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從“越人”到“吳兒” ——秦漢六朝時期江東地區越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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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逸凡 著

科學出版社

ISBN 978-7-03-084579-5

定價 138.00 元

內容簡介

秦漢六朝時期江東越文化的發展流變，是觀察華夏邊緣族群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規律的重要窗口。本書著眼秦漢六朝時期江東邊緣越人族群與江東腹地齊民社會之間的互動，通過考古類型學、文化因素分析、傳統史料研讀并結合民族學和語言學的相關方法，追蹤江東地區的越人及其文化在秦漢至六朝早期經歷變奏、回歸、復興，最終演變為“吳人”和吳地文化的軌跡，建立先秦吳越族群與后世吳地人文之間的有機聯系，厘清了吳越族群演變為南方漢族吳地民系的具體過程，全面深入地展現了江東地區的越文化從秦漢到六朝的發展演變之路。江東地區在六朝時期形成了兼具漢、越文化因素的吳地文化，其內外認同符號也由“越”而轉向“吳”，從而最終成為中華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本書適合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領域的研究人員以及高等院校相關專業師生閱讀參考。

作者介紹

高逸凡，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江蘇大學三江智庫副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江南地域文明史，代表性成果有《明代官方文書中的“江南”》（《江蘇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嶺南銅提筒與江東原始瓷筒形器的比較研究——兼論百越文化視野下的提筒形器》（《東南文化》2018年第2期）、《古越語視野下的“朱方”“丹徒”地名釋義》（《民族語文》2022年第2期）和《江運交匯都市建設者——史彌堅》（南京出版社，202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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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試讀

長時段視野下的江東越文化

布羅代爾認為，對人類社會發展起長期的決定性作用的，是長時段（long duration）歷史中由地理環境、經濟形態、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慣性所組成的穩定結構，而非短時段的歷史事件或中時段的社會態勢（conjuncture）。對于江東地區的越人和他們所創造的越文化來說，其生存的土壤就是江東吳越之地以山林水澤為主的地理環境，與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稻作漁獲、商賈通市的經濟形態，以及“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的生活方式。這樣的鄉村生活世界如果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如近世高低地水田的開發、現代公路路網的建設等），那么即使是越國分裂、秦降百越、漢滅東越這樣的歷史事件，抑或是大一統王朝形成早期的強勢主流文化，都很難徹底阻斷越文化這一江東地域文化的底色在這片山水田園間的不斷再生產，這也是本書的考察得以成立的原因。

《越絕書》卷八

以長時段的視野來看待入秦以后江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才能發現其中仍然十分活躍的傳統越文化因素，以及這些文化因素在江東地域文化的發展演變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樣，以長時段的視野來看待越文化因素在江東考古學文化中的“消失”與“重現”，才能理解其背后的發生邏輯：古老的生活世界不斷再生產著穩定的生活習性以及與之相應的底層文化因素，而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態勢下，這些底層文化因素又會在上層文化中被選擇性地隱藏或凸顯，以實現當地統治階層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今日全世界各民族的精英階層大多以西服為正裝，卻并不意味著他們本民族的文化就中斷了傳承一般。

說到底，江東越文化其實是在吳越之地延續著本地生活方式的底層人群的物質文化，無論這個人群是否是族屬意義上的“越人”，只要“飯稻羹魚”“以船為車”的生活世界還存在，江東以越文化為底色的地域文化就很難發生徹底的改變。即使史料中不再出現“越俗”“越人”一類的字眼，即使物質文化發展出全新的形制，我們仍然可以從文字描述的蛛絲馬跡中識別出古今相沿的民風習俗，仍然可以通過文化因素的分析揭示出細節作法的歷史源流，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各學科的研究方法，可以賦予我們“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多維視角，使我們更好地追尋此類不顯于史冊的底層文化在歷史長河中傳承演變的軌跡。

事實上，在缺乏工業化改造手段的年代里，除非發生劇烈的氣候變化，否則大多數地區的基本地理環境是很難改變的，即使是宋元以來經濟發展水平居于全國前列的太湖流域，直到20世紀末公路網普及以前，這里的水鄉人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仍然是各種舟船。從長時段的觀點來看，包括越文化因素在內的許多本地傳統文化因素在工業化時代到來之前應當都有長期存續發展的土壤。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視野下，這一推論并不難以驗證，例如直到南宋時期，我們仍然能夠發現“披發文身”的越人習俗活躍在江東腹地：

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發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于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夸能。

《錢塘弄潮圖》（復原）

又如在江東地區的主要方言——吳語中，至今還保留著不少與侗臺語族語言相似的語法現象和底層詞匯：

修飾詞組中定語后置（例：“筍干”“亮月”“鞋拖”“肚皮拆”）；副詞修飾動詞時動詞在前（例：“死快”“到快”“走先”）；量詞不帶數次直接連接名詞指物（例：“把刀”“張紙”“個人”）；吳語小河稱“浜”，泰語音?baa?；溫州、紹興、寧波等地吳語中柚子稱“泡”（音ph?1、pha1或ph?1），侗語音pau2；吳語謂冷曰“瀴”（in5），泰語謂“冷冰冰”為“”（ye:n1）；“父親之姊”吳語蘇州方言面稱“好伯”（h?3pɑ?7），泰語稱 （pa3），之類。

關于這一現象，潘悟云指出，最初的吳語應是江東越人原住民在學習漢語過程中形成的“石化中介語”（fossilized interlanguage），即存在顯著母語干擾的第二語言習得的半成品，而這些語法現象和底層詞匯就來自江東越人的母語——古越語，而古越語就是一種侗臺語族語言。這一觀點在現代的蘇州方言里也可以找到佐證：蘇州方言無字詞zin2（記作“情”），表“開心、舒服”之意，而《越人歌》里“秦胥胥”一句中表示“愉快”之意的記音字“秦”，在蘇州方言中也與“情”字同音，蘇州方言里的這個“情”應當就來源于古越語的“秦”；而這里表示“滿意、稱心”之意的記音字“胥”，也可與蘇州方言中表舒服的“寫意”一詞相對應，因為“寫”字在蘇州方言中音siɑ3，正與“胥”字的上古音（心母魚部，擬音作s?ɑ）非常接近。

而古代南方百越民族圖騰信仰中重要的崇拜對象——蛇（先秦時期吳越地區的青銅器和原始瓷器上也刻劃或堆塑有各類以蛇為主題的裝飾），時至今日也仍是蘇南、閩中等地民間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地方保存有許多供奉蛇王、蛇神的宮廟以及相關的崇蛇信仰與巫術。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區樟湖鎮的蛇王廟與祭蛇習俗

面對這些風俗、語言和信仰的事實，我們不得不審慎地看待“江東地區的吳越文化在兩漢時期就已完全融入了漢文化的行列”這類觀點。誠然，漢文化是秦漢以來華夏文明的主流，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江東吳地在后世也成為了南方漢文化的腹地乃至高地之一，但這種局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大一統王朝形成早期的秦漢時代，江東尚處于“漢化”或言“華夏化”的最初階段，郡縣中的齊民與山林間的越人還處在動態的相互轉化過程之中；孫吳政權的開發和治理一方面進一步鞏固了江東地區漢化的制度基礎，另一方面也使更多本地區的越人加入了新生政權的構建之中，他們的越文化因素也賦予了孫吳文化鮮明的地域特色；永嘉南渡后“華夏正朔”遷于江左，中原文化與孫吳文化在此綰合融會，形成了“江左風流”的吳地文化，江東越文化這才作為一股水量充沛的支流，完全融入了中華文明的主流，而創造了吳地文化的“吳人”也由此成為了南方漢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我們還應認識到，在前現代政權控制力鞭長莫及的鄉村世界，長期存在著古老的底層文化生存與發展的空間，與“石化中介語”類似的其他“石化中介”現象，正是不同地域文化不斷從當地底層文化汲取養分從而形成自身特色的關鍵所在。作為江東地域文化的底層文化，越文化也沒有理由憑空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在生活世界無聲的浸潤下，一代代江東鄉土人群的衣食住行、言談舉止和思維方式不斷再生產著越文化的現實肌理，只不過在六朝以后，我們就將其視為南方漢族所創造的吳地文化了。秦漢六朝時期江東越文化的發展流變，為我們展現了越人這樣的早期華夏邊緣族群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真實過程。本書的探索或許可以使我們確信，在長時段的視野之下，通過跨時期、多學科的考察與研究，必將使得早期華夏邊緣族群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規律變得更加清晰，從而為我們在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更為堅實的學術基礎。

本文由趙越，楊爍，鄭昭琪，摘編自《從“越人”到“吳兒”——秦漢六朝時期江東地區越文化的變遷》，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張亞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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