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問題上，歐洲為何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

在伊朗問題上，歐洲為何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

歐洲部分國家，正在爭取自己在伊朗乃至全球的話語權，不是像之前那樣跟隨美國，唯美國馬首是瞻。

當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拉開帷幕，歐洲的立場成為國際格局中的鮮明變量——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高調發出反戰呼聲，到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與特朗普陣營切割，再到歐盟多國公開批評美以的戰爭決策，歐洲一改往日對美追隨姿態，在伊朗問題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獨立立場。這場跨大西洋同盟的分歧，并非偶然的政治表態，而是歐洲基于自身核心利益、歷史教訓與戰略覺醒的必然選擇，更是全球格局多極化趨勢下的深刻體現。

歐洲的反戰，首要是源于對自身經濟與能源安全的清醒認知。作為能源對外依存度超90%的經濟體，歐洲在俄烏沖突后失去俄羅斯能源供應，對中東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度大幅攀升，而伊朗作為全球第四大石油儲量國，是歐洲能源布局中的關鍵一環。美以的軍事行動直接威脅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安全，這條承載著全球20%石油、30%液化天然氣運輸的航道，一旦因沖突被封鎖，歐洲能源價格將再度暴漲，本就脆弱的經濟復蘇進程將被徹底打斷。歐洲央行早已警告，能源沖擊可能引發通脹飆升與經濟產出驟降，在這樣的背景下，卷入一場遠離本土的戰爭，對歐洲而言無異于經濟自殺。西班牙拒絕美軍使用其基地，德國坦言缺乏參戰的軍事資源，本質上都是歐洲對自身利益的理性捍衛。

國際法理與國內民意的雙重約束，讓歐洲無法追隨美國的單邊主義步伐。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缺乏基本的國際法理依據，法國總統馬克龍明確表示無法認可這一行動，而《北大西洋公約》的集體防御條款，也僅適用于成員國本土遭襲的情況，歐洲并無條約義務參與域外的進攻性戰爭。更重要的是，歐洲民眾早已被戰爭與通脹耗盡耐心，沖突爆發后，歐洲多地爆發大規模反戰游行，民眾不愿為一場“與己無關”的戰爭買單。對于歐洲各國政府而言，民意就是選票，英國首相斯塔默拒絕參與進攻性打擊，正是為了避免重蹈伊拉克戰爭的政治覆轍。桑切斯的反戰立場收獲歐美進步派支持，也印證了和平訴求在歐洲的主流地位。

跨大西洋同盟的信任裂痕，以及歐洲戰略自主意識的崛起，成為此次分歧的深層動因。近年來，特朗普政府在貿易、防務開支、安全援助等問題上屢屢向歐洲施壓，不僅計劃終止對歐數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還在國際事務中奉行“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讓歐洲看清了盲目追隨的代價——最終往往是歐洲承擔后果，而美國獨享利益。從伊核協議的推進過程中，歐洲的自主意識已初露鋒芒：2015年歐洲推動達成《伊核協議》，2018年特朗普單方面退出協議后，歐洲更是創立INSTEX結算機制試圖繞開美國制裁。此次伊朗問題上，桑切斯積極聯絡歐洲及國際領導人，西班牙外交大臣幕后推動歐洲立場轉變，正是歐洲尋求安全事務自主話語權的具體實踐。歐洲不再愿意成為美國的“戰略附庸”，而是希望以獨立的姿態參與全球治理。

此外，國際社會的廣泛反戰聲浪，也為歐洲的立場提供了外部支撐。桑切斯的反戰呼吁不僅獲得墨西哥、巴西等美洲國家支持，阿拉伯國家也開始采取實際行動，部分波斯灣國家拒絕美國飛機飛越其領空，切斷了美軍攻擊伊朗的關鍵通道。美洲、亞洲、非洲多國在批評特朗普戰爭決策上與歐洲立場趨同，形成了反對單邊軍事行動的國際共識。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的反戰并非孤立的政治行為，而是順應了國際社會和平解決爭端的主流訴求。

歐洲在伊朗問題上與美國分庭抗禮，并非意味著跨大西洋同盟的徹底破裂，而是歐洲在全球格局變化中重新定位自身的開始。從歷史來看，歐洲與伊朗的交往始終圍繞著實際利益展開，而非單純的意識形態站隊；從現實來看，歐洲的選擇是利益權衡后的理性結果。這一立場的背后，是多極化趨勢下各國追求自主發展的必然，也預示著未來的國際格局，將不再由單一國家主導，而是更多國家基于自身利益共同塑造。而美國若繼續奉行單邊主義，勢必將進一步失去盟友的信任，其全球霸權的根基，也將在一次次的分歧中逐漸動搖。

在伊朗問題上，歐洲部分國家的說“不”可能只是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