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1年的那個夏天，東京有些悶熱。
一位75歲的老者，在榻榻米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在這個島國，他是受人追捧的漢學泰斗，徒子徒孫一大堆；可隔著那片海，在中國的老百姓心里，這名字早就爛透了。
這人就是胡蘭成。
但這并不是故事的全貌。
那會兒，他還沒用回本名，對外自稱“張嘉儀”。
1950年初，這位看似敦厚的“張嘉儀”老師，行李都打好了。
可偏偏在上海歇腳的那兩天，他變卦了。
這一變，讓他躲過了后來的狂風驟雨，但也讓他這輩子再沒機會開口解釋，最后只能死在異鄉。
很多人覺得他是嚇破了膽，其實不對。
這一變卦背后，藏著一個頂級投機客對局勢最冷血、也最精明的算計。
把鏡頭切回1950年的春天。
那會兒的胡蘭成，已經在溫州一所中學里“貓”了四年。
他跟人吹噓自己是河北名門之后，話里話外還暗示跟晚清名臣張佩綸——也就是張愛玲的祖父，沾親帶故。
他在溫州教書育人，那是滿口的仁義道德，書法寫得也漂亮。
日子太平嗎？
太平。
可他知足嗎？
才怪。
像胡蘭成這種人，骨子里就耐不住寂寞。
溫州對他來說，也就是個避雨的亭子，絕不是歸宿。
眼瞅著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各路能人都往北邊跑，他那顆想“出人頭地”的心，又開始癢癢了。
擺在他面前有個死結：身份見不得光。
國民黨的通緝令上有他，共產黨的戰犯名單里也有他。
想洗白，難如登天。
但這人膽子大，走了一步險棋：找靠山。
以前政界那些狐朋狗友是用不上了，死的死，關的關。
為啥選梁漱溟？
胡蘭成心里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
頭一個，梁漱溟是新儒學的大宗師，惜才；再一個，梁漱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是中國共產黨都要敬三分的貴客。
只要梁漱溟點頭，這就等于拿到了一張通往新政權的“護身符”。
從1946年底開始，一封封署名“張嘉儀”的信，像雪片一樣飛向北京。
他那是順著梁漱溟的毛摸，甚至在信里肉麻地寫道：“這幾十年的老朋友里，沒人像您這么懂我?！?/p>
這一捧，把梁漱溟給捧暈乎了。
梁漱溟是個正人君子，君子最容易被所謂的“知己”蒙住眼。
他哪能想到，這個對他頂禮膜拜的“張嘉儀”，就是當年搖唇鼓舌吹捧“中日親善”的胡蘭成。
一來二去，這關系就鐵了。
等到胡蘭成在信里假惺惺地流露出“不想老死在溫州鄉下，想為國出力”的意思時，梁漱溟動了惻隱之心。
這對胡蘭成來說，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還是肉餡的。
1950年初春，胡蘭成上路了。
從溫州出來，一路順風順水。
這時候的他，離“洗白上岸”就差臨門一腳。
到了上海，他住進了以前學生熊劍東的老宅子。
熊劍東是個偽軍頭目，早沒命了，留下的遺孀根本不知道胡蘭成的老底，只當他是亡夫的恩師，好吃好喝招待著。
按原計劃，他在上海歇兩天，整理一下舊稿子，然后買票北上。
只要腳踏上去北京的火車，胡蘭成的下半輩子，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
可就在這兩天，上海的風向變了。
那天正好下雨，胡蘭成躲進路邊一個舊書攤避雨。
書攤老板正唾沫橫飛地跟人侃大山，聊最近的新聞。
聊啥？
“鎮反”。
新中國剛成立，為了把政權坐穩，一場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正在醞釀。
上海這種以前藏污納垢的地方，更是清理的重點。
那老板嘴里蹦出來的詞兒，聽得胡蘭成后脊梁骨直冒涼氣：“清理反動殘余”、“抓捕戰犯”、“嚴懲漢奸”。
再看配圖，好幾個他以前熟得不能再熟的同僚，正被五花大綁游街示眾。
這一瞬間，胡蘭成那個發熱的腦瓜子，像是被澆了一盆冰水，徹底涼透了。
他趕緊重新盤算這筆賬。
可輸面呢？
梁漱溟保的是“張嘉儀”，可保不了“胡蘭成”。
北京那是啥地方？
那是政治中心，熟人多如牛毛。
只要有一個人認出這張臉，或者有人從筆跡里看出貓膩，甚至只要檔案部門稍微查查履歷，“張嘉儀”這個肥皂泡立馬就得破。
到時候，欺騙梁漱溟的罪名，再加上漢奸的老賬，足夠讓他死得連渣都不剩。
這還不是概率問題。
在胡蘭成看來，這是鐵板釘釘的事。
共產黨辦事那種嚴密勁兒，遠不是他以前糊弄的那些舊官僚能比的。
這筆買賣，怎么算都是虧本，而且是拿命虧。
想通了這層，胡蘭成的反應快得驚人。
一點猶豫沒有，對那個“即將到手的富貴”，連看都不多看一眼。
當晚，他連夜把去北京的車票給退了。
他給梁漱溟寫了最后一封信，托熊太太寄出去。
信里寫得依然是冠冕堂皇：“張嘉儀不敢接受任命，心里惶恐得很，實在不忍心連累梁兄的大義?！?/p>
這話聽著像是羞愧，其實是為了掐斷線索，防止梁漱溟繼續查他的下落。
緊接著，他選了另一條道：往南跑。
火車也不坐了，走地下黑道，先溜到廣州，再偷渡香港，最后逃去日本。
這是一條亡命天涯的路，意味著從此得隱姓埋名，在異國他鄉飄著。
可對胡蘭成來說，這也是唯一能保命的路。
回過頭來看，胡蘭成這一輩子，活脫脫就是一部“投機倒把史”。
1938年，上海淪陷。
1944年，汪偽政權快塌了。
他又算賬：日本人要完犢子，得留后路。
于是他一邊在面上唱贊歌，一邊私底下跟人嘀咕“日本必敗”，甚至因為這事惹毛了汪精衛被關起來，結果反倒成了他后來給自己洗白的“資本”。
1950年這一把，是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懸的一次豪賭。
他賭贏了嗎？
要是從活命的角度看，他贏了。
成功溜到了日本，躲過了后來的大風大浪，還在那邊娶妻生子，活到了75歲。
可要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他輸了個精光。
他用半輩子的才華，換了一頂摘不掉的“漢奸”帽子。
在溫州那幾年，本來有機會老老實實當個教書先生，他非要去北京；到了上海，又因為怕死當了逃兵。
1981年，當他在日本咽氣的時候，留下的只有幾本爭議不斷的書，和一段讓人瞧不起的歷史。
就像他在上海那個雨天做的決定一樣：
他總能在最危險的時候找到那條讓自己活命的縫隙，但也正因為鉆了這條縫，讓他永遠站在了民族大義的對立面。
聰明嗎？
確實腦子靈光。
可惜，全是小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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