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組橫跨晚清、民國至抗戰歲月的紀實影像,一邊是晚清的輿論造假、軍事革新,民國軍閥混戰的殘酷壓迫,一邊是抗戰時期革命隊伍的希望與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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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傳教士梅蔭華1903年到中國后,拍攝了這張義和團拳民擺拍照片,三人是按照攝影師的要求擺出持槍和持旗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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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義和團已被中外勢力聯合鎮壓,拳民失去了反抗能力,只能被動地出現在外國攝影師的鏡頭前。其目的是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 “義和團的野蠻與威脅”,從而為列強的軍事干預和后續的不平等條約制造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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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式陸軍,全面引入德國軍事體系,照片是他與德國軍人對話,這種深度對話與合作,使北洋新軍成為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軍隊,也為袁世凱積累了雄厚的軍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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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是清末新軍衛生隊進行戰地救護訓練。照片中一名身著白色手術服、圍裙和高筒皮靴的軍醫官,正在一張簡陋的木桌上為“傷員”進行傷口包扎示范。周圍圍滿了身著西式軍裝、佩戴軍刀的新軍軍官和士兵,他們全神貫注地學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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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部隊脫胎于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建陸軍”。為了提升戰斗力,袁世凱效仿德國,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套系統的軍事醫療體系。盡管清政府試圖建立現代化的軍事醫療體系,但受制于整體國力和科技水平,其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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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四川,兩名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腳夫,赤著腳,吃力地抬著簡易滑桿。滑桿上坐著一名身著軍裝、頭戴軍帽的兵痞,他悠閑地擺著姿勢,與腳夫們痛苦不堪的神情形成了刺眼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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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行走在四川鄉間的土路上,周圍是起伏的丘陵和農田,顯示出這是在偏遠的鄉村地區,軍閥部隊在行軍或出行時,經常強行抓捕當地百姓作為“腳夫”,無償為他們抬滑桿、挑行李、運輸物資。這些腳夫不僅得不到任何報酬,稍有不慎還會遭到打罵甚至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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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拍攝于1917-1918年的四川成都,是美國社會學家西德尼·甘博記錄的軍閥混戰時期的真實場景,一個赤著腳、衣衫襤褸的小男孩,他的皮膚黝黑,眉頭緊鎖,肩上扛著兩支步槍和士兵的鋪蓋卷、干糧袋,手里還提著另一支槍,沉重的負荷讓他的身體微微前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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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身后,是一名身著軍裝、頭戴軍帽的川軍士兵,他只背著一條子彈帶,悠閑地跟在男孩身后。他們行走在一條被太陽曬得發白的石板路上,道路兩旁是荒草,遠處還有另一名士兵,整個場景荒涼而壓抑。
從1912年到1933年,四川經歷了大小470多次內戰,各路軍閥為爭奪地盤和稅收,不斷征兵、抓壯丁,為了減輕自身負擔,士兵們經常強迫當地百姓,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為他們扛槍、背行李、抬滑桿。照片中的男孩,很可能就是為了換取一點食物而被迫勞作的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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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延安,左側蹲著的是八路軍359旅旅長王震將軍,他身著洗得發白的八路軍軍裝,軍帽端正,臉上帶著爽朗的笑容,眼神里滿是對這臺“稀罕物”的好奇與欣喜。他身旁站著一個小男孩,穿著整潔的外套和白襯衫,正低頭專注地看著眼前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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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臺便攜式燃油發電機是美軍觀察組(迪克西使團)在1944年訪問延安時帶來的,最初用于為他們搜集日軍情報、進行軍事氣象觀測的設備供電。后來,美軍將這臺全延安僅此一臺的發電機贈送給了八路軍。
在那個年代,電力是極其珍貴的資源。這臺發電機不僅為延安的電臺通訊提供了穩定能源,保障了黨中央與各根據地的聯系,這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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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記錄了晉察冀軍區三分區2團1連連長李永生挺立在開闊的山地間,他身著洗得發白的八路軍土黃色軍裝,軍帽端正,領口微敞,露出堅毅的脖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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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右肩穩穩三支三八式步槍(三八大蓋)斜搭其上,槍刺如寒刃般指向天空;左手則提著另一支繳獲的步槍,槍身垂落。他的臉龐帶著硝煙未散的痕跡,嘴角微揚,既有剛經歷惡戰的疲憊,更透著將敵人武器化為己用的自豪與昂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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