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興起”、分裂與沒落

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南方聲勢卓然壯大是當下時代鮮明的標志。解釋并引領世界歷史的發展是我們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內容。如何認識作為世界歷史上生產與交往匯聚中心之一的“西方”（即西歐、北美地區的資本主義國家及文明），就是其中一項重要議題。這項議題涉及西方的“興起”、分裂與沒落。西方學術界的此類研究仍然陷于“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車轍，尚未形成對西方前景和世界百年變局具備解釋力的新話語。

西方的“興起”

西方的“興起”是西歐北美學界的關鍵論題之一。威廉·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中指出，西方的興起即西方從1500年開始的擴張并獲得世界性的統治地位。他認為，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是推動西方興起的關鍵力量，歐洲經由海外擴張變成了西方；西方的興起意味著“全球范圍的世界主義”，“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主義”促進了從西方向非西方的單向文化交流。麥克尼爾雖然是西方全球史的先驅之一，但依然表現出明顯的“西方中心論”色彩。

另一本從經濟史角度解釋西方“興起”的著作是道格拉斯·諾斯和羅伯特·托馬斯的《西方世界的興起：900—1700》。該書認為，西方興起的關鍵是制度創新，即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造成的經濟增長，民族國家是歐洲政治組織的最高形式。該書還認為，西方歷史上的伊比利亞半島和當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家，都是失敗國家的例子。這是為歐美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和背書，但卻無法解釋西方以外的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后發現象。

喬納森·戴利的《現代西方的興起》提出，“西方”指稱歐洲以及美國和其他歐洲移民社會；“西方”與“西方文明”同義。戴利認為，歐洲之所以能夠快速興起，在于它比其他文化和自身物質環境都更加開放，而其他地區的民族無法輕易復制。戴利還認為，西方經驗有利于其他文明和整個人類文明獲得最大程度的繁榮。這個判斷顯然已經被世界歷史的現實發展證偽了。

包括前述作品在內，西方學術界的核心觀點是把西方的“興起”等同于西方文明的興起、現代化的興起甚至整個人類文明世界的興起。他們把西方作為世界的同義詞，把西方的獨特經驗刻意拔高成所謂的普遍經驗和近代以后唯一正確的發展模式，企圖以此控制世界發展方向。不過，世界人民已經認識到，西方的“興起”是建立在16世紀西歐資本主義萌發之后對亞非拉人民持續數百年的殖民掠奪和剝削的基礎之上，西方對亞非拉國家遭受的困苦磨難負有歷史責任。

西方的分裂

事實上，西方不僅具有內部的多樣性，而且在利益指向上并非鐵板一塊。資本主義國家交往的主要形態是競爭導致的頻繁沖突，缺乏持久穩固的平衡機制，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明顯例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具有突出的等級化和強制性特征。在美國的戰略規劃中，歐洲和日本被設定為產業鏈中游，亞非拉國家被設定為提供原料和傾銷市場的農業國，它們都被設置了發展上限，均不得染指高利潤的高精尖產業。這是無解的體系缺陷。此類剝削體系存在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必然會解體。

美國的霸權主義不僅針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也針對西方陣營的盟友。所謂的西方一經形成，就在不斷分化，西方陣營很多時候都不能維持表面一致。例如，相關研究證明，歐共體/歐盟的建立是歐洲為應對“美國的威脅”而創造的政治和經濟空間融合的區域形式。法國戴高樂時期的獨立自主外交，聯邦德國勃蘭特時期的“新東方政策”，日本推動修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這些事件表明盟友國家試圖擺脫美國的戰略限制。

對此，尤爾根·哈貝馬斯于2004年提出了“分裂的西方”的判斷。他指出，“西方陣營內部引發了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和大陸國家之間的分歧”，“分裂西方的并不是國際恐怖主義，而是現今美國政府的政策”。他認為，歐洲“有必要重新定義其全球角色，尤其要重新定義其與美國的關系”；歐洲各國要作出決定，是在同盟框架中作為盟友依賴美國，還是強化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歐洲，在相對自主的條件下謀求“重建西方”。這是對西方陣營內部殘酷競爭的現實判斷。

西方分裂的不斷加深，迫使歐洲承認世界的多極化。2025年1月，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民調指出，在“西方聯盟”中，只有五分之一的歐洲人將美國視為盟友，比兩年前大幅下降，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西方”正在進一步削弱，歐洲人應該努力發現新世界的機遇。與此相印證，從2022年到202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已經從西方社會的集體無助感，發展到正式承認“多極化”的現實。

西方的沒落

“西方的沒落”是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提出的標識性話語。1918年7月，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出版，這個振聾發聵的書名引起巨大轟動。斯賓格勒用文化和文明的概念表達歷史周期性、必然的有機發展，提出“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運”；從文化到文明的過渡在西方是19世紀完成的。他認為，20世紀初的西方在發展階段上是西方的文明階段，是文化發展到頂點之后走向沒落的開始，因此稱為“西方的沒落”。

在斯賓格勒生活的時代，西方對世界秩序的影響是主導性的。已有研究指出，在19世紀最后30年至20世紀初，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占世界工業生產的4/5以上。因此，斯賓格勒闡釋“西方的沒落”是建立在所有文化都將沒落的前提下，同時也描繪了西方文化的獨特性甚至“優越性”。斯賓格勒強調，“我們西方文化的人是有歷史感的……世界歷史是我們的世界圖象，而非全人類的世界圖象”。他眼中的西方（西歐及美洲）文明的沒落，是與西方文化自身發展邏輯相形而言出現的活力衰落及亂象，而不是與其他地區相比的實力下降導致真正的歷史地位沒落。

在斯賓格勒之后的一個世紀，西方真正面臨沒落危機，特別是“美國的規范性權威已經聲名掃地”。這不僅包括西方經濟實力的下降（如實體經濟脫實向虛、制造業空心化、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持續下滑），也包括西方在全球地緣政治空間上不斷受到削弱。G7的國際作用持續萎縮，G20和G77+1（“七十七國集團和中國”，七十七國集團共有133個成員國）都在發展。西方國家直接面對世界百年變局的現實壓力，以西方為標準任意剪裁世界歷史的舊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綜上所述，西方的形成只是人類歷史晚近階段的一個歷史現象，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無法壟斷、控制全球的人類社會實踐。西方學術界圍繞其“興起”、分裂與沒落的話語，慣性地夸大自身，忽視世界發展的多樣性，這是西方歷史理論的核心痼疾。世界百年變局不僅是全球南方卓然壯大的時代，同時也是西方要“睜眼看世界”的時代，是西方要修正其自殖民時代以來的政治、經濟行為模式的時代，是西方要學習如何在一個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世界中與多樣文明合作共處的時代。所謂文明沖突，早已無法再充當西方利益指向的擋箭牌。人類文明史絕非如麥克尼爾所言“是為實現越來越大權力的一系列突破”。文明是人類的社會化協作的產物，底色是和平合作、互利共贏。當今世界，無數個體經歷組成的多樣文明，正在不斷譜寫人類整體的文明新史詩，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持續構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世界史話語體系構建研究”（21BSS01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