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漢東：以高水平版權保護塑造中國影視全球影響力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文瀾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漢東

吳漢東教授，我國著名知識產權專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文瀾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教育部和外國專家局111引智項目中方首席專家，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法學學部委員、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咨詢專家委員會成員。著有“當代中國法學家文庫·吳漢東法學研究系列”七卷本等，部分以英文、韓文、日文在海外出版。發表學術論文近200篇，其中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發表29篇。2006年5月，在十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上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解“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和制度建設”。2009年、2011年兩次被評為“年度十大全國知識產權保護最具影響力人物”，并于2009年、2011年兩度被英國《知識產權管理》（MIP）雜志評為“全球知識產權最具影響力50人”。

近年來，我國一些文學作品、網絡游戲、網絡影視劇成功“出海”，彰顯了中華文化的力量。在中華文化繁榮復興的當下，我國版權產業正積極培育新質生產力，以精品創作與創新表達為核心，全力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力與全球影響力。其中，影視產業充分發揮視覺藝術優勢，借助虛擬拍攝、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效渲染引擎等前沿技術，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發展成就生動融合，打造出一系列廣受海內外觀眾喜愛的精品劇集。這些作品不僅贏得了國際關注與好評，也日益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載體。

然而，在中國版權產業繁榮發展的同時，知識產權保護的“阿喀琉斯之踵”依然隱痛未消。短視頻的“切條搬運”造成了對原作品的實質性替代與流量劫持，瀏覽器的“聚合盜鏈”直接架空了正版平臺的會員付費機制，網盤的“隱蔽傳播”則阻斷了優質內容的市場變現通路。這些新型侵權形態不僅直接損害了影視權利人的核心商業利益，使其巨額投入難以獲得應有的市場回報，更從長遠上動搖了精品內容持續創作的產業基礎，制約了優質文化供給的良性發展。在我國全面推進文化強國與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時代背景下，有必要將影視產業版權保護提升至現代化治理的新高度，并通過制度優化與司法強化的雙輪驅動，構建“嚴保護、大保護、快保護、同保護”的法治屏障，為我國影視產業參與國際文化競爭提供有力支撐。立足于此，我們須以前瞻視野，綜合考量國際規則演進與本土司法實踐，聚焦影視產業版權保護的核心癥結，以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回應現實挑戰、完善治理體系。

一、強化版權保護，筑牢影視產業國際競爭基石

在國際競爭戰略的理論視閾下，國家間的實力博弈已演變為硬實力與軟實力的雙重較量。以影視行業為代表的版權產業因獨特的軟硬兼具的產業屬性，即外顯為物質基礎的產業硬實力（產業規模與經濟貢獻）與內化為精神內核的文化軟實力（價值觀輸出與文化認同），已成為大國博弈中的重要競爭領域。根據國家版權局統計數據，2024年中國核心版權產業的行業增加值已經達到6.37萬億元人民幣，版權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但相對美國來說，我國的產業競爭力還需持續提升。國際知識產權聯盟（IIPA）最新發布的《美國版權產業報告》顯示，2023年美國核心版權產業對GDP的貢獻已突破2萬億美元，占據了數字經濟總量的51.39%，并支撐了數字經濟中近半數的就業崗位，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7.66%。即便坐擁如此龐大的產業體量，國際知識產權聯盟仍強烈呼吁政策制定者必須優先強化版權保護與執法力度，并將健全的知識產權框架視為持續激發創新及創造就業的關鍵所在。由此可見，在數字經濟時代，嚴密的版權保護體系已超越了私權救濟的范疇，上升為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鞏固全球產業鏈話語權的戰略工具。

放眼全球，美國的版權產業之所以能在數字經濟時代持續領跑，其根源在于長期以來構建的制度護城河。歷史經驗反復昭示，大國崛起及其文化影響力的全球性擴張，往往與其知識產權制度的成熟與演進同頻共振。好萊塢的全球文化霸權，正是這一現象的經典范例，其崛起背后是美國版權法對技術變革的敏銳回應。回溯美國版權法發展歷程，從19世紀末為應對攝影術挑戰而擴展作品受保護的邊界，到20世紀為遏制廣播盜播而創設“轉播權”，再到面對錄像帶、有線電視乃至互聯網時代的“Napster危機”，美國版權法始終扮演著一個動態調適者的角色，持續地為新技術帶來的傳播權益劃定權利邊界，推動作品版權價值的持續釋放。憑借其在全球經濟與法律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美國還通過“特別301條款”等貿易施壓工具，推動其版權標準成為國際通行規則，在全球范圍內追剿盜版，為美國文化產品的海外收益掃清障礙。因此，好萊塢的成功，遠不止于其工業化生產能力，其背后所配套的能夠隨時代進化、為技術創新立規、并為文化擴張護航的強大知識產權制度，在美國文化資本全球積累與價值鏈攀升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版權制度護航產業發展的國際經驗，為中國提供了有效的戰略參考。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長期的國際貿易和文化競爭中也深刻認識到：文化影響力的競爭，不僅是精品內容與傳播技術的競爭，更是一場關于創新激勵與規則制定權的深層博弈，其核心在于培育本土文化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伴隨著我國以影視行業為代表的版權產業在文化復興和技術變革的雙輪驅動下蓬勃發展之時，著作權法也始終保持著對產業新問題的敏銳回應與動態調整，在制度層面有效保障了我國逐步實現從版權引進大國向版權創造與輸出大國的歷史性跨越。2020年著作權法的第三次修正，正是為了回應產業飛速發展所衍生的新型侵權挑戰，重點解決影視、軟件等高投入領域的權利人維權難題：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大幅提高法定賠償額上限、加大對嚴重侵權行為的行政處罰力度，以及確立文書提供令與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此外，針對網絡侵權現象需及時處理的問題，在《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的“通知—刪除”規則基礎上，我國的侵權責任法及后續的民法典，結合行業實際將其拓展至“通知—必要措施”。這一系列修法舉措，體現了立法者以嚴保護的法律威懾破解賠償低、維權難等沉疴的決心，從而切實為本土版權企業的全球競爭構筑起堅實的法治屏障。

二、推進司法探索，遏制技術變革下的侵權異化

隨著民法典與著作權法（2020年修正）的實施，版權人開始積極援引新規以應對數字環境下的新型侵權挑戰。這一維權態勢在短視頻、瀏覽器及網盤等高發侵權領域尤為顯著，并催生了一批具有標桿意義的司法裁判，進而引發了學界關于法律適用與規則解釋的新一輪熱議。從整體觀點看，司法界與學術界在以下幾點逐步形成了共識：

1.平臺對內容傳播介入越深所應承擔的注意義務越高。平臺侵權多數為間接侵權，而間接侵權規則的適用與技術發展密切聯系。當平臺對內容傳播的介入越深，其所負注意義務就越高。例如，算法推薦技術看似中立，但其設計邏輯若優先推送未經授權的熱門影視內容，或平臺通過人工干預設置影視片庫、熱搜榜單等，實質上已對傳播內容具有高度控制權，此時平臺的身份已從單純網絡服務提供者變為集服務與內容提供于一體的綜合性主體，需承擔更高注意義務。當前司法判決中也多秉持這一觀點，例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在某短視頻侵權案件中指出：“平臺的幫助行為，將零星、分散的盜版內容進行整合、推薦，便利了用戶查找和瀏覽，加速侵權視頻傳播，是導致盜版內容大規模蔓延的關鍵原因。”由此可見，平臺的技術介入與行為選擇在著作權侵權判定中具有重要意義。技術能力并非是免責事由，而是衡量責任邊界的標尺，對內容傳播的控制力越強，獲利越多，其對盜版內容的版權治理責任越重。這不僅契合間接侵權制度強化權利人救濟、抑制損害擴大的初衷，也體現了在技術迭代背景下，對“技術中立”作情境化、動態化解釋的必然趨勢，從而實現技術創新與版權保護的再平衡。

2.通知必要措施的適用應從“單純刪除”向“有效制止”升級。及時制止侵權是網絡侵權案件中的核心訴求。當前司法實踐日益強調“必要措施”的有效性，即平臺采取的措施應當能夠實質性地阻斷侵權后果的擴大。例如，針對“瀏覽器﹢流暢播”等模式，越來越多的案例支持權利人提出的采取屏蔽特定侵權關鍵詞、停止侵權內容推薦、禁止對盜版作品提供流暢播等多元化措施的訴求。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指出，如果仍然按照“通知—刪除”規則進行處理，那么行業又將陷入到“通知—刪除—再通知—再刪除”的無意義循環，不僅不當加重權利人的維權負擔，也無法實現有效制止侵權的效果，因此需要平臺根據侵權行為的類型和技術的特點，采取足以制止侵權行為的合理措施。從現實技術發展來看，目前行業內對于盜版視頻進行識別、過濾、攔截的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如果說技術的發展讓侵權傳播變得更為精準和迅速，那么對于平臺治理的水平也理所應當有所提高，這也是責任與收益相一致的體現。

3.版權間接侵權也可適用懲罰性賠償。目前，我國已經從立法層面構建了完整的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體現了立法者希望通過提高侵權違法成本與有效震懾侵權者，實現以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來優化營商環境、激勵創新的深層戰略目標。間接侵權是否可適用懲罰性賠償，學術界與實務界曾對此存有爭議，但從法教義學視角看，民法典和著作權法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均未排除間接侵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中第三條第二款第一項也規定，“被告經原告或者利害關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繼續實施侵權行為的”，可初步認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識產權的故意。2025年，廣東高院與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分別在快手侵害《德云斗笑社》《長相思1》著作權案的二審判決中均適用懲罰性賠償，作出6000萬元與2900余萬元的判賠，兩案判決均明確了間接侵權構成懲罰性賠償的要件，并分別從許可使用費和侵權獲利的角度對賠償基數進行了嚴密論證。未來，隨著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中主觀要件認定標準的細化、基數計算方法的成熟、舉證規則的完善，相信懲罰性賠償制度有望邁向常態化運行，真正成為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優化營商環境、激勵創新創造的重要制度利器。

三、完善定價規則，確立影視版權司法保護基準

盡管制度完善與司法探索已取得顯著成效，但必須正視的是，在影視版權侵權案件中，賠償數額低的問題依然是困擾權利人維權的核心問題。尤其在涉及平臺幫助侵權的案件中，多數判決仍是通過法定賠償進行概括性認定，導致判賠額與作品真實市場價值脫節。要讓嚴保護的法律威懾真正落地，需在司法實踐中堅定全面賠償的理念、重視證據規則與經濟分析方法的運用，從而構建起與版權產業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損害賠償機制。

1.以知識產權合理價值為基礎展開司法定價。法院對損害賠償的認定，是法官基于合理的交易、慣例及公共政策等對無形資產的價值所作出的一種司法定價。這種定價不宜進行主觀臆斷，而應回歸知識產權的“合理價值”基準，即以“成本﹢收益”為基礎來模擬交易價格。以影視著作權侵權案件為例，當前精品影視內容的制作成本動輒過億，受眾覆蓋數億網民，并且走出國門影響海外受眾，因此裁判者在考量影視作品高昂制作與宣發成本的同時，更應正視其在市場上的優勢競爭力，確保侵權人的賠償高于市場交易的平均價格和成本，從而體現知識產權作為核心戰略資源的稀缺性與高附加值。此外，還需矯正法定賠償的功能異化，明確其僅作為數量計算方法不敷使用時的替代性賠償方法，而不應成為司法裁判的路徑依賴。在能夠通過證據證明實際損失、侵權獲利或許可費倍數的情況下，應優先適用計量賠償，避免因過度依賴法定賠償而導致對高價值影視作品的低價保護。例如，在《德云斗笑社》案中，法院在認定侵權行為構成實質性替代后，以可查明的作品制作成本為基礎，裁量性確定作品在首輪熱播期的年度許可費標準，再結合侵權持續時間計算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從而增強損害認定的說服力與可預期性。由此可見，我國著作權損害賠償的司法實踐，也正經歷從酌定賠償向基于證據的計算裁量的范式轉型，相信隨著更多司法案例的積累，將會逐步構建一套符合版權產業規律的司法定價體系。

2.以舉證妨礙破解數據黑箱。在網絡版權領域的司法訴訟中，原告、被告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例如，侵權影視作品的播放量、廣告展現數據、會員收費情況等核心證據，往往被封鎖在平臺運營方的服務器后臺，成為權利人無法觸及的黑箱。這種證據的結構性偏在，直接導致權利人難以精確證明實際損失或侵權獲利，裁判者也難以進行準確計算，因此往往選擇法定賠償。為破解這一困局，有必要積極適用著作權法（2020年修正）新增的文書提供令（舉證妨礙）制度，當權利人已經盡力舉證（如提供了第三方監測數據、推算模型等初步證據），且有理由相信關鍵數據、信息由侵權人掌握時，法院應依申請或職權責令侵權人披露相關數據。若侵權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或提供虛假數據、進行數據隱匿與篡改，法院應認定其構成舉證妨礙，并采信權利人的主張或基于全案證據作出對侵權人不利的推定。司法應當通過這種強有力的程序性制裁，倒逼數據持有者履行披露義務，讓數據黑箱不再成為侵權者逃避高額賠償的避風港。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也發文指出：“依法加大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力度，合理運用證據規則、經濟分析方法，確定、彌補、挽回因侵權導致的市場損害，確保權利人得到足額充分賠償。”由此可見，以市場價值為基礎、以充分賠償為目標、以證據規則為保障，也已成為我國的司法導向。

3.以經濟分析實現合理定價。司法定價應當引入更為精細的經濟分析方法，以提升判決的科學性與公信力。網絡版權侵權案件中，權利作品的投資成本如制作費、授權費，市場容量如播放量、用戶覆蓋，同類產品的競爭狀態如同類作品的授權許可費，以及作品的社會認可度及市場前景，共同構成了“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要素，也為經濟分析方法的適用提供了扎實的價值錨點。因此，在司法審判中，一方面應推廣許可費倍數法的實質性適用。法院可深入分析案涉作品在類似交易場景下的許可費率結構，結合侵權行為的持續時間、覆蓋范圍及對正版市場的替代效應，運用倍數邏輯推導賠償數額。另一方面，應引入“貢獻率分析”與“隱性損失評估”。在計算賠償時，不僅要考量顯性的流量變現收益如信息流廣告收入、直播打賞分成等，還應運用經濟學模型如“用戶使用時長—收入轉化率”“廣告加載率—播放量關聯度”等，量化侵權內容對平臺整體用戶黏性，如侵權視頻帶來的日活躍用戶留存提升、品牌溢價的貢獻率。同時，不能忽視侵權行為對權利人造成的全生命周期損失，包括因“窗口期”被破壞導致的會員流失（如熱播期內用戶因觀看侵權視頻放棄訂閱正版）、IP品牌商譽的貶損（如侵權內容的低質剪輯對作品藝術評價的負面影響）以及后續衍生開發收益的減損（如IP授權游戲、周邊的開發潛力下降）。通過構建“法律﹢經濟”的復合型定價模型，將抽象的法律權利還原為具象的市場價格，進一步實現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