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她們成為被交易的 “商品”！委員呼吁專項治理農村精智障女性強迫婚姻

農村適婚人口性別失衡的背后，藏著一個極易被忽視的群體困境：部分農村精神障礙、智力障礙女性，正淪為強迫婚姻的受害者，甚至被當作“商品” 在買賣婚姻中流轉。今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編劇、網絡文學作家蔣勝男一份建言，將這一隱秘的社會痛點再次拉回公眾視野，也為破解這一治理難題提出了具體路徑。

在農村地區，適婚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問題長期存在，這也讓部分不法分子將目光投向了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精智障女性，收買、強迫成婚，甚至伴隨性侵、虐待等行為，這些觸目驚心的現象，讓農村精智障女性成為婚姻權益被侵害的高發群體，她們的人格尊嚴被漠視，人身自由被剝奪，本該被呵護的特殊群體，卻成了買賣婚姻鏈條中的犧牲品。

而這一問題的屢禁不止，并非單一原因造成，而是多重治理難題交織的結果。首先是婚姻自主的決策權被架空，婚姻登記時機械要求監護人同意，卻忽視了對精智障女性自身真實意愿的考量，也缺乏專業的決策能力評估，更沒有針對性的婚前輔導，讓她們連表達“愿不愿意” 的機會都沒有。

其次，利益驅動讓買賣行為有了生存空間。部分父母借著“嫁女” 的名義牟利，甚至將照護精智障女兒的責任轉嫁給他人，高額彩禮的陋習更是催生了赤裸裸的買賣行為。而相關法律懲處機制的不完善，讓這種侵權行為的違法成本極低，即便被發現，也難以得到嚴厲追責。

同時，救助與監管的缺位也讓問題雪上加霜，流浪的精智障女性往往得不到及時救助，基層部門的推諉扯皮、群眾對救助政策的認知不足，讓她們陷入無人管的境地；法定的報告義務缺乏強制力和配套機制，即便有人發現問題，也沒有暢通的渠道及時反饋。更棘手的是，一些未涉及金錢交易的“收留” 行為，法律責任界定模糊，取證難、定罪難的問題，讓不少違法行為成了 “漏網之魚”。

更值得反思的是，在農村婚姻問題的治理中，現有政策對失婚男性的權益關注較多，卻對精智障女性的保護相對缺失，這種制度性的缺位，讓她們的權益保障成了短板。而消除強迫婚姻，本就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多國也已通過專項立法構建了保護體系，這些域外經驗也為我國的治理提供了借鑒。

針對這一系列難題，蔣勝男委員提出的建言，切中了問題的要害，也給出了全流程的治理方案。開展為期一年的專項治理行動，覆蓋預防教育、發現解救、安置康復、司法救濟全環節，從源頭預防到事后救濟形成閉環；設立強迫婚姻危機干預中心和匿名舉報熱線，讓發現問題、舉報問題有了具體渠道；建立聯合強制報告機制和公職監護預警聯動機制，夯實基層排查與監管責任，讓監管不再缺位；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明確法律責任與民事救濟途徑，讓違法者付出應有的代價，讓受害者有處尋求幫助。

農村精智障女性的權益保障，是社會文明的一面鏡子，她們或許無法清晰表達自身訴求，或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但這絕不是她們被漠視、被侵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