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俘后40多天被放回，2009年自費請記者采訪他：我不是叛徒

2013年4月初，河南商丘一個63歲的老人攜妻子以及兩名戰友不遠萬里前往新疆，來到了位于新疆裕民縣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的鐵列克提，并在一處名為“忠勇山”的高地盤桓。

“忠勇山”是新疆軍區在2008年特意為這處無名高地命名的，之所以有這樣一個舉動，主要是為了紀念1969年8月13日鐵列克提事件中犧牲在此地的烈士。

圖|袁國孝

根據資料記載，這個63歲的老人是當年此次戰斗中唯一的一個幸存者——袁國孝。

盡管已經時隔幾十年，袁國孝已經滿頭白發，但他仍然清楚的記得自己當年的陣地所在，那時候敵人的飛機在頭頂盤旋，已經埋伏好的敵人向我巡邏隊發起猛烈的進攻：

“雖然許多戰士年齡很小，但面對敵人的侵略，大家絲毫沒有退縮，我親眼看到幾名戰友在身邊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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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蘇關系開始急轉直下，雙方一開始只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執，后來逐漸演變成邊境地區的沖突。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成為蘇聯領導人以后，當時蘇聯的軍事實力大漲，成為名副其實的軍事大國，也是在勃列日涅夫任期內，中蘇之間關系進一步惡化，后來逐漸成為兩國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對峙與沖突。

當時蘇聯在中蘇邊境挑起的沖突就多達1700多起，甚至于勃列日涅夫還想過用核武器攻擊中國。

從1968年開始，蘇聯陸續向新疆增兵

1969年3月2日，蘇聯方面借口有中國人悄悄潛入珍寶島，打著維護邊境領土完整的幌子，公然派軍襲擊我邊防部隊巡邏人員，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還擊。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我軍在裝備上雖然不如蘇軍，但憑借頑強意志，硬生生擋住了敵人的進攻，并掌握了珍寶島的主動權，維護了祖國領土完整。

蘇聯方面在珍寶島吃了虧后，揚言要“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

鐵列克提地區位于新疆裕民縣的巴而魯克山西部地區，因與蘇聯接壤，當時被蘇聯認為是找回場子的絕佳地方。該邊境地區有一塊從沙皇俄國時期就有“爭議區”。

至蘇聯解體后，該地區又與哈薩克斯坦接壤，1999年我國與哈薩克斯坦經過協商后簽署了《中哈關于兩國邊界問題獲得全面解決的聯合公報》，明確了鐵列克提地區的主權，當年屬爭議區的地方明確劃歸中國。

1969年8月13日上午9時15分，時任鐵列克提邊防站副站長的裴映章率領邊防隊按照原定的計劃出發巡邏，在還未抵達巡邏邊境線時，就遇到了侵入中國領空的蘇聯直升機。

裴映章立刻意識到，他們此次巡邏已經被蘇軍偵知，于是電告了指揮部，不過當指揮部請示新疆軍區的時候，軍區指示他們仍然按照原計劃。

可就當巡邏組進入邊境一線巡邏時，立刻遭到了已經提前埋伏好的蘇軍開槍射擊。

根據資料記載，蘇聯方面當時出動了10輛裝甲車，300多兵力，遠遠超出了中方巡邏隊，加之我方增援部隊沒能及時趕到，在巨大的兵力火力的差距之下，鐵列克提之戰變成了一邊倒的屠殺。

巡邏組向指揮部報告了蘇軍開火后，得到指示繼續前進，巡邏組只好冒著蘇軍的炮火，向著附近的無名高地前進，計劃同掩護組在那兒匯合后，共同抵抗蘇軍入侵。

此后蘇軍持續的向我無名高地進攻，后來又出動了車載火箭炮、裝甲車，但都被我巡邏組擊退，后續掩護組也幾次向無名高地靠攏，但都被蘇軍火力壓制，沒能成功。

至當日中午12時，蘇軍裝甲車開上了無名高地，至下午15時30分，蘇軍完全占領了無名高地。

在無名高地巡邏組遭到重創后，掩護組曾不止一次的向無名高地發動進攻，但都被蘇軍擊退，付出了極大的傷亡。

根據資料記載，我軍此戰中共參戰人員109人，傷亡40人，其中28人犧牲（實際為29人，還有一人因醫院搶救不成犧牲）。巡邏組以及掩護組共有22人后來都沒能回得來。

一個月后，蘇聯方面交還我軍遺體一共19具，以及傷員1名，其余兩具遺體下落不明。當時蘇聯方面允許我方進入陣地尋找，至50天后，才找回這兩名烈士的遺體。

我方犧牲烈士名單根據資料記錄如下：

巡邏組（11人）：裴映章（鐵列克提邊防站副站長，指揮官）、李國貞、高春苓（高春林）、李連祥、曹新龍、奕中宣、郭玉峰、劉允增、李貴昌、景長雄、王明遠。
南掩護組（5人）：范進忠（塔城軍分區步兵營一連連長、指揮官）、丁西年、袁國振、賀宗義、李天高（醫院搶救未成犧牲）。
北掩護組（3人）：楊世懷、張克志、李瑞增。
無名高地陣地（8人）：李建、溫炳林、王一兵、余長安、張積禮、劉遺新、王承貞、尹清啟。
無名高地東側山頭陣地（2人）：王永仁、楊政林。

2

袁國孝是在無名高地作戰期間，被敵人的炮彈炸暈的，等他醒來以后，就發現自己被俘了。

1969年8月13日下午，根據袁國孝的回憶，他是被抬到蘇聯人的火車站，被傷痛和口渴折磨醒來的。按照他的回憶，當時我軍一共有四人被俘，除了袁國孝外，分別是裴映章、溫炳林、景長雄，他們四個人都是因為傷重被俘的。

因為蘇聯方面并沒有對我被俘的傷員進行救治，導致了裴映章、溫炳林、景長雄后來不幸犧牲。

袁國孝因為是四人中傷勢最輕者，所以他后來活了下來。

此后在蘇軍醫院期間，袁國孝受到了蘇軍審問，自始至終，袁國孝也沒有配合，就連名字也沒有告訴蘇聯方面。后來蘇聯方面問他：

“你為何參軍時？”

袁國孝答了一句：

“我們邊防軍雖然弱，但我們在自己的領土上巡邏，理通道直。”

后來蘇軍翻譯誤以為“理通道直”就是袁國孝的名字。

鐵列克提事件四天以后中蘇會晤，根據蘇聯方面提供的信息，中方得知還有一名姓李的戰士活著，猜測是排長李國貞，袁國孝則被誤認為是犧牲者。

事實上，從開戰之前，袁國孝就曾接受過教育，一旦被俘，不要泄露部隊的機密，在被俘之初，袁國孝一直擔心自己受到酷刑，還考慮自己一旦受不了折磨，就打碎房間里的燈泡觸電身亡。

不過，預想中的酷刑并沒有到來，袁國孝在蘇聯醫院住了41天，期間除了一個蘇聯軍官對他動手動腳外，其他時候都是比較平和的狀態，而且蘇聯人一開始就告訴袁國孝：

“過幾天就送你回國?！?/p>

袁國孝一開始以為，蘇聯人說送他回國是假的，他或許會在未來某一天被拉出去槍斃。

9月23日上午，蘇聯方面來了幾個人說要送袁國孝回去，袁國孝當即提出要求歸還他被俘是被沒收的東西，同時還提出要見其他戰友，這時蘇聯方面才告知他，他的另外三名戰友已經傷重而亡。

時任軍分區參謀李效智在邊境線的那一頭等著，看到袁國孝走過來，立刻走上去緊緊的抱住了他，袁國孝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周圍的人七手八腳的脫了衣服，摘掉了帽子，《解放軍畫報》記者劉志斌沖上前，迅速將大衣脫下給袁國孝穿上。到救護車上，袁國孝才換上備用軍裝。

后來還是在救護車上，人們問起他的姓名，大家才知道袁國孝還活著，軍區首長得知此事后，立刻把已經安在烈士陵園里的“袁國孝”的墓碑換成了李國貞。

袁國孝并不清楚，他之所以能回來，還多虧了周總理。

1969年9月8日，蘇聯總理柯西金前往越南吊唁胡志明，在返回時途經北京暫留，在北京機場，周總理與他進行了會晤。

為了避免更大的沖突，中蘇雙方達成了維護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的臨時協議。蘇聯方面答應向中方移交遇難烈士的遺體以及俘虜。

應該指出的是，由于蘇聯方面不負責任的態度，中方被俘人員并沒有得到及時救治，導致只有袁國孝一個人活了下來，加之因處于盛夏時節，導致移交回來的19名烈士遺體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腐爛，無法辨認出身份，只能根據衣物、攜帶品、身材、牙齒和骨骼特征等進行確認身份。

3

與絕大多數人想得都不一樣，袁國孝回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

要知道在過去，凡是有過被俘情況的人，歸隊后必須要經過審查，即便是能夠證實無叛變行為，也不太可能繼續留在部隊里。

盡管袁國孝回國后也遇到了嚴格的審查，但整個談話的過程基本上是和風細雨。

回國后第4天，在塔城軍分區召開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袁國孝照著部隊為他整理的稿子，做了重點發言，他發現這個發言刻意避開了被俘二字。

袁國孝傷愈后不僅重新回到了邊防部隊，組織上還決定以后要栽培他。

他也是后來才大概的清楚了其中的原因。

圖|蘇方拍攝的我方被搶走的裝備

1969年3月，袁國孝與家鄉河南柘城近千名青年應征入伍，無論是在那個時候亦或是在今天，能夠參軍入伍保家衛國是極為光榮的一件事。

當然，與現在不同的是，當時的人都很亢奮。

袁國孝是1966年小學畢業，正趕上那個特殊的時候，升了中學以后不久就經歷了多次的聽課開課，后來碰上了招兵的機會，他就選擇了參軍入伍。

對袁國孝來說，當兵打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他當時完全沒想到，戰爭還意味著流血犧牲。

當時在去烏魯木齊的火車上，列車上的廣播里就熱情洋溢的介紹了不久之前發生的中蘇珍寶島戰役，而我軍打了個大勝仗，對于在列車里這群剛參軍的年輕人而言，這樣的勝利極大的鼓舞了他們，他們也渴望到了新疆以后，有機會上戰場建功立業。

袁國孝也是后來才知道，珍寶島戰役期間，有八一廠的攝影師在前線拍攝，后來被剪輯成了紀錄片，在當年召開的九大會議上播放，一些新聞媒體的領導從軍代表處得知新疆軍區也可能也會有動作時，興奮的請纓要去新疆拍攝。

在戰斗中被俘，后來犧牲在異國他鄉的溫炳林就是中央新聞記錄電影制片廠攝像記者。

毫無疑問的是，這種想法在當時太過樂觀了些。

1969年5月，新華社、新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北京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新聞機構的20多位記者扛著各種器材抵達塔城地區的中蘇邊界。

當時，袁國孝和戰友也剛從塔城軍分區騎兵部隊被分配到鐵列克提邊防站，看到這樣一個陣勢，沒有一個不激動的，這意味這他們英勇奮戰的身影將會被拍下來，成為永久的見證。

不過激動歸激動，當時袁國孝并沒有想到，真實的戰場環境遠比他想象的要殘酷，更重要的是，他也完全沒有做好進入戰爭的準備。

袁國孝那時參軍入伍僅有兩個月，期間經受的軍事訓練可以說屈指可數，甚至于他和大多數新兵都是在抵達邊防站以后，才難能可貴的有了一次實彈打靶的機會。

當然，不要說新兵了，老兵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根據資料記載：當時中國軍隊訓練時數嚴重不足，除政治學習外，大部分時間打柴、割草、搞農副業生產，士兵對手中武器性能了解不足，軍官對如何指揮作戰所知不多，不少軍官甚至看不懂地圖。

1969年8月12日下午，又有一批新人充實到了鐵列克提邊防站，共同組成了一支100余人的隊伍，這支百余人的部隊，來自河南柘城的新兵就多達38位，他們將執行一項精心設計的巡邏任務，為抓拍歷史性的畫面，隨行的還有10多位記者。

8月13日凌晨，按照預定的計劃，掩護組率先出發進入預伏陣地，按照當時蘇聯人劃界的要求，這幾處預伏陣地都屬于蘇聯地界，他們是為了掩護早上出發的巡邏隊在邊境的巡邏。

這等于是明確告訴蘇聯方面，我們不承認其“實際控制線”。

盡管戰斗計劃看似制定的很完美，但實際上漏洞百出。

在戰斗發起前，邊防站曾六次組織勘察地形，但其中有五次都被敵人發覺，甚至于邊防站架設電話線到指揮所、增加邊防站的兵力，整個過程全都不做偽裝，都被敵人看在眼里。

8月11日至13日，新華社、新影、八一廠記者10人乘車出入，也被敵人發現。

8月12日，軍分區領導到邊防站了解整編情況，當時邊防站的指戰員希望軍分區領導能夠留下來參與指揮，但他們反過來告訴即將出征的戰士“你們不要急，老修就那么兩下，見了我們不過就是朝天打兩個點射”。

預伏陣地設置過于分散，以至于戰時無法形成合力，只能各自為戰，預備隊配置也嚴重不足，軍區和軍分區甚至沒有設置支援作戰的部隊，以至于戰斗不利情形下，不能及時調派支援部隊，還要從遠在百公里之外的二線部隊去調，等到支援部隊趕到的時候，戰斗早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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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袁國孝回國后是被當成了英雄對待，但他自己心里卻很不是滋味兒。

過去的袁國孝性格很活潑，能說會唱善表演，戰場上打了一仗回來，整個人都沉默寡言了，哪怕是他獲得了自己過去都不敢想的榮譽，被選到各地去演講，也沒有讓他重新開朗起來。

不久之后，袁國孝就流露出退伍的想法，據他自己回憶：當時塔城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得知他想回鄉務農，不愿意留在部隊發展，氣得想打他。

1972年，袁國孝復員回鄉，20天后結婚。

即便是我們今天，也很難理解袁國孝的選擇。

漸漸地，家鄉的人后來也發現袁國孝變了，從以前的活潑變得沉默寡言，就連脾氣也變得十分古怪。

久而久之，一些流言就傳開了。

不少人認為，袁國孝是戰斗英雄只是他“自吹自擂”，如果說他被俘后沒有叛變，是個英雄，那么他為什么沒有留在部隊，為什么沒有提干、為什么沒有入黨呢？

時間一長，就連地方上的公社、大隊、武裝部的干部也懷疑袁國孝是否有變節表現。

袁國孝很清楚地記得，1974年7月4日，他和老家的生產隊長產生了爭執，生產隊長當場就罵了一句他“叛徒”，這讓自尊心很強的袁國孝受不了，他還特意跑到了塔城軍分區，請軍分區的領導開了張證明，他想用這張證明，證明自己沒有變節。

不過，回來后的袁國孝并沒有拿著這張證明四處給人看，而是遞交給了人武部，此后一些流言漸漸剎車。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塔城軍分區考慮到社會上對戰俘的普遍態度，曾勸袁國孝落戶塔城，并愿意為他安排工作，但統統被袁國孝拒絕。

改革開放后，基于國家政策扶持，袁國孝曾經做過很多生意，但是都不盡如人意，最困難時，妻子生病熬藥需要一個砂鍋都買不起。直到1996年才出現轉折，到2006年，他開始“發大財”，做辣椒生意，9天內賺了18萬。袁國孝成了慈圣鎮有名的“辣椒王”。

盡管仍時不時的有些異樣的聲音，但袁國孝也沒有再站出來澄清過。

2006年，河南省為安撫退伍老兵，以參與鐵列克提戰役的名義，將柘城縣1969年入伍士兵全數納入補貼范圍。袁國孝作為當年親歷過此戰的人，受到了地方重視。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袁國孝才真正挺直了腰桿。

2007年，袁國孝接到了塔城軍分區打來的電話，請他幫忙調查在鐵列克提戰斗中犧牲的9名河南柘城籍的烈士。袁國孝對此十分上心，騎著自行車跑了幾天。

不過，由于犧牲的烈士多數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基本上都沒結婚，所以也就沒留下后人，加上家中長輩都去世了，所以大多聯系不到。

袁國孝跑了幾天，最后只聯系到了一位烈士的母親。

2008年10月，受塔城軍分區邀請，袁國孝和戰友楊俊奇一起去了鐵列克提。這處無名高地也是在這年被命名為“忠勇善”。

此后幾年，袁國孝又陸續去了幾次。

2009年，袁國孝自費請了縣城幾名記者采訪自己，并當著記者的面提到了被掩埋在歷史里的鐵列克提之戰，并談到了自己被俘的很多細節，他澄清了當年在他身上加諸的“叛徒”之名，但也沒有自我標榜為英雄。

對袁國孝而言，他覺得自己還不如犧牲在戰場上：

“恨不當初死，留作今日羞，一別40年，我在這里落個叛徒，戰友在這也是離別了人間，無名高地，應該是我的終點，能死到原來的戰場上，能夠拋尸荒野死到戰場上，后來這個事情還是被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