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簡化字“愛—愛卻無心”，可惜沒“吐”在“槽點”上

一位有幾十萬粉絲的網紅“數據分析師”臧否簡化字，說“被簡化了的漢字，缺少了它本該有的意義，我挺認同。……不得不說，簡化字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損失了漢字原本的韻味和意義”。

其文中，貼出了一張圖片，包括“親—親卻不見；愛—愛卻無心；產—産卻不生”等等。

說得挺有道理是吧？

不好意思，貌似“高大上”的吐槽，卻可惜沒“吐”在“槽點”上，反而不經意間顯露出對簡化字如何簡化，以及漢字數千年演化歷史缺乏足夠的了解。

就來說說“無心”的“愛”。

的確，相當長的時間里，“愛”寫為“愛”。

可是，在古人那里，“愛”字本義，并非“有心之愛”，而是漢字六書構字法中所說的“假借字”。

“愛”字本義是什么？

《說文·夊部》：“愛，行皃（貌）也。從夊，?聲。” 又：“夊，行遲曳夊夊也。……凡夊之屬皆從夊。”

照此說，“夊”，是趿拉著鞋緩慢行走；凡是“從夊（以‘夊’為部首）”的字，本義都與“行走”有關。

可以為證的，是“慶（慶）”字。

《說文》：“慶，行賀人也。從心、夊。” 又：“賀，以禮奉人，慶也。”

或許為強調“心誠”，許慎將“慶”收入《心部》，然而除了“從心”也仍然“從夊”。

段玉裁《注》：“從夊，故云‘行賀人’……謂心所喜而行也。”

這應該是“從夊”諸字的古人造字初心。

“愛”，后來如何從“行走貌”假借為“有心之愛”？

所謂“有心之愛”的本字，是《說文》“愛”條中所說的“?聲”之“?”。

《說文·心部》：“?，惠也。” 又：“惠，仁也”；“仁，親也。”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今字假愛為?，而?廢矣。愛，行皃也。”

此一假借，約發生于戰國末年，并與秦篆有關。

甲骨文中，目前未見“?”及“愛”字。

金文中，西周亦無“?”和“愛”字。

如《說文》所云，更早的古人，使用“惠”“仁”“親”等表達“有心之愛”。

或曰，《論語·顏淵》記載孔子與弟子顏淵的對話：“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孟子·離婁下》則明確有了“仁者愛人”一語。

是不是春秋末年，已經有了“?”或“愛”字及所對應的語言呢？

目前，尚未發現相關考古證據。

但需知道，《論語》多處記載曾子（前505—前435）晚年事跡，并提及他去世前的對話，說明成書必晚于曾子活動期。結合出土文獻與學術考證，《論語》成書時間，約為公元前420年—前400年，即戰國初年。

當然，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因而相應文字一定晚于語言的出現。

出土文獻可見最早的“?”字，出現于戰國早中晚期的燕、中山、三晉、楚等——

彝器銘文：燕侯載器（戰國早中期）；中山王厝方壺（前314年）、妾字囗壺（同上）。

璽印：三晉忠?璽（戰國中期）。

楚系簡帛：楚簡《孔子詩論》（戰國中期，約前350年左右）；包山楚簡（戰國中期偏晚，約前316年）；郭店楚簡《老子甲》《緇衣》《五行》（戰國晚期偏早，前300年左右）

以上彝器銘文及簡帛中，皆有“?”字而無“愛”。

大差不差，這應該是可與《論語》中的“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相銜接的。

史上，“愛”字最早出現于秦篆中。

如，《睡虎地秦簡》（書寫于約前246—前217年）；如《里耶秦簡》（簡文年號自前222—前208年）。

以上秦簡中，有“愛”字而無“?”字。

需注意的是，《睡虎地秦簡》中，“愛”假借為“?”，僅見于“擇吉占卜”篇章，如《日書乙種82》：“以娶妻，女子愛囗（之）”；《日書乙種100》：“生子，人愛之。”

《里耶秦簡》中，“愛”字，僅見用于人名，與“情感”無關。如“9-1566”號簡：“蠻夷愛（釋文：蠻夷人某，名字叫‘愛’）”

戰國爭雄，文字各異。所以，秦皇統一六國后有了“書同文”。

書同文，以秦篆（小篆）為標準文字，盡管里面仍然有“?”字，不過書寫使用亦以秦為基準——于是“愛”假借“?”便發生了——秦篆中又產生了秦隸，之后的漢隸則將當時“常用字”的字形字義大致確定了下來。

這就是由“?”到“愛”的演變過程。

若沒有上述過程，或許“愛”根本不用“簡化”——使用“?”，不是已經很“簡化”了嗎？

許慎，在《說文》“?”字條下，還收入了“?”的“古字”——“上既下心”——原來，“?”也是簡化字——“上既下心”，或為孔子“仁者愛人”之“愛”也未可知。

進一步說，“愛”之“有愛無心”，并不是新中國才實行的規范簡化字。

漢字肇始，當為貴族巫覡集團用于占卜，是為與神靈溝通的媒介。之后，其使用，逐漸向政治、經濟、歷史、司法、民生等領域擴展，春秋戰國前后已進入民間——孔子辦私學當為例證。

秦漢之后，漢字普及率和使用頻次進一步提高，因而有了草書、行書——漢代行政文書、軍情羽檄激增，隸書規整難寫，書寫者為“赴急”而省筆、連筆，形成隸草（草書雛形）。西漢史游《急就章》，將民間草寫規整為章草（字字獨立、保留隸意）；再至魏晉王羲之，去隸意、增連帶，演為今草。

王羲之《十七帖》《執手帖》中，“愛”字之“心”已基本省略。王獻之《先夜帖》《湯酒帖》則更進一步，“心”與“夊”已形似“友”字。

這是“有愛無心”的起步。

北魏、隋代碑刻中，“愛”字多有“無心”字跡。

盛唐顏真卿《多寶塔碑》《顏勤禮碑》等經典顏楷碑帖中，“愛”之“心”亦以“一”代之。

至宋元明清，刻本、民間、書法里，“無心”之“愛”，一直是常用俗字，且越加普遍。

新中國建立后，1956年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收錄了“愛”，替代“愛”，所遵循的是“約定俗成”和“述而不作”原則。

古人將“上既下心”簡化為“?”；秦人又假借“愛”代“?”；草書為“急就”而“省心”，到唐楷從之；再到千余年間社會普遍使用“無心之愛”——現代規范簡化字為“愛”，難道不可以么？

草書與行書的產生，本質上，是漢字在效率優先與文字演變雙重驅動下的自然革新；核心目的，是為應對日常書寫的快捷需求，從隸書母體中快速脫胎，最終成為兼顧實用與審美的書體。

漢字，終歸不是貴族文化集團的獨享奢侈品，易寫易識易記應是顯著特征——其作為漢語的符號，即便純為“記號”亦不會使文化傳承斷層。

從“上既下心”到“?”到“愛”，再到“愛”，其承載的類如“仁者愛人”的內涵并不曾丟失。

有時候，揶揄“親親卻不見；愛無心；產産卻不生”等等，多少會令人覺得有些矯情的。

所謂“親親卻不見”“產産卻不生”等，“親”“產”也是民間使用了逾千年的“俗字”。

普羅大眾，任何時候都該是漢字主要的使用者和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