI正在重塑一切的時代，徐兵的活法提供了一種耐人尋味的樣本：不是對抗技術，也不是迎合技術，而是把技術當作工具，把創作當作自由，把自己當作尺度。隨波而不逐流，悅己即是世界。

不妥協的人怎么活下來？也許答案恰恰是：他從沒想過一定要活下來，他只是干著自己高興的事，順便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