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的悲劇

在清朝后期由于內憂外患，大家都是很痛恨那些侵略者的，民眾們當然也會對普通的傳教士們抱有痛恨的心理。客觀來講，很多傳教士起到了文化交流的作用，不過大家也要知道，他們就是為了他們所在各國的教會和一些政治目的服務的。比如說創辦貝滿中學的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這類人，他自己親口這么說的，這個人也曾經是《望廈條約》的起草人之一。所以這樣的傳教士在中國給人辦學校，他肯定不是光為了教育我們中國的孩子做好事。所以在那個時代，人們一聽說信洋教的都會瞪他兩眼。

但是歷史上有一個用上帝和耶穌的元素包裝的農民起義居然能夠橫掃半個中國，持續了13年，他們不編辮子，把頭發披散開，所以被人稱為長毛們。這些農民起義者的運動就叫做太平天國運動。他們曾經做出了超越時代的嘗試，探索拯救中國的道路，他們反抗壓迫、追求平等，但是又自己陷入了專制的泥潭。但是總體來說，我們對太平天國都是多數正面評價的，他們是19世紀中國社會轉型宏觀語境當中的了不起那一批人。

首先，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農民起義，它的性質就是農民起義。但是它凝聚人心的方式叫做“拜上帝教”，這被那個時候的教會稱為異端。也就是小名叫做火秀的洪秀全無論如何都中不了舉，一直都落榜，他看到了傳教士的小冊子，拿到了一些小小的元素，自己造了這么一個學說，開始吸引群眾。這也是為什么后來他特別反對孔孟之道，因為他實在是考不上，恨死了。

他們創立了“拜上帝教”之后，把這個當成思想武器試圖推翻清朝的腐朽統治，建立一個他們理想當中的社會。對于利用宗教籠絡人心的做法，應該持理性批判的態度。這個屬于他們的階級局限性和時代局限性。

當然這個宗教話語體系確實在底層民眾當中起到了作用動員到了很多人，打破了傳統儒家意識形態的壟斷，也具有一定的反封建啟蒙的意義。畢竟是用宗教和其他東西的外衣裝上了他自己的東西，或者說就是用外國的洋酒瓶子裝上了一些中國的酒，不過這個酒確實有點兒外國風味。

但是他們的這種宗教建構的思想體系本質上仍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和個人崇拜色彩，非常缺乏科學理論支撐，所以最終他們跳不出大家說的歷史周期律，還是會淪為權利合法化的工具。從歷史進步性角度看，太平天國在多個方面確實也是體現出超越時代的嘗試。首先在政治制度上，《天朝田畝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平均思想，雖未能真正實施，卻反映了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深刻批判，成為后世土地改革的思想先聲！其次在社會政策方面，太平天國一開始是推行男女平等措施，如設立女營，允許女性參加科舉，禁止纏足等。這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極為罕見。再次在文化層面，其對孔孟儒學的激烈否定雖顯偏激，但客觀上動搖了傳統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為后來的思想解放埋下伏筆。

他們做了一些嘗試，但是畢竟還是在農民起義。所以他們就沒有能夠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桎梏。到了政權后期他們的領導班子迅速腐化了。等級森嚴，領袖等人生活也很奢靡，他們的宗教包裝的理想主義不可能轉化成為可持續的執政能力，所以在南京就等于多了一個小朝廷，最后只是一個不梳辮子的皇帝而已。而且他們自己最后發生了很多權力之間的內訌，造成了一系列悲劇，也是他們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有關于太平天國各個時間點上的一些事跡，這都是以前上學講過的知識點，今天這不是重點討論的范圍，今天主要來討論一下。他們為什么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看歷史問題，不是光探討誰的槍好，誰的炮好，要記住政治和歷史是不分家的。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學術界或者是民間的人士都會說這叫做跳不出 歷史周期律，有時候又說成是王朝興衰的周期律。

歷史周期律并不是自然界的一種春夏秋冬的定律的意思。這是一種對中國古代字秦朝到清朝2000多年政治和歷史當中反復出現的政權興衰更替現象的一種概括。目前我們需要強調的是，當代主流史學界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普遍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現象，并不是說不可改變的鐵律。就是因為這種現象已經是可以被認識到，可以被干預的所以才有跳出歷史周期律的理論和實踐可能性了。

比如1945年7月，黃炎培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一次著名對話。在歷史上被稱為“窯洞對”。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根據黃的意思是說，歷朝歷代剛建立的時候都是勵精圖治，生機勃勃的。但是隨著時間推移，統治者逐漸驕奢淫逸，他們懈怠了。然后官僚們就腐敗成風，最終導致政權崩潰。于是他就向毛澤東同志發問說，意思是貴黨是否能找到一條新路，跳出這種宿命論？毛澤東同志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被視為中國共產黨對歷史周期率問題的第一個答案。

歷史周期律是一種周期性循環的東西。一般來說，某些封建王朝，都會遵循一種循環模式。

比如某些王朝會出現創業→然后鼎盛→然后衰敗→然后崩潰了→然后再重建，大致這樣的循環。比如漢代，從文景之治到武帝擴張，到外戚專權，到王莽篡漢，滅亡了。又比如唐代從貞觀之治開始，到開元盛世，又到安史之亂又到藩鎮割據，又到黃巢起義，然后唐朝滅亡了。明代是從洪武，永樂強盛，然后到中期，宦官專權，土地兼并，在外交當中也是，說是不賠款，但是都給歲幣。然后到明末流民遍地，但是又有一些研究者會找小冰川自然災害的理由，當然其他的地方也在自然災害，但明朝就是在李自成進京之后，順理成章滅亡了。例如很多人會說明代后期趕上了小冰川，這個沒錯，確實有自然災害。但是關外的后金，也就是后來的清代，他們的政治力量，的地理環境絕對不是溫暖如春的，那是更加酷寒的，所以根本還在內部。

所以這種周期率從只有15年的秦，到268年的清，無論開國君主們多么英明，無論他們一開始用了多少科舉或者行省制這樣的創新，最后他們都系統性地衰敗了。那么一到他們崩潰的那個階段，就是迅速的，在某些王朝末期都是大家可以看到在短時間之內就土崩瓦解了。比如隋朝統一僅29年就亡了。比如明，在崇禎皇帝最后10年之內迅速崩潰了。就叫做“其亡也忽焉”。當然太平天國的政權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王朝，它只是一個割據政權。他在制度上其實也沒有創新。雖然洪仁玕做出了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一點點理論的東西，但是天王洪秀全并沒有采納他。他們的很多理想化的東西，當時其實是沒有推行的。

所以歷史周期律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封建社會內在的矛盾長期積累所導致的。第一個是經濟基礎問題，比如說明代的土地兼并和小農破產。封建經濟是以小農經濟為核心的，土地是生存的根本。王朝的初期經常推行一些均田制，輕賦稅的政策，這樣就讓他們休養生息了，而且自耕農占多數，社會是穩定的。但是很多王朝都會隨著時間推移，地主和官僚階層通過權力和高利貸等手段兼并土地。古今一樣，任何一個王朝其實都有各種各樣的圈地政策，所以為什么叫剝削階級地主階級的代言人，皇帝就是他們最大的地主。大家可以看到紅樓夢當中那個例子就是烏進孝千里迢迢到賈府去交租，要說很多理由，年景不好，天氣不好收成又困難，所以很多東西交不上。然后賈府的人還得給他臉色看。過去就是這樣一層一層剝削的。在故事里的賈府是中層貴族，他還要給上邊的大頭和皇家孝敬，就連一些太監公公們到府上傳個話，都要有各種各樣的茶水錢，所以這些人也是叫苦連天的。

所以地主官僚階層不停圈地，那些自耕農會喪失自己的土地，他們就會變成佃農或者流民。這還不是光給人種地，自己沒有地這么簡單了。國家收稅的基礎萎縮了，財政會變得困難起來。這樣就會加重剩余的農民的負擔，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土地集中導致農民破產，導致流民增加，導致賦稅加重，然后最后大家都別過日子了，然后起義就爆發了。

那么政治體制上在封建社會當然是皇權專制的。皇權是高度集中的，他們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他們有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那么權力就失控了，皇帝都會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般來講，雖然有周圍的一些大臣作為輔佐和參謀的性質，真正拿主意的其實還是那個皇帝。這就導致了什么叫一言堂，也就是皇帝說了算。之后官僚體系會日益僵化科舉制度也是流于形式的，很多人都是買官鬻爵的，當然誰出錢就給誰職務的話，那一定是任人唯親的。統治集團內部也有各種各樣的派系和斗爭，比如有各種黨爭，有外戚和宦官的各種力量，這樣也會削弱中央權威。比如東漢的宦官和晚唐的藩鎮。還有就是最大的問題是階級矛盾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根本對立。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利益是根本沖突的。如果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天災和瘟疫，這個時候可能會疊加人禍，也就是人為的那些，腐敗現象和苛政猛于虎的政策，加到一起之后，底層的生存危機會爆發。所以農民起義就是必然的。

如果這個時候還有一些外部壓力，比如說邊疆危機和民族沖突，例如財政枯竭之后導致邊防松弛，例如以前的五胡亂華，金滅北宋和清軍入關。這樣的話就是游牧民族或者一些新興的政權會趁虛而入。

封建王朝本質上都是地主階級的統治工具。所以為什么他們跳不出歷史周期律？這是制度性的局限。

他們注定了，即使有改革，比如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這樣的事情，也只能是修補一下上層建筑。他們根本不會觸動土地私有制這個經濟的根基。

統治者坐在寶座上，他不會動手砍了自己的龍椅。這就是說統治者不會革自己的命。每一次所謂的改朝換代，只是更換了統治的家族。也就是說有些人會惋惜，他剃了頭發，其實他留著那點頭發，他也是被剝削，封建王朝都一樣壞。

所以每個封建王朝變換之后改變不了制度的本質，所以就陷入了無限的循環，治→亂→治……

太平天國運動，它的旗幟是拜上帝教，他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反清。它展現出沖擊封建秩序的進步性。但是才十幾年，馬上就掉進了歷史周期律。

它的根本癥結就是缺乏先進階級與科學理論。這就像剛才說過的，這是一個不梳辮子的皇帝。洪秀全等人是以宗教神權替代制度建設，他的言行和政策深刻暴露了農民階級的歷史局限性。他融合了基督教的元素，加上民間迷信和個人臆想，他缺乏對社會矛盾的科學分析，他自稱是天父的次子。將政權合法性完全和神權敘事緊密相結合，中國絕大多數主體民族是不會政教合一的，所以他這種工具其實不好辦。定都天京后，他深居天王府十余年，“專信天父，不問國事”，據《李秀成自述》說，沉迷編纂《天父詩》等神學文本，以繁瑣教規規范宮廷生活，如規定妃嬪言行、等級禮儀，將革命理想異化為維護個人權威的工具。這種以神權強化專制的模式，與封建皇權君權神授邏輯本質相同，未能提供超越時代的治理方案。

1856年天京事變就是一個關鍵時間點，東王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理由，逼他封萬歲，北王韋昌輝放馮秀全的密令誅殺楊秀清。這之后又殺了2萬多人。翼王石達開因為遭受了猜忌，所以率部隊出走了。這樣他們內部出現大問題，他們就分裂了。在事件之后，洪秀全把犯錯誤的韋昌輝處決了。但是沒有重建能夠約束他們的制度，但是他把兵權分給了姓洪的親戚，所以還是搞的封建那一套。比如洪仁發，洪仁達這些人。《洪仁玕自述》說，天王是“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李秀成曾經在監獄中，非常沉痛地說，我天朝壞就壞在這些王爺身上……各顧自己，不顧大局。

他們這些人的內耗就是讓太平軍的精銳損失殆盡了。而且洪秀全自稱朕，早就展現出農民領袖在缺乏民主機制和先進思想的引導下，必然又陷入了封建權力傾軋的窠臼。

大家都記得著名的《天朝田畝制度》，提出了平等理想，但是脫離小農經濟現實根本實施不了。1854年，楊秀清等人聯名發布《禁止私收租稅告示》，但是實際執行當中默許地主收租，這個也是對封建土地關系的妥協，而且他們自己最后也都變成了地主。洪仁玕寫了《資政新篇》，事實上他是和洪秀全拜上帝教的教義沖突了，所以被擱置了。關鍵是這個人對洪秀全來說只是個親戚，也就是一個在香港見識過洋人的親戚。他真正的分量在洪秀全那里沒那么重要，大家不要認為好像他們提出了《資政新篇》，他就一定通行了，而且天平天國就真的有資產階級的進步性了，其實沒有。

太平天國的高層官員馬上就腐化了，成為新的特權階層，修建了城高數丈，城為數十里的天王府，李秀成和清朝的檔案都說過洪秀全有眾多嬪妃，是不是真的有88個已經沒有統計了，他的規定大概就是南方人喜歡發這個字，但是并不因為他少幾個或者怎么樣，就否定他的剝削本質。當然有一定成分，就是他的政治敵人安到他頭上的，這個我們也都明白。

不過，他只給他的親戚們很多好處，大家分封田產，續養奴婢，這個是真的。他以前講的初心叫做“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這個完全被推翻了。

所以太平天國的悲劇就在于反抗精神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他們短暫推行了男女分營和廢除纏足等等， 但是拜上帝教不科學，他們無法提供科學的社會改造理論。但是起來反抗就是好的，我們分析歷史教訓，但絕對不是對古人求全責備。

農民階級也無法超越小生產者的狹隘性，當政權建立之后，他們的領導集團迅速復制了封建等級秩序。他們就把打江山馬上變成坐江山，重演了創業→腐化→內訌→崩潰的歷史周期律邏輯。其實他當時自稱上帝的次子這個行為，也被其他正宗基督教的各大教派認為是底線，并不像民間營銷號傳說那樣，他其實是沒有得到西方教會的認可。

在太平天國初期，部分西方人士，因為他有一點基督教的元素，所以給予了一點同情。但是發現他們的實踐是要改良社會的，所以西方教會最終認為他們是武裝邪教，仍然把他們定性成為異端分子，所以外部勢力就支持清朝政府鎮壓他們。歸根結底是因為太平天國的政權其實是有進步性的，最起碼他絕對不承認清政府簽訂的那些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所以列強一看從他這兒占不到實質性便宜，嘴上也占不了上風。這是外部勢力不愿意支持他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他們的學說理論指導，再加上內外的因素都有問題。

正如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當中指出的，這類運動除了改朝換代之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根源就在于他們缺乏能洞察歷史規律的先進思想。

馬克思曾經說過，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在階級社會中，主要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就無法根除。所以就不能打破歷史周期律。所以到后來我們應該怎么辦？到現在是可以被突破的。

他們的歷史教訓提示唯有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依靠先進階級領導，通過人民民主監督與黨的自我革命，比如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兩個答案，才能真正破解歷史周期律。

在現在我們是把跳出歷史周期律這句話，視為長期執政的核心命題的。

剛才說了是兩個著名的答案，第一個答案就是1945年說，人民民主監督，讓人民監督政府。

第二個答案是新時代的答案。要經過黨的自我革命。

將通過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敗斗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制度化的，主動清除自身機體的毒素。

這標志的我們是不一樣的，從被動承受周期率轉向主動構建制度性的防腐機制，將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長治久安。

所以太平天國的悲劇，是他那個時代不可避免的。歷史周期律是中國古代政權的特定社會結構下治理能力周期性衰竭的現象總結。但是不管怎么說，也是一場革命，所以金田起義的情景被雕刻在人民紀念碑的底座上。

那個時候是小農經濟加皇權專制加地主階級統治，所以這不是宿命論的問題，這是歷史條件的產物。太平天國的悲劇由于政治在政策上是空想和妥協的，階級本質最后回歸成為腐朽的統治階級，他的失敗不是偶然的，他的失敗是必然的。合上這一頁，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有那些教我們的東西，也可以發現前車之鑒，這就是讀歷史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