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500元消費券拉動2萬億消費穩1400萬崗

近期，全國政協委員劉永好建議我國借鑒馬來西亞等國經驗，以身份證為依據，向全民無差別發放“通用型消費券”，取消行業與品類限制。劉永好舉例表示如果全國每人發放500元，可拉動消費近2萬億元，支撐約1400萬個第三產業（服務業）就業崗位。

此建議一出，立刻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

其實近年來，為了應對經濟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曾有過類似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的做法，劉永好的建議絕非部分網友認為的“他山之石”或者“水土不服”，而是早已有所實踐……

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為應對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我國部分城市就開始發放消費券。

以杭州為例，杭州市政府在3月27日和4月3日通過支付寶平臺發放了350萬套、總價值2.5億元的消費券。研究發現，消費券極大地刺激了消費，杠桿倍數分別達到了3.5和5.8；消費券面額越大，拉動效應越強；拉動效果不會導致未來消費的下滑；消費券對不同行業和人群的消費刺激效果不同，但沒有受到 “數字鴻溝”的影響；消費券越簡單、使用限制越少，效果越好。

后續杭州市又在4月10日發放新一輪消費券，消費者在有效期內，平均核銷金額41.2元，新增消費139.0元，邊際消費傾向為3.4倍。具體到行業門類，餐飲服務、食品類和非耐用品類新增消費和拉動效應差別不大，但4月10日對服飾美妝和其他服務類的消費促進作用相比3月27日有明顯提升。

由此可見，即使多次、頻繁地發放消費券，對消費仍然具有顯著的拉動作用。

從多地商務局節后公布的信息來看，消費券起到了多倍于自身的消費拉動作用。

既然消費券對經濟拉動那么明顯，為何我國從未出現過劉永好設想中的全民無差別發放“通用型消費券”的情況呢？

要知道是，全民發放通用消費券需要龐大的財政資金支持。如果按照劉永好的建議，全國每人發放500元，14億人共需發放7000億元，這對財政來說，將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可能導致在一段時間內，財政可能處于“緊平衡”狀態——如果用于發放消費券的財政資金規模減少，不妨礙正常的財政支出，又會出現類似全國每人發放50、100元的情況，對促消費、促就業毫無實際效果。

并且，要知道，中國因為地理地形的原因，是幅員遼闊，人口、經濟分布極不均勻的國家，無法向馬來西亞這樣相當中國省級規模的國家那樣發消費券，即全民無差別發放，可能無法精準惠及最需要的人群。不同地區、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存在差異，無差別發放可能導致資源分配不合理，無法最大程度發揮消費券的作用。而且在發放過程中，可能存在一些人不需要消費券，而真正有需求的人卻沒有得到足夠支持的情況。

此外，全民發放通用消費券涉及到龐大的人口基數，需要建立完善的發放和核銷機制，確保消費券能夠準確無誤地發放到每個人手中，并有效核銷。這需要強大的技術支持和管理能力，以及巨大的人力成本，實施難度較大。

也正如劉永好設想的那樣，中小微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但其抗風險能力較弱。消費券通過精準滴灌，以定向投放和拓展消費場景的方式，為這些市場主體帶來客流與營收，起到了紓困解難和助力發展的作用。消費的增長帶動企業生產，生產增加提供就業崗位，進而促進就業，形成良性循環。

同時，在消費券的發放和使用過程中，可能存在套現、虛假交易等違規行為，需要加強監管力度，否則會影響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這樣又會進一步增大消費券發放過程中產生的人力成本。

總的來看，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全民發放通用消費券能夠刺激消費，帶動企業生產和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消費的增加還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形成產業聯動效應，推動經濟的良性循環。

消費的增長會促使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增加就業崗位，特別是對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就業拉動作用明顯，有助于緩解就業壓力，穩定就業市場。通用消費券取消了行業與品類限制，讓政策紅利惠及中低收入群體和民生末梢，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但是如果消費券發放規模過大，可能會導致市場上貨幣流通量增加，引發通貨膨脹，對經濟穩定造成一定影響。同時，長期大規模發放消費券可能會使財政陷入困境，影響財政的可持續性，進而影響政府對其他領域的投入和支持。

總之，全民發放通用消費券是一把雙刃劍，在實施前需要充分權衡利弊，綜合考慮財政狀況、市場需求、社會公平等多方面因素，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方案，以最大程度發揮消費券的積極作用，促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