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進杰：中國企業在埃塞潮起潮落的啟示

題記：2025年12月5日，北大國發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與南南學院聯合主辦承澤論壇第48期暨《沖突與發展：埃塞俄比亞政治、經濟與社會研究》新書悅讀會。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南南學院助理研究員，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副秘書長王進杰的主題演講整理。

我想談談中國企業在埃塞俄比亞（以下簡稱埃塞）的實際發展狀況。《沖突與發展》這本書雖未設專章論述中國企業，但各章所涉及的匯率、金融、工業園區、港口發展等議題，均與中資企業密切相關。

我于2016年首次赴埃塞調研，2018年至2019年更是每月或隔月便會前往埃塞，當時該國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高光期，建設進程令人印象深刻。每次都能看到新建成的基礎設施與道路，變化之快甚至導航軟件都難以及時適配。然而，2020年后，該國沖突頻發、政局動蕩，致使中資企業大規模撤離。埃塞境內的中國人數量從高峰期的十余萬，降至2025年10月不足一萬，降幅很大。

埃塞是否仍有發展機遇和希望？中資企業未來應如何在當地布局？

我將從以下三方面進行分析：

1.中資企業在埃塞的工業化實踐；

2.埃塞沖突加劇、營商環境惡化的原因；

3.新能源汽車產業帶來的新機遇。

希望中資企業吸取投資埃塞的經驗教訓，未來在非洲國家建立更具韌性的產業與投資模式。

埃塞是中國企業參與非洲工業化的前沿陣地

為何稱埃塞的中資企業是非洲工業化的先行者？因為埃塞相對中國企業的全球布局地位特殊。無論在其高速增長的2016-2019年，還是當前低谷期，中國始終是其第一大外資來源國和貿易伙伴。

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政策使埃塞在2016至2019年間實現快速增長。工業園區提供水電、廠房、稅務、通關等一站式便利服務，吸引大量加工制造企業入駐。其中，我們長期關注的東方工業園，是中資企業在該國投資建設的第一個工業園區，集群效應十分顯著。

2007年，東方工業園通過中國商務部、財政部招標，由江蘇永元投資建設，成為埃塞首個工業園區。這是埃塞工業園戰略的起點。此后，埃塞在其國家發展戰略《增長與轉型計劃》中將其列為承接制造業轉移、推動工業化的重要載體，這一定位延續至今。盡管面臨經濟下行、通脹與資本撤離，東方工業園仍是當地最成功的園區之一。園區員工月薪3千至1萬比爾，明顯高于園外不到1千比爾的平均工資。工業園顯著促進了所在地區經濟增長和城市擴張，改善了居民生活水平。夜間燈光數據分析顯示，園區有約10公里的空間外溢效應。

目前埃塞共有24個工業園區，其中13個為政府主導，其余11個多有中資參與投資或建設。即便是政府主導的公立工業園區，也有中國城建類企業參與其中。由此可見，該國以園區為載體的發展模式特征明顯，工業化各環節均有中國企業參與。

截至2024年底，中國企業在埃塞投資項目（含投資與承建）超3千個，累計投資額超85億美元；2024年新增外資項目中60%來自中國；累計創造約60萬個就業崗位，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與基建領域；2024年后，物流與新能源汽車等新興領域也吸引大量中國資本。

中國企業在埃工業化中扮演的主要角色

一是生產者與價值創造者。在制造業與基建領域提升當地工業產值與出口能力；

二是就業創造者。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工程創造了大量正式和非正式就業崗位。對于初次進入現代產業體系的農村青年和城市低技能勞動力，中企往往是第一雇主；

三是技術轉移者與企業家孵化器。2023年我們與南南學院學生開展的調研顯示，亞的斯亞貝巴周邊200余家企業主中，超40%曾在外資企業工作，其中70%的外資企業工作經歷來自中資企業。外企經歷與其創業動機、機會識別及管理能力呈顯著正相關。中資企業已成為當地企業家的訓練營與孵化器；

四是人才培養者。面對技能人才短缺，企業從“用人”轉向“育人”，逐步形成“政府+企業+教育機構”聯合育人的模式，帶動魯班工坊、班墨工坊、國家開放大學海外學習中心、中航國際職業教育項目等一批中國職業教育項目出海，帶動了中國技術和標準走出去。

種族沖突導致營商環境惡化

2020年之后，埃塞國內安全與政治沖突爆發。沖突加劇與營商環境惡化，形成結構性約束，成為中資企業被迫撤離的主因。

從趨勢看，中非經貿整體逐年上升，雖疫情期間略有回落，但長期增長未變。中國對非出口以電子產品、機械零部件、小商品為主；非洲對華出口則集中于礦產、能源、咖啡等初級產品。雙方貿易關系持續深化。

然而，在這一大趨勢下，埃塞俄比亞的情況卻尤為特殊。2019年中國對埃塞投資達峰后斷崖式下跌，2024-2025年仍處低位。2024年，中國對埃塞的直接投資規模處于非洲國家的較低水平，遠低于鄰國肯尼亞、坦桑尼亞。這些東非大國人口資源相當，均致力工業化，形成競爭態勢。2020年后外資從埃塞流向周邊英語環境較好、對華關系穩定的國家。因此，埃塞從中國對非投資最集中的目的地，轉變為投資“中低流量國家”。

沖突與政治不確定性帶來巨大系統性風險。政局穩定曾是埃塞吸引中國企業的重要優勢，但梅萊斯去世后政治分化，族群矛盾與資源分配問題引發騷亂。2016年、2018年該國兩度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沖突導致的死亡人數保守估計達50萬。北方地區長期處于戰事之中，嚴重打擊投資者信心，也對北方工業園和中資企業運營造成直接沖擊。

國內動蕩之外，國際環境也帶來沖擊。美國《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AGOA）曾使埃塞享受對美出口免關稅待遇，極大刺激其出口導向制造業。但因北部沖突，美國將埃塞移出受益名單，導致園區關稅優勢喪失，許多工廠關停、人員撤離。

我們在《沖突與發展》這本書提出：族群沖突與階段性政局動蕩在相當長時間內可能是埃塞發展必須面對的“給定約束”，中企在該國運營必須在這一結構性風險下思考布局和風險管理。

政策約束

此外，埃塞還存在一些其他約束條件：

一是出口導向政策下，內銷受到嚴格限制。工業園區被要求80%的產品需用于出口，僅允許部分殘次品在國內流通，且國內銷售的稅收較高，導致企業產品“外銷不暢、內銷受限”，企業家的生產經營動力受到抑制。

二是強制結匯與外匯使用結構不合理。企業出口獲得收入后，在埃塞外匯短缺時期，需將68.5%至80%的收入以當地貨幣比爾結算，這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匯率風險；但與此同時，入駐工業園區的中資企業在支付房租、稅費、管理費時，卻被要求以美元結算。企業難以賺取美元，卻需支付美元成本，這種外匯結構嚴重擠壓了企業的利潤空間。

三是人力資源與行業準入限制。以東方工業園為例，中國員工與埃塞員工的比例被限定為1:15；同時，外資被禁止進入采礦、咖啡、零售等敏感行業。盡管2024年之后，在IMF的推動下，該國大幅開放國內市場，允許中國企業涉足零售等領域，但設置的準入門檻極高，對資本投入量的要求超出了多數中國企業的承受范圍，因此多數中國企業仍未涉足這些領域。

四是聯邦與州政府關系也影響園區發展。以東方工業園為例，其一期項目2.33平方公里運營成效顯著，因入駐率較高，企業計劃推進1.67平方公里的二期項目，但該項目遲遲未能落地——核心原因在于聯邦層面已同意，但州政府予以否決。由于園區入駐企業的稅收需上繳聯邦政府，州政府無法從中獲得直接收益，這種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多重因素疊加，導致2023-2024年中資企業大量撤離。

油車禁令催生新能源汽車機遇

但是，2024年我們重訪埃塞時，看到了新的景象——新能源汽車產業正在興起。中國在該領域的技術優勢恰好與埃塞的產業政策契合，而該國推出的燃油車禁令則成為關鍵催化劑。由于外匯短缺、石油進口困難，埃塞轉向新能源汽車。

埃塞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早有鋪墊：2010年初啟動規劃，2021年將新能源汽車及充電設施納入國家交通政策與十年規劃，2024年1月正式禁止燃油私人乘用車進口，2024年3月進入規模化推廣，4-10月進口了10萬輛中國新能源汽車。2025年6月禁止組裝燃油車，10月要求長途卡車更換為新能源車輛，燃油車全面退出。

政府推進該政策的決心堅定。我們與當地官員和汽車零售商交流時，曾擔心政策反復，但各方均表示，該國已無法退回燃油車時代，將堅定推進新能源路線。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外匯儲備不足支撐石油進口，另一方面電價相對較低，有利于新能源汽車的推廣。

2024年3月至2025年底，中國新能源汽車在埃塞全面布局：從乘用車到小巴、公交車組裝，從經濟型到高端車型進口，以及銷售服務網絡與充電基礎設施建設均已展開。近期，當地還計劃推動新能源汽車制造與電池生產項目，目標是將埃塞從新能源汽車消費市場升級為區域制造基地。該國地理位置優越，具有樞紐優勢，且埃航是非洲多國中轉的必經之路，為其打造區域制造基地提供了支撐。

中國汽車在埃塞的能見度較高，一些在國內較為小眾的品牌卻在埃塞占據一席之地。有些品牌的新能源汽車在中國國內已被視為過剩產能，但成功進入埃塞市場。

當前，充電設施短缺是主要問題。過去一年，埃塞全國僅建了50個充電站（每個站含多個充電樁），遠不能滿足需求。我們詢問當地官員為何不加快建樁，答復并非資金問題，盡管中方投資者愿意出資，但當地缺乏后期運營維護的技術工人，因此只能謹慎推進。

埃塞可稱為全球最激進的新能源汽車推廣國之一，在政策制定與實踐探索中展現出了大刀闊斧的魄力。該產業2022年起步，2024年全面推開。增長迅速但目前規模仍有限：全國汽車保有量約150萬輛，新能源車僅占5%，與目標尚有較大差距。盡管制度約束仍在，但未來合作空間廣闊，值得我們持續關注、深入調研。

結語

當出海潮退去之后，中資企業還能留下什么？我們必須正視從“人潮涌入”到“相對收縮”的轉變。埃塞境內的中國人數量曾一度快速增長，但在多重沖擊下大幅減少，僅有少數人堅守當地經營。

從歷史遺產的角度看，中資企業在當地的項目會結束，但所積累的能力不會消失：園區建設、基礎設施、制造業投入、技能培訓等已沉淀為埃塞的發展基礎——產能、設施、人才與規則仍在持續發揮作用。

我們也應反思，中資企業的集體撤離并非失敗，而是一面鏡子：在埃塞和許多非洲國家，未來中資企業必須加強政治經濟環境分析，構建本地合作伙伴關系，做好風險分散，不能僅因勞動力成本低或政策優惠而盲目進入。這一經驗值得所有出海中資企業借鑒。

看待埃塞中資企業的現狀，我們不應糾結于“還有多少人愿意去投資”或“埃塞能否重現高光時刻”，而應思考“中資企業如何在埃塞及類似國家建立更具韌性的產業與投資模式”。在構建企業韌性的過程中，若能持續為當地培養人才、傳遞中國商業文明，那么中資企業在埃塞的“第二輪故事”或許才剛剛拉開序幕。我們期待未來有更多機會深入調研，取得更多成果。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

本書由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一帶一路”課題組編著，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是北京大學研究團隊深入埃塞俄比亞，系統研究非洲之角地區沖突與發展問題的最新成果，為理解非洲大國在沖突約束下如何推動發展提供了中國學者的觀察與思考。書中系統討論了埃塞俄比亞從帝國、軍政府到聯邦制國家的歷史演進，深入剖析族群聯邦制的制度得失、工業園區的經濟效應、外匯管制的結構性困境等議題，呈現了中資企業投資、家政勞務輸出、出海口多元化等鮮活案例，力圖在歷史與現實、理論與田野之間搭建理解埃塞俄比亞乃至當代非洲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