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鄧小平南巡深圳，會見葉挺后人葉華明：我們40多年沒見面了

1953年初夏，北京沙河機場的跑道上熱浪翻滾。聶榮臻元帥對面站著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小葉，飛行員的念頭先放一放，咱們國家更缺導彈工程師。”那小伙子正是葉華明，葉挺將軍第四個孩子。從那天起，他由想“飛上天”改為“打下天”，轉身奔向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后來又赴莫斯科深造，奠定了新中國地空導彈發動機的技術底座。

時間向前推回十一年。1942年冬，湖北恩施山腳下的土坯房里，寒氣透骨。葉挺看著兒女，低聲交代：“記住，正直。”一句話，兄妹三人謹記終身。囚禁的五年，他們種菜、編草鞋、賣野菜補貼生計，國民黨監視卻始終沒有把骨氣壓彎。1945年9月，轉押重慶途中，葉挺把親筆信塞進女兒口袋，“明早去找周伯伯。”清晨薄霧里，三兄妹跳上黃包車，穿街走巷甩掉特務，抵達曾家巖50號。那扇門后，是周恩來，總理一句“孩子們安全最重要”，為他們鋪出通往延安的路。

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飛機失事，葉挺罹難。噩耗傳到張家口前線，聶榮臻淚灑作戰圖，親筆寫下三幅挽聯。悲痛之外，他把葉家孩子拉到身邊：“今后我來管教。”正是在這種情誼里，葉華明畢業、留蘇、歸國，最終進了錢學森主持的國防部五院，成為第一批地空導彈專家。那時夜里燈火常亮，計算尺“嗒嗒”作響，領軍者三十歲上下，口袋里裝的是算盤而非股票。

1981年，葉華明第一次站在荷蘭飛利浦工廠的玻璃幕墻前，激光唱片閃著虹彩。他驚嘆：“這東西要是能在中國量產，該多好。”兩年后，他調任深圳科委。名片寫“深圳科委”總讓外商猶豫，他干脆注冊“先科”，5000元起步，鐵皮屋頂下聚來四五個年輕人。缺錢、缺人、缺經驗，可是敢拼。為了防震，車間地基挖到地下四十米；為了標準，每張母盤背后記錄數十項數據。有意思的是，當時深圳外頭正流行炒房炒股，先科卻連十六開報紙都要反復裁節省。

1991年，他辭去公職，全身心撲在先科。那年年底，第一條國產激光唱片生產線調試完畢，中國由此成為全球第四個能自主量產激光唱片的國家。消息報到北京，又遞到鄧小平案頭。小平同志問秘書：“葉老二還是葉老四在深圳？”得到答復后輕輕點頭，“去看看。”

1992年1月20日上午十點，深飛激光公司院內掌聲如潮。中巴車剛停穩，鄧小平下車抬眼就笑，“你是葉老二吧？”“不是，我是老四。”葉華明豎起四根手指。兩人對視，歲月一瞬倒流到延安窯洞，彼此心照不宣。鄧小平拍拍他肩膀，“四十多年了，人沒忘。”

參觀過程中，鄧小平連著發問——塑料基材國產嗎？鍍銀厚度控制到哪一級？良品率多少？葉華明逐條作答。車間里，幾名汕頭姑娘專心擦拭光盤，“你們多大？”“二十五左右！”“好，好，年輕人干高科技，前途無量。”每一句都落在工位間，引得掌聲又起。

技術員放映內部資料片《我們的鄧大姐》，銀幕雪亮。看完，小平同志自語，“她比我大半年。”說完笑了，仿佛八旬老人突然化作鄰家長輩。走到出口，他側身再問：“今年目標？”葉華明胸中早有數字，250部激光影片，國產片占一半，利潤預估八千萬。鄧小平抬手比了個“OK”手勢，留下一句：“干吧，方向對，勁頭足。”

那一天，先科的年輕人們記住了一個細節——領袖離去前轉身揮手，陽光穿過玻璃在唱片上折出七色光，像信號彈。1993年，第一臺國產VCD下線；1999年，先科總資產突破二十五億。有人問葉華明，當年如果堅持做飛行員會怎樣？他笑：“父親在天有靈，知道我把飛機打下來、再把電影送進千家萬戶，應該也會說一句——值了。”

回看葉華明的足跡，從恩施的土坡到深圳的高樓，每一步都繞不開無形的接力棒：葉挺的囚歌、周恩來的護送、聶榮臻的諄諄、鄧小平的鼓掌。歷史的節點上，人和事業交匯，留下了一張張閃光的“光盤”，記錄著一個家族與共和國共同成長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