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名狼藉”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卻不妨礙所有人愛她

來源 | 燕大元照

WOMEN’S DAY

在金斯伯格就學的年代，大學只招收固定數量的女生，因此招生門檻更高——用金斯伯格的話來說，“女生要比男生們聰明很多”。但限于種種因素，她們往往不會展現出自己的智慧。即使被問到為什么選擇本專業就讀，女生往往只會——或，只能——回答：希望在（幾乎都是異性的）校園里找到未來的伴侶，或者希望能與從事本專業的伴侶有更多的話題。在金斯伯格在哈佛法學院就讀期間，曾推動哈佛法學院錄取女生的法學院院長格里斯沃爾德向女學生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她們要如何正當化自己占據了一個本應屬于男生的法學院席位？

微妙的矛盾更多。比如法學院的女生是“孤獨又奇異的存在”，又如女學生不得單獨進入某些閱覽室，以及教授可能會在課上公開打斷女學生說道“女人才感覺，男人都思考”。盡管金斯伯格的智慧過人，她仍然在求職時屢屢受挫——“她身上有著律所很不喜歡的三大特點：她是女人，她是一個四歲孩子的母親，而且她是猶太人。”

但金斯伯格還是做到了。在教授的擔保下，她成為了時任紐約南區聯邦法院法官的助理，各大律所都開始歡迎她的加入；她與布魯澤列斯合著了《瑞典民事訴訟法》，后來又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第一位被授予終身教職的女性教授。

在金斯伯格就學的年代，大學只招收固定數量的女生，因此招生門檻更高——用金斯伯格的話來說，“女生要比男生們聰明很多”。

“里德訴里德案”是金斯伯格第一次向最高法院提交辯護狀的案件。當時，愛達荷州的法律規定男性相較于女性擁有處理遺產的優先權；這件案件中，里德長期對其妻子實行暴力，后又拋棄家庭出走，但當他們的兒子自殺后，按照法律規定，里德因為其性別而擁有處理兒子遺產的權利。在辯護狀中，金斯伯格寫道：

“……不考慮個人能力差異，僅基于性別而要求女性從屬于男性，該法案的區別對待構成了需進行嚴格司法審查的‘可疑分類’。……其他少數團體得以通過‘可疑分類’條例逐漸向著法律中的平等地位前進著，但女性卻因為缺乏在立法和制定政策領域的充分代表權，也無足夠的政治力量，因而難以改變女性群體在社會中和法律上被歧視對待的境遇。”——金斯伯格在這里引用的概念是，歷史上受到過歧視的少數群體理應得到法院更充分的保護。

“男女的生理差異與處理遺產能力的高低毫無關聯。愛達荷州為了行政上方便的考慮而在遺產處理者的競爭中把女性排除在外。……那些組織女性充分參與政治、商業和經濟領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繪為‘保護女性’或是為女性著想。……女性看似是被捧在高臺上細心呵護，但細看之下卻是被關在了偽裝成高臺的牢籠之中。”

坦白說，把里德案訴到最高法院存在巨大風險：如果最高法院還沒有做好推翻女性作為二等公民判例的準備，里德案可能會使最高法院在這條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事實上，盡管最高法院判決里德的妻子莎莉贏得訴訟（這也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廢除基于性別而區別對待的法律），但判決書中的論理過程十分模糊，且未能確立起一條有關性別歧視的明確規定。最高法院并沒有回答那個更重要的問題，即是否大多數基于性別的區別對待都是違憲的。

十四個月后，金斯伯格在“弗朗蒂羅訴理查森案”中重提里德案。由于空軍中尉弗朗蒂羅是女性，政府拒絕為其丈夫提供軍官配偶應得的住房和醫療福利。在這一次的辯護中，金斯伯格指出，上述兩次案件所參照的法律都建立在“同樣的性別刻板印象上，即男性是獨立的個體，而女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男性的附庸，并且他們無需承擔養家責任。”理論上說，金斯伯格再次獲得了勝利，但大法官們仍未將法律違憲與基于性別的區分對待聯系在一起。

幾年間，金斯伯格還為關于懷孕女性、少數族裔女性的墮胎權，以及女性陪審員所應承擔義務等案件在最高法院進行過辯護。她曾經描述一個案件“有點令人難堪”，指的是俄克拉荷馬州法律規定女性在十八歲即可購買淡啤酒，而男性的年齡要求則為二十一歲。此案最終竟然成為了里程碑式的案件——最高法院終于在該案中確立了以“中度審查標準”來對基于性別區別對待的法律進行審查。

1981年，經羅納德·里根提名，桑德拉·戴·歐康納成為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而多年來抗議稱如果有女性大法官加入就辭職的男性大法官無一辭職。十二年后，金斯伯格被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現在她得以在判決書中引用自己做律師時勝訴的案子，比如在她撰寫的“美利堅合眾國訴弗吉尼亞案”判決書中，她又一次引用了那個著名的“里德訴里德案”。“美利堅合眾國訴弗吉尼亞案”是聯邦政府提出的對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由公共資金支持）拒絕招收女性一事的質疑。以七比一（一位大法官因家事主動回避）投票通過后，金斯伯格在判決書中寫道，“自‘里德案’之后，我院不斷重申，法律或政府政策不得以性別為由妨礙女性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其中包括依照個人才干與能力追求事業、取得成功、參與社會活動并為之做出貢獻的權利，否則制定該法律政策的聯邦或州政府都將與憲法中平等保護原則的要求相違背。”

同篇判決書中，金斯伯格寫道，“我國憲法發展歷史中一個重要部分……是把憲法權利延伸到那些曾經被忽視或被排除在外的人身上。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案例進一步闡述了我們對于‘我們人民’意義外延的理解。”她說她對憲法的理解也是一種原旨主義——平等早就寫在憲法中，只是社會需要發展到可以理解這種平等。

人們一向認為金斯伯格是一位“溫順謙恭”、優雅平和的大法官；多年以來她的確如此。她似乎顯得不夠“激進”，更傾向于以合作的方式解決問題，就像她主張的那樣：“為你在乎的事情抗爭，但要以一種能夠吸引同盟的方式來進行。”她認為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一個觀念，“社會變革需要逐步累積、循序漸進。真正的、可持續的改變需要一步一個腳印才會發生。”——正因此，她推動變革的歷程相對而言顯得更加溫和與嚴謹。早在1985年，她就這樣描述自己：“我不認為自己是什么偉大的異見者，我更傾向于換位思考，哪怕這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妥協。”

然而，自從最高法院的4：1：4的平衡被打破起，人們看見了另一個金斯伯格。這樣的她斗志昂揚，異議意見書的措辭有時激烈、憤怒，甚至曾經指出現任最高法院的組成“已與我們上一回考慮限制墮胎的法規時不盡相同了”——這一表述出于“岡薩雷斯訴卡哈特案”的異議意見書，這個案件挑戰的是聯邦“部分分娩墮胎術”禁令。肯尼迪作為多數大法官在撰寫判決書時提出，墮胎禁令的一個理由是保護反復無常的女性，以免她們后悔自己的決定，并保護她們不受醫生的欺騙；通過禁止這種方式、或禁止所有晚期墮胎，他認為女性甚至可以被說服完全不進行墮胎。金斯伯格說，肯尼迪想象的是一位“后悔自己決定的可憐小女人”，而“最高法院的使命是定義何為公民自由，這包括了所有公民，而不是表達大法官個人持有的道德觀。”

近年金斯伯格還對許多案件發表了異議，包括削弱《選舉權法》中禁止種族歧視的部分（“謝爾比縣訴霍爾德案”，金斯伯格在對此案判決的異議意見書中有個經典的比喻：“在審查制度正發揮作用時廢除它，就像因為在暴風雨中沒有淋濕而扔掉雨傘一樣可笑。”）、公司所有者可以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為員工提供避孕醫療保障（“伯維爾訴好必來案”）、沃爾瑪公司的一百五十萬女性員工不能作為一個整體向公司提起訴訟（“沃爾瑪訴杜克斯案”），以及誤判他人死刑的檢察官無需承擔經濟賠償責任（“康尼克訴湯普森案”）。頻繁的異議代表著金斯伯格輸掉了許多次投票，而判決結果令她無法忍受。在這樣一個充滿變數、危機四起的時刻，她依然奮戰在前線，捍衛她對公正平等的堅持，——就像她過去幾十年所做的那樣。

人們常說，“You can't spell Truth without Ruth” (“不魯思，無真相”），以表達對金斯伯格的贊美和感謝。

在遙遠的中國，面對著完全不同的司法結構，我們為什么需要了解這位老太太的生平？

因為，在金斯伯格壯闊的人生下，隱藏著一副更加壯闊的女性權益發展圖景——想要上軍校的女性，想要同工同酬的女性，想要獲得保障的家庭主夫……金斯伯格改變的，不僅是這些個體的命運，更是其背后整個司法界和社會的進步。

女性權益，從不是輕易得到的，而是通過一代代女性的付出和爭取，艱難地獲得的。

正如《RBG》傳記中的章節名所說：“不要讓他們拖你的后腿，伸手去夠星空。”

前路總是未卜的，但金斯伯格告訴她的繼任者們，

“無論如何，希望永存。今天輸了，明天還有希望。”

致敬所有溫柔的正義

女神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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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金夢洋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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