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學術界反腐新聞頻出,從經費挪用到科研誠信,種種亂象背后往往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行政權力對學術資源的過度滲透。當原本負責服務的“官職”變身為掠奪成果的“收割機”,象牙塔內的創新生態正在悄然扭曲。然而,這種權力對學術的侵蝕,往往隱身于復雜的合作網絡與繁榮的論文產出之后,長久以來難以被精準識別。
近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陳玉宇、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方銘、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王軒合作發表論文 [1]。該研究通過對211工程高校STEM院系院長的履歷與專利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展示了某些院長作為微型權力樞紐,是如何扭曲科研網絡結構的。
01.“學術虛胖“的院長們
首先,研究團隊通過人工檢索,從211工程高校STEM學院現任及前任院長的在線簡歷和履歷中,收集了截至2019年7月的個人履歷信息。這些收集到的院長履歷包括就職日期、教育經歷、是否退休及退休日期。然后,研究人員又將院長們的履歷信息與國家知識產權局(NIPA)的專利申請記錄進行匹配,以便觀測專利量與“仕途起伏”的聯系。
專利主要分為三類: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為了更體現科學產出的含金量,研究人員主要關注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的申請數量。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學者一旦晉升為院長,其專利申請量會立即出現“斷點式躍升”,總專利申請量增幅達14%,發明專利申請量增幅達12%。并且,這種增長并非隨著任期積累緩慢提升,而是在上任第一年便“旱地拔蔥”。研究人員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院長效應”。
這樣瞬時性的成果爆發顯然是違背科研產出規律的。于是,作者進一步探究了這些專利成果的質量問題。研究比較了院長們在履職前后專利質量的變化。用以評估專利質量的指標包括:專利申請后三年的引用次數,以及其申請中的權利要求總數。分析結果卻并未發現院長職位與專利質量指標之間存在顯著關聯。換言之,當院長后,專利成果一下子變多了,但是專利的質量卻仍在原地踏步。
令人懷疑的是,如果院長們的科研產出增長,是源于其科研能力的進化,或者研究資源的增幅,那么為何會在成果數量激增的同時,質量卻止步不前?這種虛胖式的進步,顯然是不正常的。
02.院長效應的歸因
但問題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院長效應呢?
對此,研究人員給出了三個可能的解釋:(1)當院長后,學者個人能力確實提升了;(2)當院長后,職位本身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資源,所以促成了產出提升;(3)通過行政權力,院長們通過影響力或利益交換牟取了更多專利成果。
研究團隊首先探究的是第一種可能性,他們選擇了院長們的專業領域變化作為切入點。這樣做的核心思路在于:如果專利產出的增加的確是因為院長個人能力提升或科研資源優化,那么這些產出應當首先增加在他們深耕多年的原有專業領域。(研究人員規定:如果院長在就任前五年內曾申請過某一領域的專利,則將該領域被定義為其“原有專業領域”)
然而實證結果顯示,院長上任后,他們在其原有專業領域的專利申請數量并未增長,甚至反而呈現下降趨勢。這意味著,所有的產出增量大多來自于他們此前從未涉足的非專業領域。這種在老本行產出停滯、卻在陌生領域“跨界爆發”的現象,顯然不能用個人能力提升來解釋。
然后,研究人員就統計分析了院長們研究資源的變化情況,想以此來探究第二種可能性。研究人員設想的是,如果晉升前后,院長獲得的各類科研資源(資金、設備等)并未增加,那么“學術虛胖”的來源就不能歸結到資源提升的影響上。
于是,研究人員收集了院長們在國自然的基金申請情況,評估了院長職位對其獲取國自然資助經費的影響。院長們獲得的資助類型被粗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面上項目,一類是(相較面上項目)更高層級的資助。結果發現,院長職位并不會帶來面向項目的資助率增加;但有跡象表明晉升院長后獲得的重大項目資金有所增加,盡管這種影響較為有限。但研究人員還是較為謹慎的聲稱,不能完全排除資源提升是院長效應原因的可能。
最后,研究團隊還針對不同學科背景的院長、高校所處環境等因素進行了對比觀察,作出了如下幾條關鍵分析:
(1)院長效應更多出現在專利重要性較高的領域。
(2)學術誠信的關聯分析表明,那些曾經有過論文撤稿記錄的研究人員,在晉升院長后,其名下的專利增幅最為顯著。
(3)外部競爭環境會對院長效應產生明顯的制約作用。在985高校,或者同城市高校密集的地區,院長效應的強度會顯著減弱,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研究人員分析:當一線科研人員擁有更多的外部選擇和更強的議價能力時,他們對行政權力的依賴程度較低,院長也就難以輕易“牟取”或支配他人的科研成果。相反,在缺乏外部競爭的環境中,院長與本地研究者之間更容易形成某種“利益捆綁”。這種關系往往以犧牲一線人員的科研積極性為代價,將資源和成果向權力核心傾斜,從而扭曲了正常的學術激勵機制。
通過以上的證明、排除等討論,研究人員最終得出結論,認為權力濫用是院長效應的主因。
03.結合反腐的力證
如果院長效應確實源于權力的濫用,那么反腐行動理應對該現象有抑制作用。研究團隊的觀察證實了這一點。研究團隊利用2013年啟動的大規模反腐運動作為觀察窗口,發現:隨著地方反腐力度的加大,院長效應出現了顯著減弱。尤其是當反腐行動聚焦于高等教育系統內部時,這種抑制作用更為明顯。
為了確保結論的可靠性,研究者還排除了地方政治環境差異的干擾。即便在控制了這些復雜的城市變量后,反腐行動對院長效應的抑制作用依然穩健。這表明,專利產出的變化確實是由反腐工作的實際成效驅動的,而非受地方政治環境的隨機影響。
最具說服力的發現在于,反腐行動具有極強的“精準性”。數據分析顯示,反腐雖然擠掉了院長名下那些跨領域的產出“水分”,但并沒有影響到院長在自身核心專業領域的正常科研活動。這一發現精準地界定了權力的邊界:反腐沖擊的是通過行政職務牟取的灰色產出,而非學者真實的科研創造力。這種對比再次印證了,院長效應帶來的“虛胖高產”本質上是一種依附于官僚職位的權力產出。
04.扭曲掉的科研結構網絡
權力的膨脹不僅改變了院長個人的產出,也重塑了其周邊的合作網絡。研究發現,院長上任后,其合作者的總數顯著增加。但深入分析發現,這些新面孔并非來自院長深耕的學術領域,而是大量出現在他原本并不熟悉的“新領域”中。這一發現再次印證了院長更傾向于跨界開展“合作”,而非在原有專業上精進。
研究人員進一步追蹤院長的這些合作者的獨立研究成果(即排除掉與院長掛名的專利),發現:雖然這些人的專利申請數量有所增加,但質量卻毫無提升。令人警惕的是,當這些合作者需要調配精力與院長開展這種“跨界合作”時,他們自己獨立完成的研究產出質量反而出現了下滑。這種負面溢出效應暗示,這種合作可能并非強強聯合,而是一種對科研體系的某種損耗。
更深層的資源扭曲體現在國家級科研經費的分配上。數據證實,行政權力確實干預了科研資源的流向:那些曾與院長有過合作經歷的研究者,在院長上任后,獲得國自科基金資助的概率提升1.2%,平均資助金額增長約7.6%。這一提升水平已經相當顯著。
這些證據鏈條最終匯聚成一個嚴峻的結論:院長的權力不僅被用于牟取個人名下的專利成果,更在潛移默化中扭曲了整個機構的資源配置。當資源向“權力圈子”而非“創新成果”傾斜時,不僅抑制了年輕學者的積極性,更通過利益交換將珍貴的科研資金分配給了低效的產出,從而損害了整體的科研生產力。
消息來源:
[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67268126000077?via%3Dihub
來源|知社學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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