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戰爭中的媒體操控：格倫·迪森在聯合國安理會的發言

格倫·迪森：本來我應該親自到場，但我的航班被取消了，也沒有替代航班能讓我及時趕到。盡管如此，這就是我的演講。

格倫·迪森教授是一位政治分析家，也是歐洲安全與俄羅斯外交政策方面的專家，在地緣政治領域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今天，他將討論烏克蘭沖突如何在前線及輿論戰層面展開，探討媒體敘事如何塑造公眾認知，并影響局勢升級的風險。

以下是格倫·迪森在聯合國大會的視頻發言文字版：

謝謝大家。我真希望自己能親自到場，但仍然感謝你們的邀請。今天能在這里發言是我的榮幸。我想談談烏克蘭沖突是如何展開的？正如你所說，這場沖突既發生在戰場上，也發生在信息領域中。同時，我還想說明我們為什么應該關注媒體操縱敘事、妖魔化對手的問題。

關于政治宣傳最有洞見的著作之一來自沃爾特·李普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美國政府工作后寫下了這些研究。李普曼認識到，自由民主國家往往會把沖突描繪成善與惡的斗爭，以此動員公眾支持戰爭。

根據李普曼的觀點，最大的風險在于，一旦公眾相信對手是純粹的邪惡，那么公眾和政治家都會拒絕任何可行的和平方案。在善與惡的斗爭中，妥協就變成了姑息，反而要求發動戰爭，因為善必須戰勝惡。

聯合國安理會現場

國際安全的核心在于承認安全競爭：一個國家為增強自身安全所做的努力，因此會增強其他國家的安全感。因此，邁向共同和平的第一步，是設身處地地對待對手，認識到彼此的安全關切。

然而，在善惡對立的框架下，哪怕試圖理解對手，也會被視為叛徒。我們應該警惕，我們的政治領袖以及媒體已經不再討論對手的安全關切。那些試圖從對方角度看世界的人，往往被簡單粗暴地歸為普京主義者、親華分子或伊朗辯護者。如果前幾代人也表現出這種程度的幼稚，我們很可能無法在冷戰中幸存下來。

很明顯，媒體并不總是報道客觀現實。當媒體堅信自己在進行正義的斗爭時，往往構建出屬于自己的現實版本，而記者則成為信息戰士。舉例來說，承認烏克蘭武裝部隊的損失會威脅到公眾對戰爭的支持；同樣，承認制裁無效，也會威脅到公眾對制裁的支持。

媒體往往忽視這些現實，而是忠于既定敘事，以確保公眾繼續支持沖突。但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這樣做的結果是切斷了通往可行和平的所有途徑。

因此，我們看到俄羅斯在媒體中必須扮演這種雙重角色。正如我們都看到的那樣，一方面，它被描繪成既無可救藥的落后，又軟弱無力；另一方面，它又被塑造成對西方極具威脅的強大力量。我們被告知，俄羅斯在烏克蘭不成功，但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又能征服整個歐洲。這種敘事的目的是讓西方公眾相信對手極其危險，同時又讓他們放心，只要繼續打下去，俄羅斯就能輕易被擊敗。

在這場沖突中，媒體的核心敘事是所謂的“無端入侵”，由俄羅斯發動。這個敘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暗示俄羅斯是一個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力量，而不是一個對安全威脅做出反應的國家。媒體中幾乎沒有關于“無端入侵”這一敘事的辯論，任何對其提出質疑的聲音，通常都會被抹黑或審查，理由是這些質疑“說辭”為入侵行為提供了合法性。

我認為這種敘事是危險的，因為它暗示任何妥協都是對侵略者的姑息，從而會激勵進一步的侵略。因此，我們被告知，和平需要通過提供武器來提高代價。就像冷戰后的其他沖突一樣，媒體將對手描繪成又一次希特勒的轉世，提醒公眾戰爭及和平、外交及綏靖。或者正如前北約秘書長所言，武器是通往和平的道路。

這樣的敘事極其危險。因為如果這場沖突是被挑起的，那么我們實際上是在玩火，并直接卷入一場與世界上最大核大國的戰爭，而該國認為自己正處于一場關乎生存的沖突之中。

自九十年代以來，我們已經看到，許多西方主要政治家、情報首腦、大使和其他外交官都明確警告過北約擴張所帶來的這些后果。北約的擴張意味著取消泛歐洲安全協議，重新劃分歐洲大陸，重啟冷戰邏輯，并在共同的鄰近地區劃下新的界線。

早在1998年，喬治·凱南就曾預言，北約擴張將在俄羅斯引發一場新的冷戰。他預言道，俄羅斯當然會做出強烈反應。然后那些主張北約擴張的人會說，我們早就告訴過你，這就是俄羅斯人的樣子。但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媒體無法認清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北約的擴張激化了這場沖突。因為承認這一點將意味著有可能為俄羅斯的軍事行動獲得某種正當性。然而，北約國家越過了最后的紅線，把烏克蘭拉入北約的軌道，并將其發展成對抗俄羅斯的前線國家。

請記住，安吉拉·默克爾曾承認，2008年給烏克蘭提供北約成員行動計劃，在莫斯科看來，將被視為宣戰。前英國駐俄羅斯大使羅德里克·萊恩曾這樣評價將烏克蘭拉入北約的做法：“在當時各個層面上，這都是愚蠢的。并且，如果你想和俄羅斯開戰，那這是最好的方式。”

至于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是否會被激怒，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試圖將烏克蘭拉入北約很可能會引發俄羅斯的軍事干預。而伯恩斯也提到，俄羅斯并不希望這樣做。現在，這似乎正是“被激怒”一詞的完美定義，但我們卻不能使用這個詞。

而在2014年2月，北約國家仍然支持了一場政變，試圖將烏克蘭納入北約的勢力范圍。我們的媒體將這場政變包裝成一場民主革命，盡管亞努科維奇是在一次自由公正的選舉中當選的。他的下臺，甚至包括邁丹廣場的騷亂，都沒有得到大多數烏克蘭人的支持，并且違反了烏克蘭的憲法。

有那么一短暫時間，西方媒體報道說，基輔的新當局正在攻擊頓巴斯，殺害那些拒絕承認政變合法性的平民。CNN甚至質疑，頓巴斯人民是否還會再次允許基輔統治他們。

然而，不久之后，媒體的統一口徑被強制推行，頓巴斯的抵抗被描繪成僅僅是俄羅斯為反對烏克蘭民主化而發動的行動。后來我們得知，在政變后的第一天，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就與基輔的新情報主管建立了合作關系，從零開始重建烏克蘭的情報體系，把它作為對抗俄羅斯的代理工具。烏克蘭總檢察長甚至聲稱，政變后，美國實際上把烏克蘭當做自己的代理公民。

我們了解到，議會議員被逮捕，有些人被剝奪了公民身份，媒體被清洗，俄語被清洗，東正教會也被清洗。而頓巴斯的平民年復一年地被殺害。民族主義者和西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破壞了明斯克二號和平協議，并為澤連斯基設定了明確的紅線，使他無法落實自己在2019年贏得的和平授權。

我們還看到，法國前總統的一位高級顧問表示，2021年11月簽署的美烏戰略伙伴關系憲章，讓俄羅斯相信他必須發動攻擊，否則就會被攻擊。我認為可以肯定的說，如果俄羅斯或中國在墨西哥做了這些事情，我們肯定會將其定義為挑釁行為。

然而，我們的媒體卻無法這樣做。為了推銷俄羅斯發動征服戰爭的敘事，媒體從第一天起就宣揚“全面入侵”的說法，暗示俄羅斯動用了全部軍事力量來征服烏克蘭，而不是試圖迫使烏克蘭恢復中立。正因如此，我們看到媒體無法向公眾說明俄羅斯軍隊的較低兵力，和最初行動與征服完全不符。相反，這些跡象表明，俄羅斯的意圖是讓烏克蘭遠離北約。

媒體也無法告訴公眾，在入侵的第一天，澤連斯基證實，他們已接到莫斯科的聯系，討論以烏克蘭不加入北約為基礎的和平談判。而澤連斯基對此表示同意。

媒體無法向公眾告知，澤連斯基本人在三月曾表示，西方有些人并不介意戰爭拖長，因為這意味著可以削弱俄羅斯的力量，即使這會導致烏克蘭的毀滅，并以烏克蘭人的生命為代價。

媒體同樣無法向公眾說明伊斯坦布爾和平談判被破壞的情況。談判結束后，土耳其外長表示：“我干預了……在北約成員國人，有些人希望繼續戰斗，讓俄羅斯變得更弱……他們不太關心烏克蘭的情況。”

因此，媒體本可以討論一種能夠緩解安全競爭、避免烏克蘭成為重新分裂的歐洲戰場的歐洲安全架構，但他們卻選擇將俄羅斯妖魔化為純粹的邪惡，宣揚連外交都應被拒絕的論調。

即使成千上萬的士兵在戰壕中喪生，媒體仍然推動了“烏克蘭正在取勝”的敘事，宣稱俄羅斯試圖恢復蘇聯，淡化烏克蘭軍隊的損失，忽視去俄化政策，以及對烏克蘭男性的殘酷征兵。所有這一切都打著“與烏克蘭站在一起”的旗號，而不顧烏克蘭人民真正的意愿。

即使烏克蘭如今面臨災難，而我們可能最終與俄羅斯直接開戰，人們仍然不愿承認俄羅斯有任何合法的安全關切。相反，一切都仿佛發生在真空中，媒體依然堅持“邪惡的俄羅斯敵人”這一敘事邏輯上的結果，因此是進一步升級，而不是探索通往可行和平的道路。

所以，如果你想理解為什么如今連討論和平都變得不可能，為什么外交被視為軟弱，我建議你看看那些極具危險性的媒體報道，并回想沃爾特·李普曼關于將沖突簡化為善惡對立的警告。

謝謝大家的關注。

視頻截圖

主持人：感謝你，格倫。謝謝你的發言，不僅感謝你參與這場討論，也感謝你在科學研究和公共事務方面的工作。我還建議同事們看看你的書籍、文章以及你主持的播客。

格倫·迪森：讓我補充幾句在演講中沒來得及說的話。解決沖突和戰爭可能極其困難，因為人性與沖突解決的條件往往相互沖突。

人類是群體性動物，我們主要通過群體來獲得意義和安全感。我們也天生傾向于把自己劃分為“我們的內群體”和“他們”或“他者的外群體”。當人們感受到外部威脅時，尋求群體內部的團結以獲得安全與生存是自然的反應。因此，我們往往通過將自身的美德與對手被認為的邪惡本性進行對比，來在內群體與外群體之間畫出清晰的界線。

在沖突中，當白的更白、黑的更黑時，灰色地帶就消失了。這正是阻止個人過度偏離群體的原因。基本上，人們會順從自己所屬的群體，甚至不會討論外群體的關切或利益，因為那可能被視為對對手表示同情。

人類天性中的這種本能，可以被政治宣傳進一步利用。而政治宣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圍繞著塑造內群體與外群體的刻板印象進行的。沖突的所有復雜性都被簡化為好人和壞人之間的斗爭，這是人性所在。

問題在于，這種框架阻礙了沖突的解決。正如我在演講中所說，國際安全的出發點是減少安全競爭。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對手的安全關切，尤其是在與一個自認為面臨生存威脅、為生存而戰的核大國交戰時。

一個關鍵的案例研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美國政府為了動員不情愿的公眾參戰，將德國描繪成徹頭徹尾的邪惡。這場戰爭被宣傳為一場對抗終極邪惡、被去人性化的德國敵人的戰爭，它被稱為“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一場讓世界對民主國家更安全的戰爭。

從這種敘事來看，只有徹底的勝利才能帶來和平。正因如此，像沃爾特·李普曼這樣的人，從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宣傳，轉而成為批評者。因為這種做法導致人們忽視了通過外交手段結束戰爭的可能性，即李普曼所說的“可行的和平”。

即使在德國被擊敗之后，我們也看到這種做法依然阻礙了持久和平的實現。因為當你在與純粹的邪惡作戰時，你無法像拿破侖戰爭后讓法國重返談判桌那樣恢復權力平衡。

相反，我們看到德國必須被徹底擊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經歷了失敗、屈辱，而且這種失敗的目的在于讓德國長期保持虛弱。后來我們了解到，這種做法為另一場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

因此，雖然把對手描繪成純粹的邪惡，似乎是一種表達對本陣營忠誠的愛國行為，但實際上這違背了我們的自身利益，因為它削弱了建立持久和平的能力。

現在讓我引用雷蒙·阿隆的一些觀點。他在1962年曾有一句“名言”：要把國家劃分為善與惡。他寫道，理想主義的外交往往會滑向它的反面。它把國家劃分為善與惡，并通過設想通過戰勝邪惡者來取得勝利，從而實現永久和平。理想主義者自以為已經描繪了純粹的邪惡，卻往往夸大了它的罪行。

而這正是我在冷戰結束后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當西方確立自己為一個集體霸權，并堅稱自己是善的力量時，此后所有沖突都被框定為自由民主國家對抗威權國家，實質上就是好人對壞人的敘事。

確實，在我向聯合國安理會發表演講后，歐洲代表團如預料般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總的來說，他們認為我是在為俄羅斯辯解：“西方不是問題所在，發動戰爭的決定是俄羅斯做出的。”換句話說，整個評估的核心是：“你在說什么？你在推動哪些敘事？” 他們評估的唯一方式就是問你是在使我們合法化，還是使他們合法化。

但我的觀點是，這并不是在選邊站隊的問題，而是連討論對手的安全關切都變得不可能。把這些關切納入考量，對于預測他們的反應，并據此調整我們的外交政策以最大化自身的安全是必要的。要讓人相信我們所推行的政策確實增強了我們的安全，或對烏克蘭有任何好處，一直都非常困難。

還有一種假設認為，西方不會搞宣傳，因為西方由自由民主國家組成，而宣傳是威權國家才會做的事。

現在，這本身就是一個關于宣傳的精彩示范。因為宣傳過去被視為治國術中正常的一部分，人們甚至會自稱為宣傳家。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德國人使用這個詞之后，它才變成了一個貶義詞。

被認為是早期政治宣傳理論主要作者的愛德華·伯內斯，實際上幫助把“宣傳”重新包裝成了“公共關系”。因為我們對手所做的事情被稱為宣傳，而我們自己所做的則被稱為公共關系。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宣傳的作用——通過改變語言來讓公眾信服，而不是依靠理性的論證。

所以我們為自己的行為創造一套語言，而為對手的行為創造另一套語言。這樣做，在再次有助于提升內部群體的合法性，并削弱外部群體的合法性，這對內部團結有利。但如果我們連自己的政策都無法與對手進行比較，那對解決沖突就非常不利。

還可以說，一個世紀前最早研究政治宣傳的學者幾乎達成了共識：自由民主國家實際上更依賴宣傳，因為當主權轉移到人民手中時，就更有必要去管理大眾。從愛德華·伯內斯到沃爾特·李普曼，這一觀點當時并不具爭議。

確實，擴大選舉權與簡化政治話語之間存在明顯的關聯。也就是說，要把復雜的政治現實呈現為一場善與惡的簡單斗爭。隨著群眾管理變得愈發困難，這種關聯愈加明顯。

許多學者也認識到，美國和英國的宣傳更為高效。因為宣傳的關鍵要素之一是信息來源的可信度。蘇聯僅依賴國家機構，所有人都能看出是誰在傳遞信息。

而英國人和美國人則能夠通過非政府機構和私人產業來粉飾或傳遞他們的宣傳。事實上，今天的宣傳依然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的。我們利用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機構來讓事情聽起來更有可信度。

最后我想說，作為一名學者，這種情況讓我極度沮喪。二十多年來，我一直警告不要爆發我們如今在烏克蘭看到的這場戰爭。我警告說，這場戰爭會毀掉烏克蘭，并可能引發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直接戰爭，而這有可能升級為核沖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有人都會成為輸家。

然而，在過去二十年里，每當我提出這些警告時，幾乎都碰壁。人們只把這解讀為站在俄羅斯一邊。因為只要承認俄羅斯的安全關切以及他們可能的反應，就會被簡單粗暴地歸為同情外群體，甚至被看作是對內群體的背叛。

所以我確實看到了這樣的情況：關于北約擴張會削弱泛歐洲安全架構的警告，被視為親俄言論；警告說推動顏色革命只會導致與俄羅斯的沖突和戰爭，也會被指責為親俄；2008年，當北約承諾要擴展到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時，盡管只有少數烏克蘭人希望加入北約，而且明知這很可能引發戰爭，甚至可能導致歐洲分裂，這種警告再次被視為親俄。

到了2014年，當北約國家支持政變將烏克蘭改造成對抗俄羅斯的前線時，災難已經顯而易見，但這也被視為親俄。在七年破壞明斯克協議的過程中，這種行為同樣被貼上了親俄的標簽。因為如果你支持自己的國家，那你就必須始終指責俄羅斯，即使后果是戰爭。

2019年，我們批評北約國家破壞澤連斯基的和平授權，那也被稱為親俄。到了2021年，當戰爭即將到來的警告越來越明顯時，情況依舊如此。我甚至在2021年11月寫了一篇題為《大戰即將無法避免》的文章，這也被簡單地指責為為俄羅斯的軍事行動辯護。

所以再次強調，不能承認對手的存在，因為那就會被視為支持。

2022年，許多西方國家因破壞伊斯坦布爾談判而受到批評，這也被視為親俄、反烏克蘭的行為。盡管結果可預見的導致了烏克蘭的毀滅，這是澤連斯基本人早已警告過的。

在過去四年里，我看到一連串謊言被制造出來，為一場漫長的戰爭鋪路，數十萬烏克蘭人被犧牲在一場根本無法取勝的戰爭中。而這一切都打著“與烏克蘭站在一起”的旗號。我聽到領導人宣稱“武器是通往和平的道路”，同時卻將外交定為犯罪。

無論如何，這一切都打著親美的旗號進行。而如果你持不同意見，那你就是親俄的。

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么？可以預見的是，烏克蘭正在被摧毀，造成了可怕的人道主義后果。從更廣泛的戰略框架來看，我們看到與俄羅斯的關系在未來幾十年都被破壞了。恰恰在世界正向多極化轉變的關鍵時刻，讓俄羅斯站在我們這一邊，本來無疑符合我們的利益。

如今，我們看到歐洲正處于系統性衰退之中：經濟問題若不結束歐洲的分裂就無法解決，還有安全問題，當然還有政治碎片化的趨勢，這些我們將在未來幾個月中看到。現在，我們也看到國際體系正在瓦解，聯合國本身正在崩潰，聯合國的未來也變得不再明朗。

一次又一次，曾經有許多通往可行和平的道路，但每次都被拒絕，因為普京被描繪成希特勒，而俄羅斯被視為一個連和平都無法達成的邪惡國家。一切都回到了同一個根本問題：無法討論對方的安全關切。正如我在演講中提到的，這同樣適用于中國、伊朗，或任何我們如今視為“壞人”的國家。

感謝各位的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