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尊崇到否認：吳晗對胡適態度轉變背后

本文轉自夜讀名人往事，作者黃紹筠

一

1954年，舉國開始胡適思想的批判運動，胡適在大陸的許多弟子與友人，或主動，或被迫投入了這一大潮，其中包括有些后來被學界尊為大師的人。但吳晗卻始終沒寫批判文章。對于這事，吳晗的友人說法頗不一致。黃裳在為《吳晗全集》寫序時認為：“說他是念舊情也可，說他未能劃清界限也未嘗不可。”但據吳晗好友夏鼐在紀念文章中說，1949年以后，吳晗“也不諱言自己是胡適的學生，不過在政治覺悟提高后便‘反戈一擊了”。言談之間，對故人“反戈一擊”頗不以為然。不過，夏鼐沒有說明吳晗在何時“反戈一擊”的。

吳晗、袁霞夫婦

另據與吳晗有同門之誼的羅爾綱回憶，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時，吳晗的夫人袁震曾當著吳晗的面對羅爾綱說：“你和吳晗都是給胡適思想影響很深的，必須好好改造。”吳晗當即說：“聯大從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適工作，可他頑固不化，我的腳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廳了。”羅爾綱據此認為，吳晗“于解放前三年就與胡適斷交，劃清界限”。連吳晗在內，四個人四種說法，讓人頗有羅生門之感。

如今，吳晗本人業已成為20世紀中期中國政治與文化的研究對象之一，他與胡適的關系，折射出中國政治與學術互動的復雜內涵。在這個問題上，吳晗自己的言論是最有說服力的。記憶心理學認為，當事者的回憶，總不由自主地進行篩選，過濾掉一部分自己不希望保存的東西，凸顯出自己希望張揚的東西。這也是我們考察分析吳晗自述與胡適關系時的主要準則。

二

1950年，吳晗發表過一篇自傳體的文章，題為《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關于胡適，是這么說的：

在中國公學的最后一學期，寫了一篇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賣給大東書局，得了80元稿費。這篇論文是在胡適之的中國文化班上寫的，他很欣賞。這學期結束，胡適之被迫離校，在那時候，他是反對蔣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國公學再念下去也無聊，剛巧有了這筆稿費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1931年夏天考進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年級。還是由胡適之介紹，系主任蔣廷黻給我一個工讀生的機會，每天工作2小時，每月得15元的報酬。

吳晗

吳晗1929年秋季升入中國公學大學部，胡適作為校長，給他上過《中國文化史》課。次年5月，胡適辭去校長之職，他與吳晗僅有兩個學期的師生關系。當時，胡適已是名滿天下的學界領袖，吳晗只是初入大學的及冠學子，前者的著作與教學都對后者有啟蒙作用。1930年3月19日與6月29日，吳晗在中國公學時給胡適寫過兩封信，前信請教有關法顯《佛國記》的問題，后信則討論曹雪芹生平與生卒，明顯受到胡適佛教史研究與《紅樓夢》考證的影響。

他在給胡適的第一信里說：“除了先生以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應該說是他向胡適求教的肺腑之言。后信是在獲悉胡適辭職北上僅月余后寫的，信尾附筆道：“我下半年要轉學到北平燕京大學去讀歷史系，想請先生寫一封介紹信，不知可以嗎？”胡適是否代為介紹不得而知，但吳晗在胡適走后就要轉學燕大，顯然有追隨北上的意味在。因而吳晗在1950年說，“他一走，我想在中國公學再念下去也無聊”，是真實的想法;而自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則是言不由衷的諱飾之語，他已不想暴露當初北上的真實動機。

但直到此時，吳晗還是承認胡適在學術上對他的重大影響，把胡適對他“很欣賞”保存在自己的記憶里。他在1954年批判胡適思想時保持沉默，應該與這種回憶不無關系。黃裳說他對胡適“念舊情”，“未能劃清界限”，都是言之有據的。由此看來，1952年吳晗對羅爾綱說的那番話，一方面固然有與胡適在政治上撇清的考慮在，另一方面，吳晗從抗戰后期起明顯左轉，以致引來國民黨方面“吳晗諾夫”的綽號，胡適也對人說過“吳晗可惜，走錯了路”，因政治觀點上“君向瀟湘我向秦”，吳晗從昆明回京后與胡適少有往還，也應不虛;但對胡適學術對自己的影響，并未一筆抹殺。故而羅爾綱說他在解放前三年就與胡適劃清界限，則未免過早。

1957年吳晗在其《自傳》里再次述及與胡適的關系，一方面仍然保持著1950年的口徑：“學年論文《西漢經濟狀況》胡適很賞識，介紹大東書局出版”;“插班進清華歷史系二年級，沒有錢上學吃飯，胡適介紹我找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但另一方面，在學術影響上，吳晗已經有意識地作自我批判，他回憶1930年代在清華求學與任教的經歷說：

陳寅恪在清華大學

選課也只選中國史方面的，受陳寅恪影響很大。受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的思想影響都很大。雖然和他們的往來并不多，讀他們的文章卻很多，治學的方法，以至立場基本上是胡適的弟子。胡適和陳寅恪的考據，顧頡剛的疑古，都在我這時期的著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雖然因為和另一些人接觸，在文章中出現了一些經濟基礎社會背景的話，遭到他們的斥責，但是他們仍然很看重我，以為將來一定可以成為如他們所期望的資產階級的學者。

雖然不得不承認“基本上是胡適的弟子”，受胡適、陳寅恪與顧頡剛的影響，但“深刻的烙印”等用語不再有自炫的成分，明顯有逃離的傾向。與此同時，不但在人際關系上聲明“和他們的往來并不多”（是否如此，下文分解），而且強調在學術觀念上與胡適等人的分道揚鑣，以至“遭到他們的斥責”云云。夏鼐所說吳晗1949年后“也不諱言自己是胡適的學生”，大致持續到1957年“反右”以前，當然，其間已有從暗自肯定到有意疏遠的重大轉變。盡管如此，對胡適的學術給自己的影響，吳晗尚未全面否認。

三

1957年“反右”以后，吳晗再次提到胡適是1962年7月與《北京日報》記者關于研究歷史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吳晗從自己學歷史談起，一再強調“我是自學的，過去自學，現在自學，沒有跟過任何老師。這話說來不大合理，我上過小學、中學、大學，為什么還要說沒跟過老師”，關于大學，他這樣說：

又到上海中國公學念了一年。這時（1929年）我寫了一篇《西漢的經濟狀況》賣給大東書局，得到80元稿費。拿到這筆錢后，我就于1930年跑到北京來考大學。……后來清華大學破例收我作插班生，我進了史學系二年級。

行跡編年依舊，但胡適、陳寅恪、顧頡剛與蔣廷黻等對這段經歷起過關鍵作用的人物，卻作了虛化處理。談話另一處盡管還提及他們，口吻卻與此前大相徑庭：

當時史學系主任是蔣廷黻，一個十足的洋奴，他上課用洋文，連對老婆講話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寫。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適改了發表，因為不通。

我跟陳寅恪先生還學了三年，聽他講隋唐史。他研究得很細，如唐代李姓考，也沒有學到什么。

三十年代，我進清華大學讀書時，教師中沒有一個人研究明史，全國也沒有人研究。明史知識，我是靠自學得來的。

胡適之做過我教師，沒給過我什么。我沒有從蔣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識。我之有些知識，主要靠自學。

1964年的吳晗

作為一個經過大學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吳晗當然深知大學主要靠自學，但名師的點撥開悟在其間卻能起到關鍵作用，而這種指點主要是在方法上，未必一定要在明史之類的具體知識上。這段強調自學的談話，意在否認與胡適等人的學術淵源。對清華園里有“教授的教授”之稱的陳寅恪，以吳晗的學養不會掂不出其學術分量。他在1957年《自傳》中雖欲保持距離，尚且承認陳寅恪的考據給他的著作“留下深刻的烙印”，但到這年卻說從他那里“也沒有學到什么”，哪種說法更符合實際，不言而喻。當然，后一說法，與“大躍進”時代郭沫若號召歷史系大學生超過陳寅恪，以及主流史學不認可陳氏史學觀念也是息息相關的。

還是圍繞著與胡適的關系，從吳晗的書信來梳理兩個問題：其一，在私人關系上是否“往來并不多”;其二，在學術關系上是否“沒給過什么”。

四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吳晗的學術天分在中國公學的一年里就引起了胡適的關注，故而在1931年給吳晗的第一封回信劈頭就說“我記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這一年的師生關系對吳晗走上史學之路至為關鍵。但吳晗北上轉學燕京大學愿望落空，這是因為他在中國公學的英文成績為C，便由顧頡剛推挽暫入燕大做圖書館員。

次年，吳晗報考北大與清華的二年級插班生，第一志愿顯然沖著在北大任文學院長的胡適去的。考試過后，吳晗去見胡適，其時他因備考早就辭了燕大圖書館的工作，還把弟弟接來北平報考輔仁大學附中，經濟上捉襟見肘，陷入困頓。這次會見，吳晗在1931年8月8日致梁志冰信中有所披露：“猶記月前往適之師時，渠時適知生窘狀，曾詢生以需錢用否，如欲錢用，彼言時即手取錢袋欲以相授，生當時謝絕。”八月發榜，吳晗終因數學零分而與心儀的北大失之交臂，卻被清華大學錄取。這一結果，吳晗自稱“恰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之喻”，其原因首先當然是胡適在北大，其次“蓋因在清大校內謀事極為不易”，而他則必須通過工讀自籌與弟弟兩人在京求學的全部費用，故而他自稱“遂處于極端為難進退狼狽之地位”。

進退兩難之際，吳晗又去找胡適，胡適“勸他決定入學”，并慨然允諾給予幫助。胡適沒有食言，8月19日他親自致函清華代校長翁文灝與教務長張子高：

清華今年取了的轉學生中，有一個吳春晗（按：吳晗原名），是中國公學轉來的。他是很有成績的學生，中國舊文學的根底很好。他有幾種研究，都很可觀;今年他在燕大圖書館做工，自己編成《胡應麟年譜》一部，功力判斷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到工作的機會。所以我寫這封信懇求兩兄特別留意此人，給他一個工讀的機會。他若沒有工作機會，就不能入學了。我勸他決定入學，并許他代求兩兄幫忙。

與此同時，胡適也應給清華史學系主任蔣廷黻打過招呼，蔣給胡適的函件直呼大哥，關系更近。對這次求助，吳晗在8月27日致梁志冰信中說：

前日往見適之先生，云已耑函清大校長翁文灝、文學院長馮友蘭及史學主任蔣廷黻諸先生，并生所撰之《胡應麟年譜》送交清大，囑為生在清大覓一位置，已得答復，允為在史學系找一工作，名義為助教或其他未定，工作為整理大內檔案，報酬至少為維持生活云云。適之師又恐生錢不夠用，另借40元為入學后購書之費，并囑安心入學，一切事渠又設法，盛意深情令生愧怍無地。

由于胡適的推薦，吳晗在到清華報到時受到特別的待遇，這也有他1931年9月9日致梁志冰信為證：“9日晨晤教務長張子高先生及史學系主任蔣廷黻先生，俱以胡師曾函托關照，對生甚為青目。關于工讀事蔣氏已定于下周開教務會議時以史學系名義通過此，不過手續關系，其實毫無問題。”由于胡適的關系，其工讀事一路綠燈，不過履行手續而已。胡適鼎力相助他入學清華，并順利解決工讀手續。如此密切的關系，恐怕絕非如其后來所說的與胡適“往來并不多”。

五

再來看第二個問題。吳晗在入學次日致信梁志冰說：“清大環境之佳為國內第一，水木清華軟紅不起，自幸得此仙境，此生差為不虛。三年內已定耑攻明史，秦漢史則以積習已深，暇中猶復不能忘情，然已降作附庸。”由此可見，吳晗當時的史學興趣主要在秦漢與明代兩段，他此前撰寫《西漢的經濟狀況》與已著手做的《胡應麟年譜》，都不過是初入史學之門的嘗試而已，其立志治明史，當在入學清華以后。這一決定，固然與其本人學術旨趣有關，但與胡適關系極大。據胡適在吳晗入學三天后致信說：“蔣先生期望你治明史，這是一個最好的勸告。”這與其說是蔣廷黻的勸告，還不如說是胡適為吳晗在設計今后的學術方向。就在9月12日的信里，胡適說明了之所以讓吳晗專治明史的理由：

秦漢時代材料少，不是初學所能整理，可讓成熟的學者去工作。材料少則有許多地方須用大膽的假設，而證實甚難。非有豐富的經驗，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歷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因為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一解，皆容易證實，最可以訓練方法。

這是胡適在深思熟慮后以一個學術前輩對史學后進的中肯指示。不僅如此，胡適在這封信中還答復了吳晗的問學，共有五項，更是對吳晗治明史的直接指導：

你問的幾項，大致可以解答如下：

（1）應先細細點讀《明史》;同時先讀《明史紀事本末》一遍或兩遍。《實錄》可在讀《明史》后用來對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傳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號、籍貫、謚法，隨筆記出，列一表備查，將來讀文集雜記等書便不感覺困難。讀文集中之碑傳，亦須用此法。

（2）滿洲未入關以前的歷史，有人專門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叢刊）《清開國史》（商務）一類的書。你此時暫不必關心，此是另一專門之學。謝國楨君有此時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圖書館出版。（孟心史現在北大）

（3）已讀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試作“專題研究”之小論文;題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題大做”，可以得訓練，千萬不可作大題目。

（4）劄記最有用。逐條必須注明卷冊頁數，引用時可以復檢。許多好“專題研究”皆是劄記的結果。

（5）明代個人記載尚少，但如“倭寇”問題，西洋通商問題，南洋問題，耶穌會教士東來問題，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資參考。蔣廷黻先生必能指導你，我是全外行。

對照吳晗1962年那番談話，有必要指出兩點。其一，吳晗進清華時，明史絕非如他所說“全國也沒有人研究”，胡適提到的孟森就是大家。其二，從胡適推重蔣廷黻在明代中外關系史方面“必能指導你”，蔣氏史學也絕不如吳晗后來所鄙夷的那么糟糕，他當時在中國近代外交史方面已有獨具識見的論文發表，其代表作《中國近代史》雖然成書在其后七年，也不能說他“中文不通”，更不能說“沒有從蔣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識”。

再來說胡適，無愧名師大家，對吳晗治明史的指導要言不煩，開示到位。他不僅從大處指點吳晗，甚至連論文中對歷史人物“不宜多用表字”等細節都逐一指出。

而吳晗既經點撥，豁然開朗。他一周后給胡適的信里就坦承從胡適那里獲得的啟示與教益：

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幾項，讀后恍如在無邊的曠野中，夜黑人孤驟然得著一顆天際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在上星期已托人買來了崇文本的《明史》，逐日點讀，另外做了幾千張卡片裝了幾只匣子，分為（1）人名（2）書名（3）紀事三種，按類填定，比較復雜的就寫上札記簿，準備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吳晗在1932年4月24日給胡適信中又說：“這半年來讀《明史》發生了無數的問題，其中最叫人疑心的一個是胡惟庸事件。”這也證明他后來撰著《胡惟庸黨案考》，是遵循胡適“細細點讀《明史》”的產物。

總之，吳晗專志于明史，在史學方向與治史方法上，多得胡適設計與指教。胡適愛才若渴，幾乎逢人說項，當時的吳晗對此是感銘在心的，這也有他1931年9月18日給胡適的信為證：

從（羅）爾綱兄處得到先生勉諭的話，非常感激，同時又慚恨自己過去的不長進。我不敢向先生說一些“道謝”的浮文，只是時時刻刻警戒著自己，使他日不致辜負先生的期望和好意。

據蘇雙碧的《吳晗傳》說，1934年《清華年刊》登出了吳晗的畢業照，上有吳晗題字云：“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少說些空話，多讀些好書——錄胡適之先生語”，真切表明胡適對他學術宗旨與治學方法的深刻影響，而吳晗也顯然以此為榮的。兩相對照，吳晗在1962年談話中一再強調在學術上胡適對自己“沒給過什么”，顯然是欺心之論。

六

吳晗自述與胡適的關系，有一個演變的過程。1949年以前，他對自己與胡適在學術與人事的雙重關系上從未否認過。1950年，他在與胡適的人際關系上開始有意識的遮蔽，其中包括他向羅爾綱強調與胡適中止私人往來的表白。在學術關系上，吳晗雖仍承認胡適的影響，但已轉向了自我批判。他在《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里說：“由于受了胡適之極深的影響，治學鉆到考據的牛角尖里去，也就不會有什么好的成績了。”

夏鼐

實際上，吳晗在明史上最好的成績，且不論《朱元璋傳》，仍是《胡惟庸黨案考》與《明成祖生母考》那些深受胡適影響的考據論文。較之1950年，吳晗1957年“反右”前夕的《自傳》，在人際關系上采取有意疏離的態度，在學術關系上，雖然還不得不承認胡適的影響，卻已明確采取批判的態度，開始了夏鼐所說的“反戈一擊”。至于到1962年，吳晗就完全罔顧事實，在學術關系上也矢口否認了胡適的重大影響。

1949年以后，吳晗對昔日導師從違心之論到欺心之論，與他對當時領袖從輸心之語到輸忠之語，兩者在強度上都呈現出與時俱進的態勢，而最終定格在1962年的那番談話中。在那篇談話中，吳晗再次提到毛澤東對他的《朱元璋傳》“提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也就在這年，江青向毛澤東建議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一場悲劇正在醞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