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中的農村調查

1931年初，我國正處于土地革命戰爭的關鍵階段。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轉向農村。以工農武裝割據開辟革命的新路，到了1930年底，中央蘇區基本形成了。但是土地問題始終是動員農民鞏固根據地的核心難題，在這之前有一些土地政策是歷經了曲折發展的。1928年有《井岡山土地法》，規定說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

農民們僅有使用權，而且禁止買賣，嚴重背離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千年以來的一種想法，也就是說一下子步子太大了，他們有點兒接受不了了。1929年，有《興國土地法》，把政策修正成為沒收地主階級土地。但是所有權歸屬問題還沒有解決。

在很多偏遠的山區，很多農民的意識沒那么進步，就是辮子和小腳可能剛消失沒幾年，讓他們一下拋棄私有制這個真的是不現實。所以就是處于一種分田不分心的現象，生產積極性也受到一種挫傷。

當然那個時候黨內很多同志的思想有點兒積極爭論，比如說李立三曾經有些“左”傾冒險主義，主張超越階級，推行一種“土地國有”和“立即社會主義”。忽略了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共產國際，在國際上是打算伸長了手，領導我們的。他們當時強調反富農。他們有點兒脫離了中國實際的國情和農村實際的指令，打算直接消滅富農經濟，這就在蘇區的建設實踐當中引發了混亂。

這個時候，毛澤東同志很腳踏實地，他通過在尋烏，興國等地方深入調查，深刻認識到中國農民具有強烈的小私有觀念。這并不是他們落后的意思，這是很長時間以來造成的不能一下改變的理念，事情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如果直接說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剝奪他們土地的處置權，就會削弱農民革命的意愿和根基。到了1930年9月，中共六中全會批判了一下李立三的錯誤。所以開始調整政策了。1931年2月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布通告第9號。叫做《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首次明確了在民權革命階段，必須是農民對分得的土地有完全的私有權。并且調整了富農策略，叫做限制而非消滅。

這就為政策轉向奠定了組織基礎，正好在這個時間段，紅軍剛取得第一次反“圍剿”勝利。蘇區非常需要通過穩定土地關系，凝聚民心。很簡單的，就是絕大部分的當時的人民是農民，他們還不太懂革命道理，沒有那么高的覺悟，如果你說起來干革命光是流血犧牲，得不到一點好處的話，那還不如以前呢。而且這里面還有一些有一點小資產的人，不能因為成分叫做富農什么的，就直接給他們全沒收了，這就不團結了。這個時候毛澤東同志以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身份，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致信。確定了土地改革之后，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并且指出，這樣規定是民權革命時代應該有的過程， 共產主義不是一天做得起來的。只有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所必須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產主義的良好辦法。

這個是對歷史契機的精準把握，當時毛澤東同志明確指示說，“農民領得土地后即為自己所有。租借買賣，概由農民自己做主。他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這個規定是廢除之前的土地歸蘇維埃所有的一種模糊的表達。左傾主義者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強調反對富農。而且左傾主義就把蘇區之內的商業行動都被取消了打擊面特別廣。不光地主富農，中農也很痛苦，有些有點兒小資產的人直接就跑了，這樣蘇區之內的經濟就更壞了。我們當時干革命是為了群眾過好日子，但是脫離了實際。本來敵人就在封鎖蘇區的經濟，這樣里面經濟更差了，就達不到目的了。所以發現了這個問題就要解決。

這個將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處置權完整賦予農民。是民權革命時代應該有的過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權革命階段，必須實行符合國情的政策。這才是真正的走向共產主義的良好辦法。這個論斷絕對不是倒退，也不是妥協，這是源自于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科學判斷。在當時生產力落后，小農經濟占主導的條件下，如果強行推行那種社會主義的土地公有制，只會馬上脫離群眾。

這個政策是有劃時代意義的，這是中國革命道路奠基的里程碑。第一次在中央蘇區，以權威文件的形式確立了農民土地的私有制。這也是對農民生存訴求的精準回答。從為了蘇維埃種田轉變成為為自己守家業，生產熱情更高了，而且兵源和物資保障能力也增強了。后續的反圍剿斗爭當中有了堅實的物質和民心基礎。當時的土地政策開始從革命手段升華成為政權的基石。

這也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獲得可持續性的群眾支撐的來源。當時的毛澤東同志將革命階段論與中國實際深度結合了，他批判了當時黨內盛行的教條主義和左傾空想。

他拒絕照搬蘇聯的經驗或者共產國際的指令。他提出民權革命階段必須尊重農民的小私有屬性。他的這個思想理念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雛形。后來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當中，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的經典表達就是，邏輯起點來自于這里。1931年毛澤東同志的信當中說，共產主義不是一天做得起來的。他這個論斷成為反對脫離實際的唯意志論的銳利武器。這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探索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

這個也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理念的生動體現。毛澤東同志通過很長時間農村調查，把握農民的心理，而且他自身就出生于農家，他非常知道農民是怎么想的。他用政策調整對待實踐的反饋，充分體現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他這種將理論原則與具體實際動態結合的智慧，不僅糾正了土地政策的偏差，更加塑造了我黨處理復雜問題的具體模式。

那么下面稍微講一下毛澤東同志怎么開展農村調查的。

他的方法體系是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傳統的奠基性實踐！

他的精髓在于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中國農村實際深度結合形成了一套科學務實，充滿人民溫度的工作方法。

他始終強調，帶著問題去調查。在調查之前準備周密，目標精準。1930年興國調查之前，他因尋烏調查當中對貧雇農問題有點兒存疑，特地選取了8名興國新兵，作為典型的對象。1927年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時候，他也直接面對了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爭論。他將韶山作為首站，還列出了詳盡的提綱。比如在銀田寺調查會上，他列出農會組織發展，干部成分和對頭現狀等等具體問題。在才溪鄉，他的提綱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數十項內容。他整理問題的時候都會確保調查有的放矢。

毛澤東同志在調查當中，甘當小學生，把姿態放得很低調。這個可以理解，因為外地來的一個人問自己家各種各樣的事，普通農民都會害怕的。比如說他反對那種“做偵探式”似的居高臨下。因為這么打聽別人就不愛說話了，一定要對人和藹。他在興國調查的時候，一開始農民都很疑惑，有點兒害怕。毛澤東同志就請他們吃飯，晚上給他們寬大溫暖的被子。過幾天大家就親切得像自家人一樣，無話不談。又比如他在韶山挨家挨戶走訪，對佃戶張連初的家庭收支賬目逐項都記錄下來，連豬油幾斤，茶葉幾兩都不遺漏，這樣就具體能得知一個農民的生活收入和比例。另外，對于極其多的那種例子，他也知道什么叫以點帶面，這就叫解剖麻雀，因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興國調查聚焦永豐區8戶農民家庭，通過深度的分析推演出贛南農村的全貌。在尋烏調查有20多天，8萬多次的報告雖然規模很宏大，但是以縣城商業和土地關系作為切入點，這個也是揭示城鄉經濟結構的本質。他在調查的時候以座談會為主要方式，在才溪鄉連續召開工人和貧農還有耕田隊長等多個類型的會議。他給這些人親自倒茶遞水，不能讓他們以為這是上面下來的官。同時也注意在田間地頭的融入，看到群眾劈柴，他就上前幫忙，一邊勞動一邊閑聊，比如說一扁擔柴能換多少米和鹽？砍完了還栽不栽？他教育群眾說邊砍邊栽樹，可以節約燒柴。例如1926年專程訪談壯年的佃農，詳細記錄他們全年的收支，寫成了《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另外有的時候很難免人多嘴雜，消息就會有誤差，所以他很注意實地勘察，要分辨真偽。例如在尋烏調查當中，徒步考察縣城街巷，商鋪，碼頭等等，他還親手繪制商業分布圖。光聽人說還不行，還要實地考察。比如說我到你縣城去問，你們街上是什么樣，什么地方有什么，熱鬧不熱鬧，有人愛面子，就說我們縣特別好啊，可繁華了，街上什么都有。那我就親自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另外他作風極簡，絕不擾民，這個也是為了消除群眾的心理隔閡，他不坐人力車或者是轎子什么的，也不帶所謂的隨從。比如他三次到才溪鄉去調查，都是穿像普通農民一樣的粗布的褂子，腳上是草鞋，自己帶干糧。而且看到人勞動就上手幫人干活，這樣一下子就拉近距離了。黨國也干過一些所謂的調查，或者宣傳新生活方式，但是只針對那些有錢的市民當中。他們上邊的特派員和調查員下去之后，就是被安排到一個地方吃兩頓好飯，然后也不去看真正的窮人是怎么過日子的，之后就拿著好處費都走了。這種欺上瞞下的方式，他們當然會失敗。所以要貼近群眾，才能得到真實的結果。

毛澤東同志說調查本身這個行為要花很大功夫，就像十月懷胎，真正解決問題叫做一朝分娩。比如尋烏調查整理出五章39節8萬多字的報告。非常詳細的包括人口結構，商業網絡和土地剝削等等各大問題。有詳實的記錄，也有辯證的思考。比如東塘調查發現以村分田，利于富農，這個就是實地問題。所以他推動蘇區統一改成以鄉為單位，這就是糾正了政策的偏差。

調查之后，他有非常寶貴的成果轉化。《興國調查》明確了貧農是農村政權的主干，在《才溪鄉調查》中強調，經濟建設配合政治動員，直接指導了蘇區的建設。他從具體材料中提煉出很多觀點，比如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還有“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這些都是方法論原則。這也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奠基了。毛澤東同志的調查方法是站在人民立場上和實事求是的寶貴體現。這方法有非常高尚的靈魂，他堅守了兩個最大的問題。一個是和群眾交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他去調查，是去和人民群眾交心做朋友，而不是隨便刺探人家個人情況。他在才溪鄉文稿當中，群眾這個詞出現了37次。“群眾利益”和“使群眾歡喜”，這些表達都貫穿始終了。第二個就是求真精神，他說，一是一，二是二。他反對粗枝大葉，他在韶山調查當中，既聽贊揚，也接受批評。對農民運動當中也有哭著不愿意參軍的人，如實記錄下來。比如不能單純說誰覺悟不夠或者是就不進步了，也許人家有一些具體情況和具體困難。如家里頭其他人干不了活，就這么一個勞動力，又或者是獨生的孩子他們舍不得，這個都很現實。他并不回避矛盾，然后會去耐心的解決。

所以光說調查這個問題的話，比如說毛澤東同志一生當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展農村調查超過60次。成果不僅是有很多經典文獻，比如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尋烏調查》，更主要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和工作基因。

1941年《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他總結說了，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而這一切真理，來自他傾聽群眾聲音和雙腳扎根在泥土上的無數個日日夜夜。他這種扎根群眾的調查方法至今仍然是新時代把握時代脈搏，走好中國式現代化之路的精神燈塔，調查研究一定要扎根人民，求真務實。

毛澤東同志當時對農村的研究，也為后來延安整風運動確立實事求是思想的路線埋下伏筆。然后是這件事情在歷史影響上也很大，它輻射了中國革命的全程。

這也成為中共土地綱領的定型起點，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等等都是延續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核心邏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土地改革也沿襲了這種精神，更加重要的是這個也是中國革命的根本規律。只有將先進理論與本國社會結構和人民的訴求深層次的結合，革命才能獲得不竭的動力。

所以這封信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大門。這其中蘊含著階段論思維，群眾路線與務實精神。至今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資源和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