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適婚人口性別失衡的背后,藏著一個極易被忽視的群體困境:部分農村精神障礙、智力障礙女性,正淪為強迫婚姻的受害者,甚至被當作“商品” 在買賣婚姻中流轉。今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編劇、網絡文學作家蔣勝男一份建言,將這一隱秘的社會痛點再次拉回公眾視野,也為破解這一治理難題提出了具體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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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地區,適婚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問題長期存在,這也讓部分不法分子將目光投向了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精智障女性,收買、強迫成婚,甚至伴隨性侵、虐待等行為,這些觸目驚心的現象,讓農村精智障女性成為婚姻權益被侵害的高發群體,她們的人格尊嚴被漠視,人身自由被剝奪,本該被呵護的特殊群體,卻成了買賣婚姻鏈條中的犧牲品。
而這一問題的屢禁不止,并非單一原因造成,而是多重治理難題交織的結果。首先是婚姻自主的決策權被架空,婚姻登記時機械要求監護人同意,卻忽視了對精智障女性自身真實意愿的考量,也缺乏專業的決策能力評估,更沒有針對性的婚前輔導,讓她們連表達“愿不愿意” 的機會都沒有。
其次,利益驅動讓買賣行為有了生存空間。部分父母借著“嫁女” 的名義牟利,甚至將照護精智障女兒的責任轉嫁給他人,高額彩禮的陋習更是催生了赤裸裸的買賣行為。而相關法律懲處機制的不完善,讓這種侵權行為的違法成本極低,即便被發現,也難以得到嚴厲追責。
同時,救助與監管的缺位也讓問題雪上加霜,流浪的精智障女性往往得不到及時救助,基層部門的推諉扯皮、群眾對救助政策的認知不足,讓她們陷入無人管的境地;法定的報告義務缺乏強制力和配套機制,即便有人發現問題,也沒有暢通的渠道及時反饋。更棘手的是,一些未涉及金錢交易的“收留” 行為,法律責任界定模糊,取證難、定罪難的問題,讓不少違法行為成了 “漏網之魚”。
更值得反思的是,在農村婚姻問題的治理中,現有政策對失婚男性的權益關注較多,卻對精智障女性的保護相對缺失,這種制度性的缺位,讓她們的權益保障成了短板。而消除強迫婚姻,本就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多國也已通過專項立法構建了保護體系,這些域外經驗也為我國的治理提供了借鑒。
針對這一系列難題,蔣勝男委員提出的建言,切中了問題的要害,也給出了全流程的治理方案。開展為期一年的專項治理行動,覆蓋預防教育、發現解救、安置康復、司法救濟全環節,從源頭預防到事后救濟形成閉環;設立強迫婚姻危機干預中心和匿名舉報熱線,讓發現問題、舉報問題有了具體渠道;建立聯合強制報告機制和公職監護預警聯動機制,夯實基層排查與監管責任,讓監管不再缺位;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明確法律責任與民事救濟途徑,讓違法者付出應有的代價,讓受害者有處尋求幫助。
農村精智障女性的權益保障,是社會文明的一面鏡子,她們或許無法清晰表達自身訴求,或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但這絕不是她們被漠視、被侵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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