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孫立平：哈梅內伊之死，一場AI主導的“算法戰爭”

盡管擁有重重保衛和掩護，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依然在美以聯軍發動襲擊的1個小時之后，便被精準“斬首”身亡。

美以方面如何精準鎖定哈梅內伊位置，又突破伊朗軍方的層層封鎖？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看來，這不僅基于美以情報部門長期的滲透，更重要的，也許是AI新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充分應用。他借媒體的評論指出，“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人工智能完全主導‘殺傷鏈’的高層斬首行動”，而這些技術，則可以追溯到一家深藏不露的科技公司——Palantir。

Palantir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卡普，在其著作《科技共和國》中明確提出，要讓科技回歸國家使命，投入人工智能的新軍備競賽之中。作為美國“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卡普此番言論或許成了這次對伊朗軍事襲擊的一個隱含的注腳。

以下是孫立平教授的分析，全文摘錄，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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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孫立平社會觀察

作者：孫立平

原題：《孫立平：哈梅內伊之死與Palantir和 <科技共和國>》

2025年2月18日，《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念與西方的未來》（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一書，由美國Crown Currency正式出版。去年年底，中信出版公司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在這本書正式上市之前，我曾對該書進行過介紹（見《》）。

這本書的作者是誰？兩位，亞歷山大·卡普（Alexander C. Karp）與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前者是c技術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后者是卡普的長期副手、公司法務總監。該公司的另一位聯合創始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右翼科技領袖彼得·蒂爾。

Palantir是一家什么樣的公司？是一家與美國軍方有著密切關系的數據分析公司。如果這么說你還是沒有太深刻的印象，那就這么說吧，從獵殺本·拉登到抓捕馬杜羅，從明州ICE事件到這次的擊斃哈梅內伊，背后都有Palantir的影子。

這么說，明白了吧。所以，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先收集和整理一下有關Palantir與上述四個事件關系的信息，然后再介紹《科技共和國》這本書。

擊斃哈梅內伊：AI主導的“算法戰爭”

2026年2月28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德黑蘭北部的一次空襲中身亡。多家媒體報道稱，這場代號“史詩怒火” (Operation Epic Fury)行動的突襲，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人工智能完全主導“殺傷鏈”的高層斬首行動。

而在這一歷史性事件的幕后，Palantir扮演了“戰場大腦”的核心角色。

在傳統指揮系統中，情報分析員需要手動比對衛星圖像、通信監聽記錄和社交媒體等數據，這樣不但效率低下，且容易遺漏關鍵信息。而在哈梅內伊事件中，Palantir的人工智能平臺（AIP）和Gotham產品將這些雜亂無章的數據轉化為了直觀的現實對象。

2026年1月17日，哈梅內伊在德黑蘭發表講話

據說，這一能力得益于Palantir的“本體論”（Ontology）技術。所謂“本體論”，是將復雜的數據映射為易于理解的實體，如“人員”、“地點”或“發射架”。通過將來自衛星、傳感器、網絡監控的數據整合到一個“共同作戰圖像”（Common Operating Picture）中，指揮官面對的已不再是枯燥的報告，而是一個實時的數字化戰場圖像。在這個數字戰場上，哈梅內伊的一舉一動都被映射為可供算法分析的“對象”。

為了讓這套復雜的系統在高強度電子對抗環境中穩定運行，Palantir派出了一支特殊的隊伍——前線部署工程師（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s, FDE）。這些工程師并非坐在硅谷的空調房里遠程支持，而是身穿戰術背心，直接嵌入美軍的作戰單元中。在行動的關鍵時刻，正是FDE在后臺調整了MetaConstellation衛星調度邏輯，確保在目標離開掩體的一瞬間，有超過三顆衛星同時進行交叉驗證。

要理解這次行動的技術突破，必須先了解美軍如何突破伊朗的電磁封鎖。在行動開始前，德黑蘭切斷了全境的地面互聯網和移動通信，試圖讓美軍的傳感器變成“瞎子”。然而，美軍此次動用了SpaceX最神秘的資產——“星盾”（Starshield）衛星網絡。

星盾由約480顆專用加固衛星組成，集成了NSA級別的最高安全加密協議。在美軍中央司令部的作戰日志中，這些衛星被形象地稱為“數字氧氣”：當伊朗革命衛隊動用俄制干擾系統時，星盾通過高達200 Gbps的激光星間鏈路，在軌道上搭建起了一張永不斷線的空中網格。

其中一種名為UAT-222的緊湊型終端，只有兩英尺見方，可由一名特種兵背負。當這臺設備在德黑蘭官邸附近的掩體中被打開時，原本需要數小時傳輸的PB級高分辨率圖像和電磁信號，在幾秒鐘內便穿透干擾，直接注入Palantir的分析引擎。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關于Palantir參與哈梅內伊行動的技術細節，主要來源于網絡報道，尚未得到美國或以色列官方證實。但這些描述揭示了一個更重要的趨勢：戰爭正在從“硬件平臺為中心”轉向“軟件定義”。Palantir的角色不再是傳統的武器供應商，而是“戰爭操作系統”的構建者。在這個系統中，算法負責整合傳感器、衛星、情報和武器，人類指揮官則從繁瑣的數據處理中解放出來，專注于關鍵決策。

正如有評論所言：“在哈梅內伊被殺的時候，他面對的不是單一的武器，而是由Palantir、SpaceX和AI模型共同構成的全球性監控與打擊網絡。”

抓捕馬杜羅：Palantir的戰場大腦

而在兩個月前的2026年1月3日，一場震驚世界的突襲行動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上演。美軍特種部隊在黎明前發動精準打擊，成功抓獲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及其妻子，并將他們押送至紐約。當全球聚焦于這場“斬首行動”的地緣政治沖擊時，一個更深層的事實浮出水面：這場行動的背后，Palantir再次扮演了“戰場大腦”的核心角色。

與2011年獵殺本·拉登時Palantir的默默無聞不同，此次抓捕馬杜羅的行動中，Palantir的角色更加明確且具有標志性意義。據《華爾街日報》及多家媒體報道，美軍在此次行動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大模型“克勞德”（Claude），而這一部署正是通過Anthropic與Palantir的合作實現的。

2025年11月21日，馬杜羅及其夫人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出席活動

Palantir的平臺已被美國國防部和聯邦執法機構普遍使用。在這次抓捕馬杜羅的行動中，Palantir的工具為Claude模型提供了運行環境，使得AI能力能夠在高度機密的軍事網絡中發揮作用。這種“AI模型+數據平臺”的組合，標志著Palantir從傳統的數據整合者，升級為AI驅動的“戰爭操作系統”構建者。

這次代號為“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突襲規模驚人，美軍出動了超過150架飛機，在行動開始前就壓制了委內瑞拉的防空系統。而在這些戰術優勢背后的，則是Palantir與Anthropic技術的深度整合。軍事專家推測，AI模型可能承擔了情報分析與目標篩選、作戰規劃與推演、實時決策支持等關鍵任務。在虛擬環境中，在模擬突襲的每一個環節，預測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并根據現場傳回的實時數據動態調整兵力部署。

獵殺本·拉登：Palantir的成名之戰

使Palantir一戰成名的，是2011年5月1日獵殺本·拉登的行動。當時，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美國海豹突擊隊成功一舉擊斃了基地組織頭目奧薩馬·本·拉登。

當全世界聚焦于特種兵的英勇行動時，很少有人知道，這場歷時十年的追捕背后，隱藏著一家硅谷公司的技術身影——Palantir。

本·拉登之所以能藏匿近十年，不是因為美軍缺少情報，而是因為情報“太多”了。當時，美國情報機構掌握著約300萬份電文、17萬張衛星圖像和8000小時電話錄音。但這些數據分散在幾百個不同的政府系統中，無法有效關聯。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等機構的數據系統相互割裂，很多提前預警的情報因無法交叉分析而錯失。

這種“數據孤島”現象，正是Palantir誕生的契機。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人痛定思痛：恐怖分子的行動不是隨機的，就像金融欺詐一樣，它們會形成可被識別的網絡。彼得·蒂爾意識到，如果識別金融犯罪網絡的技術能被用于情報分析，或許能破解困局。2003年，Palantir正式成立，名字取自《魔戒》中的“真知晶球”——那個可以看到遠方也可能誤導使用者的水晶球。

追捕本·拉登的關鍵，是一名外號“科威特”的核心信使。中情局從戰俘口中得知，本·拉登身邊有這樣一個信使，但線索僅此而已。

本·拉登

此時，Palantir的Gotham平臺展現出驚人威力。

Gotham的核心是圖數據庫技術，能將那些看似毫不相關的信息整合到一起。通過追蹤嫌疑人的通信記錄、資金流向、親屬關系、活動地點，系統構建起“基地”組織的完整知識圖譜。它整合了數百萬份電文、衛星圖像和電話錄音，將原本需要72小時的資金流追蹤壓縮至12分鐘完成。一旦某個電話號碼同時出現在恐怖分子家屬的通信錄和被監視系統中，平臺會立即發出警報，啟動24小時不間斷追蹤。

憑借這套系統的強大追蹤能力，情報人員最終鎖定了阿伯塔巴德那座神秘的豪宅——它沒有網絡、沒有電話，卻產生了異常的生活垃圾。這正是本·拉登的藏身之處。

在突擊行動前，Palantir的技術支持進入更微觀的層面。Gotham平臺利用衛星影像，構建了一座1:64比例的豪宅仿真模型，供海豹突擊隊進行演練。士兵們在虛擬環境中反復熟悉每一個房間、每一條走廊。

行動當天，Palantir還提供了一套便攜式數據鏈系統，將現場動態同步傳回白宮，讓奧巴馬政府的高層能夠實時監控戰況。當海豹突擊隊員突入建筑內部時，遠在萬里之外的決策者們同步看到了每一個關鍵瞬間。

這次行動讓Palantir在美國情報系統內一戰成名，奠定了其“硅谷最神秘獨角獸”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標志著大數據分析技術在精準反恐行動中開始發揮核心作用。這是“數據鏈攻擊”的早期實踐。正如Palantir后來的廣告語所言：“Battles are won before they begin”（戰斗在開始前就已獲勝）。

明州ICE事件：當數據技術轉向國內

2026年初，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在明尼蘇達州發起了一次“大都會激增行動”（Operation Metro Surge），當局派遣超過2000名特工進入明尼阿波利斯地區進行大規模移民執法。而在這場引發了巨大爭議的行動背后，Palantir再次成為關鍵的技術支撐。

2025年4月，ICE授予Palantir一份價值3000萬美元的合同修改協議，用于開發一個名為 “ImmigrationOS”的平臺。根據合同描述，該平臺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數據挖掘技術，支持“選擇、定位和逮捕非法外國人”的行動，加速總統關于大規模驅逐的行政命令的進度。

隨后，Palantir開始了為期六個月的試點項目，以支持ICE的三個核心領域：“執法行動優先級與目標定位”、“自行驅逐跟蹤”以及“移民生命周期運營”。該計劃于2025年9月又續簽了六個月。

在這次明州行動中，Palantir提供了一款名為 “ELITE”的工具。據404 Media報道，該工具能夠“在地圖上標出潛在的驅逐目標，調出每個人的檔案，并提供目標當前住址的‘置信度評分’”。

明尼阿波利斯

這個評分系統是如何運作的？據報道，ICE獲得了訪問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參保人數據的權限。這意味著，原本用于公共服務的個人數據如就醫記錄、醫保信息等，被整合進了移民執法系統。此外，Palantir的數據庫還整合了政府數據與商業數據，以提供目標的實時位置信息。

引起爭議的是，這些技術工具并不僅限于識別非公民。據《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ICE在明州行動中使用了包括Palantir和Clearview AI在內的面部識別程序。至少有7名美國公民被告知，他們在明尼阿波利斯及周邊地區被ICE使用面部識別技術記錄在案。

一位名叫妮可·克萊蘭的美國公民，在作為法律觀察員記錄ICE行動時，被一名特工準確叫出名字，并被告知其正在使用面部識別技術。幾天后，她的“全球入境”和“芳鄰卡”旅行特權被無端撤銷。

更致命的是，此次行動中發生了兩起備受關注的死亡事件——蕾妮·古德和亞歷克斯·普雷蒂，兩人均為美國公民。Mashable的報道指出，這些悲劇通過居民手中的智能手機被記錄、傳播，最終震驚了世界。

Palantir與ICE的合作引發了激烈的社會反彈。公司內部也出現了質疑的聲音。據Wired報道，在普雷蒂被殺后，Palantir的內部溝通平臺Slack上出現了大量員工的討論。有員工直言：“在我看來，ICE是壞人。我不為自己熱愛的公司參與其中而感到自豪。”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律師指出：“所有這些技術的集合正在賦予政府前所未有的能力。”

以上是我收集的有關Palantir 與四個事件關系的資料。下面的，是我在去年年底寫的關于《科技共和國》的書評。

孫立平：一本時機微妙的書

（2025年11月1日）

前幾天收到一本書，亞歷山大·卡普與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的《科技共和國》。《經濟學人》對這本書的評價是，一本“時機微妙的書”。

讓我們看看這本書是怎么回事，說了什么？

先介紹一下作者。亞歷山大·C·卡普（Alexander C. Karp）是Palantir技術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尼古拉斯·W·扎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是卡普的長期副手、公司法務總監。Palantir 技術公司是一家美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軟件公司，專注于為政府和企業提供數據整合、分析與決策支持平臺，目前市值超 4000 億美元。

如果這樣說，您對該公司還是覺得沒有什么印象的話，再提供兩條信息。第一，該公司的技術曾參與了擊斃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的行動。第二，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是著名科技右翼代表人物彼得?蒂爾 (Peter Thiel)。

亞歷山大·卡普，Palantir CEO，《科技共和國》作者

下面說這本書的內容。

我們都知道，現在以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但這里實際上隱含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人們要用這些技術做什么？或者說，這些技術發展的方向是什么？《科技共和國》一書代表的是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主張。

這本書一開始就把批評的矛頭指向硅谷的“集體放棄雄心”。

在作者看來，硅谷已經從冷戰時期服務于國家使命的創新引擎，墮落為一種專注于消費主義的“技術游樂場”，這種轉變不僅浪費了人類最寶貴的工程方面的才華，更使美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處于劣勢。

作者指出，硅谷過度專注于解決消費者日常瑣碎需求，而忽視更具深遠意義的國家目標。現在硅谷感興趣的是在線廣告、社交媒體平臺等，關注的是個人的需求和欲望，把工程才華浪費在“淺薄創新”上，如照片的分享應用、外賣的軟件和廣告的算法，而非解決教育、醫療、國家安全等重大問題。

這意味著硅谷在用“注意力經濟”取代真正的技術進步，將創新簡化為“讓點餐更快、修圖更好、搭車更方便”的服務。作者甚至認為，市場獎勵對技術潛力的“膚淺參與”，導致 “整整一代人狹隘地追求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的需求，這已經成為他們的使命”。

該書作者指出，“整整一代硅谷創始人，他們對國家目標漠不關心，將創業的全部熱情投入到解決精英階層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之中。從 eToys 到 Groupon，從網購到外賣，技術創新被簡化為服務于消費主義的 ‘生活方式技術 ’”。

這樣一來，導致在技術發展路線上，硅谷已經從“宏大敘事”退縮到“微小迭代”，從革命性突破退化為漸進式改進。硅谷的文化過度關注“快速迭代”和“用戶粘性”。結果是，全球最聰明的大腦被分流到短視頻推薦算法和元宇宙等玩具項目中，而非解決諸如氣候變化、醫療突破等重大挑戰。

作者說，“一個被過分強調的消費創業教訓是，‘我們構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粘性用戶并快速迭代’。結果是令人失望的漸進式創新；最終，雖然 Fizz 和 Snapchat 可能迅速讓其創始人致富，但沒有它們，世界照樣運轉。”

作者指責說，硅谷刻意遺忘了自己的起源——與美國政府和軍方的緊密合作：“硅谷對民族國家，甚至美國軍方的早期依賴，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被從自己崛起的歷史中抹去，因為這是一個不方便聲張和不和諧展示的事實——一個與硅谷自認為僅因其創新能力而負債的觀念相沖突的事實。”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趨勢？兩位作者認為，其原因是，冷戰結束后，美國不再面臨蘇聯這樣的強大競爭對手，導致政府對科技領域的投入減少，同時滋生出一種自滿文化。作者認為，這是西方衰落的信號。在此背景之下，科技精英們放棄了與政府合作推動重大項目的雄心，轉而追逐短期的商業利益。而這種轉變，正在讓西方在全球競爭中逐漸失去優勢。

那作者主張的是什么呢？

顯而易見。作者主張，科技要回歸國家使命：“為了讓美國及其盟友保持其全球優勢——并維護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軟件行業必須重新致力于解決我們最緊迫的挑戰，包括人工智能的新軍備競賽。反過來，政府必須接受推動硅谷成功的工程思維的最有效特征。”

為此，作者提出硬實力與軟信仰概念，即技術與價值觀的統一。這也是其技術共和國概念的核心內涵。硬實力指的是技術能力，尤其是人工智能和軟件在國防、國家安全等領域的應用；而軟信仰則指向一種更深層次的文化信念——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堅持，以及對集體使命感的重新喚醒。為此，需要拒絕智力脆弱性，為意識形態對抗保留空間，敢于對“美好生活”做出道德判斷。

確實，《科技共和國》的一些主張，不免會讓人想起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的大力發展軍工產業的主張。從歷史上看，美國科技的發展與軍工需求有著密切關系，而來自政府和軍方的財政支持，也是美國科技發展的重要動力。《科技共和國》的作者指出，美國的科技發展并不完全是車庫里英雄主義的產物。

對此，有批評者指出，如果依此行事，也可能讓美國走上蘇聯的老路。但無論如何，這可以讓我們意識到美國科技發展的另一種道路選擇。

但如果撇開這些具體的議題，我覺得，這本書對我們更重要的啟示是，我們應該在一個更高的層面思考科技服務于社會的目標與使命感問題。我們究竟要用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做什么？這也是我之所以介紹這本書的真正原因。

而如果僅僅從具體的結論或觀點說，我反倒認為，作者的主張顯得短視而功利。我們需要注意到，作者所在公司的業務方向，使得作者更加強調科技在國際競爭和軍事方面的應用。但人類推進了科學技術的進步，難道就是為了在互相的競爭中打敗對手？甚至是為了其他擺不到桌面的目的？

我們發展科學技術的初衷是什么？現在到了負責任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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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3.2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