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新藥的“價值困局”：誰來為本土研發的“價格”買單？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張文宏教授的一番話，將中國醫藥創新的深層困境推至臺前：要讓本土創新成果優先惠及國內患者，關鍵在于確立“價值醫療”的導向，并通過醫療、醫保、醫藥的“三醫協同”來實現系統性變革。

張文宏援引的調研數據揭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中國企業對外授權(License-out)的創新藥項目累計交易總價值已高達1357億美元。這看似是中國研發能力獲得國際認可的“雙贏”，實則折射出本土創新者的無奈。許多藥企因受制于資金壓力與研發風險，不得不將極具潛力的在研項目早期授權給海外巨頭。這些本應扎根中國土壤的“良種”，最終卻在異國開花結果。張文宏用“賣青苗”這一形象的比喻，道出了產業界的切膚之痛——如同農民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賤賣田里尚未成熟的幼苗。

當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從“仿制”的山腳奮力攀爬至“創新”的山腰，我們亟需回答一個核心命題：究竟需要一把怎樣的“價值標尺”，才能讓創新成果真正落地，既惠及患者，又支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01

時代的饋贈與困境

成就背后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創新藥的發展速度舉世矚目。數據顯示，2017至2025年間，國內1類創新藥獲批數量顯著攀升，原研藥研發數量已躍居全球首位。2020至2024年間，中國創新藥獲批數量的年均增長率高達47%，遠超歐美發達國家同期水平的兩倍。

然而，光鮮的增速背后，是難以回避的結構性困境。

首先，是全球市場份額的懸殊差距。2025年，全球創新藥原研市場規模預計達1.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獨占62.3%，而中國僅占約3.2%。以全球18%的人口，僅貢獻3.2%的市場價值，這一巨大反差，深刻揭示了支付能力的根本性鴻溝。

其次，是醫療支出面臨的天花板。中國醫療衛生總支出占GDP的比重約為7%，遠低于OECD國家9.5%的平均水平；人均醫療支出更是僅為美國的十六分之一。更令人擔憂的是，作為醫保基金“壓艙石”的城鎮職工基本醫保，其收入增長率正逐年放緩，財政投入占比亦呈下降趨勢。

再者，是患者個人負擔依然沉重。從2014年到2023年，中國居民個人醫療支出的增速已超過醫保支出的增速。在重大疾病的治療費用中，患者自付比例仍高達50%。相比之下，多數歐盟國家對住院藥品費用實行全額報銷，美國Medicare也為患者的年度藥費自付設置了封頂線。

最后，是支付體系的失衡。我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發展相對滯后，基本醫保幾乎成了創新藥的單一買單方。盡管商業健康險保費規模已邁過萬億大關，但其發展呈現碎片化、籌資能力弱、與基本醫保銜接不暢等問題。居民個人醫療支出占比仍超過40%，遠高于發達國家15%-20%的水平。

這些數據共同指向一個根本性問題：當一款創新藥的研發成本需要在全球市場分攤，而其主要的支付場景卻被局限在單一國家時，我們究竟能為這份“創新”支付什么樣的價格？

“賣青苗”現象則揭示了更深一層的資本困境。以國產“抗癌神藥”BNT327為例，其海外授權首付款僅為0.55億美元；而當國際藥企BioNTech獲得權益后，僅通過與百時美施貴寶的合作就收回了15億美元的預付款，整體回報超過十倍。這意味著，中國研發方以近乎“一折”的價格，讓渡了本該屬于自己的“原始股”。類似的故事并不鮮見，從君實生物的特瑞普利單抗在美國市場高達國內33倍的定價，到國產創新藥在中美市場動輒十幾倍甚至三十多倍的價差，中國儼然已成為全球創新藥價格的“洼地”。這種“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尷尬，究竟因何而生？

02

何為“價值醫療”？

從價格博弈到健康收益的回歸

張文宏提出的“價值醫療”理念，正是對上述困境的正面回應。他認為，醫保支付的目光不應僅停留在采購價格的數字游戲上，而應具備更宏觀的健康經濟學視野。對于那些真正具有突破性療效的創新藥，醫保應有勇氣支付一個與其臨床價值相匹配的“合理價格”，而非在“靈魂砍價”中將其逼入墻角。例如，一款能治愈丙肝的口服藥物，即便單療程價格不菲，但若考慮到它能免除患者終身服藥及后續并發癥的治療費用，這筆賬算下來，它就是“物有所值”的。

這一理念并非憑空而生。早在二十年前，哈佛商學院邁克爾·波特教授便系統闡述了“價值醫療”的概念，主張通過優化醫療質量、安全、患者體驗與成本之間的關系，實現以相同或更低成本提升健康產出的目標。其核心可概括為醫療費用下降、患者滿意度提高與醫療質量提升三個維度的統一。

在中國醫保談判的實踐中，這一理念已初現端倪。國家醫療保障局醫藥服務管理司前司長熊先軍指出，自2018年以來，醫保目錄已形成常態化動態調整機制，通過引入藥物經濟學評價，以談判方式形成支付價格。“藥物經濟學的價值，在于彌合買賣雙方對藥品價值認知的鴻溝。我們關注的核心是，藥品究竟能為患者帶來什么——是生命的延長，還是生活質量的改善？”

然而，傳統的衛生技術評估（HTA）在應用中也暴露其局限性。它往往局限于微觀層面的單項技術對比，其核心指標——質量調整生命年（QALY）難以全面衡量新技術對社會整體人群健康及醫療體系帶來的長遠影響。隨著老齡化加速、疾病譜變化和醫療技術迭代，這一局限性愈發明顯。

張文宏也強調，要維持醫療服務方的創新熱情，既需要建立一套可預期的新型評估體系，也需要為其提供可預期的收入回報。過去，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低廉的成本與良好的患者體驗被視為“不可能三角”。而在“價值醫療”的邏輯下，如果醫院能通過精準的臨床路徑管理，以更低的總花費為患者帶來更好的療效，那么這一“不可能三角”便有望被打破。

03

丈量價值的維度

從國際“價值之花”到中國本土化探索

國際藥物經濟學與結果研究協會（ISPOR）提出的“價值之花”框架，為我們理解創新藥的多元價值提供了重要參照。在這一模型中，近七成的額外價值指標指向社會價值，包括：治療依從性的改善、診療不確定性的降低、對疾病傳播焦慮的緩解、防范未來健康風險的保險價值、疾病嚴重程度的權重、患者對治愈希望的偏好、為未來治療創造可能性的實際選擇價值、醫療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推動科學進步的知識溢出效應。

這一理念已在國際上有一定實踐。2025年發布的《BRAVER路線圖》報告顯示，在亞太地區的十個國家和地區中，已有多個將公平性、生產力影響、疾病嚴重程度等社會價值指標正式納入藥品評價體系。

中國也在此領域展開了積極探索。自2021年起，國家醫保局在談判藥品的綜合價值評價中，逐步引入了創新性、公平性等社會價值維度。至2023年，評價體系已擴展至安全性、有效性、經濟性、創新性、公平性五個維度。其中，創新性涵蓋主要創新點、臨床優勢、是否為國家重大專項支持、是否為自主知識產權等；公平性則涉及是否彌補目錄短板、臨床管理難度等。

為進一步量化這些指標，有研究團隊通過德爾菲專家咨詢法，構建了一套中國醫保藥品社會價值評價指標體系。該體系包含創新性、可替代性、疾病負擔、公共健康影響、公平性五大維度，下設21個三級指標，并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了各項指標的權重，為醫保支付標準的差異化調整提供了量化依據。

04

鏡鑒美國

競爭、選擇與輿論如何“計算”藥價

大洋彼岸的美國市場，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價值形成的參照系。其獨特之處在于，藥品的價值評估與定價是由競爭、消費者選擇與媒體輿論共同塑造的。

在這個閉環中，患者選擇雇主，雇主選擇保險計劃，保險計劃決定藥品覆蓋范圍，而媒體則聚焦那些無法獲得藥物的患者故事，進而引導公眾輿論，反向影響雇主和保險公司的決策。最終，數以百萬計美國人的集體選擇，以一種近乎“市場公投”的方式，計算出了藥物的社會價值，并為全球最大醫藥市場設定了價格基準。

一個關鍵概念在此浮現——“拒絕使用則有悖倫常”。如果一款藥物是某種嚴重疾病的唯一治療選擇，且療效確切，那么任何保險計劃若拒絕覆蓋，都將面臨巨大的公眾輿論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藥物便能以較高價格獲得市場準入。反之，若存在同類競品，新藥則必須在價格上更具優勢。

這套機制雖然看似粗放，卻內在反映了社會對生命、健康、公平等核心價值的真實偏好。而且，由于這些核心價值相對穩定，今天美國市場的定價，某種程度上可以預示未來的價格走向。

當然，這套機制的局限性同樣顯著。美國市場貢獻了全球創新藥利潤的絕大部分，而其他國家則普遍以遠低于美國的價格“搭便車”。這種模式使得全球醫藥創新高度依賴美國單一市場的回報。一旦美國轉向其他市場的價格控制模式，將對全球創新生態造成嚴重沖擊。

05

重構支付體系

醫保的戰略性購買與“三醫”如何真正協同

在國內，醫保支付體系的改革正步入深水區。其未來方向旨在構建一個更公平、可持續、高效的支付體系，為創新藥的價值實現夯實制度基礎。改革設想涵蓋多個層面：首先，需明確基本醫保的法定責任邊界，界定“基本”的內涵；其次，探索個人負擔機制的改革，如有學者提出從按比例報銷轉向按就診次數或住院天數設定定額自付，以在控制風險的同時不額外增加基金支出；再次，逐步整合職工與居民醫保，消除制度碎片，提高統籌層次，并探索建立國家調劑金以平衡地區差異；此外，還需建立以收入為基礎的籌資機制，并改革對醫療機構的付費方式，從按項目付費向按病種、按價值付費轉變。

然而，僅有醫保端的改革遠不足以破題。張文宏將問題的癥結歸因于“三醫”之間無形的壁壘。具體而言，創新藥上市后仍需面對“三道坎”：

一是定價之痛。醫保談判的“以量換價”本意惠及民生，但若價格被壓至“白菜價”，產業的共識是創新將無以為繼。當高額研發投入無法獲得合理回報，企業便失去了在本土深耕的動力。

二是入院之難。即便藥品通過醫保談判拿到入院“門票”，仍需面對從科室到藥劑科，從院領導到藥事委員會，再到信息、財務等部門的層層審批。有業內人士對比，一款新藥在美國上市半年內銷售額可達10億美元，而在中國，從上市到銷售額突破10億元人民幣，往往需要十年之久。這種時間成本足以耗盡一家創新企業的耐心。

三是資金之困。創新藥研發是一場資本與時間的豪賭，而國內當前的資本環境與政策土壤，尚難以完全支撐這種高風險、長周期的投入。在逐利本性驅使下，出海授權便成了企業的理性甚至唯一選擇。

因此，破局之道在于深化“三醫協同”。通過三方發力，打通醫院的“隱形門檻”，為國談藥入院開辟“綠色通道”，并借助數字化手段建立信息共享平臺，讓藥品的準入、使用與支付流程透明化、高效化。

06

商業保險的破局

從“補充”角色邁向多元支付主力

在基本醫保“保基本”的基礎上，商業健康險被寄予“促創新”的厚望。然而現實是，其賠付支出中真正用于創新藥的比例有限，且發展呈現碎片化、籌資水平低、與基本醫保脫節等特征。

業界實踐揭示了商業保險的困境與突圍方向。當前，團體補充醫療保險市場規模雖達千億，但賠付率高企，且多數產品無法覆蓋創新藥；普惠型的“惠民保”雖覆蓋面廣，但創新藥賠付占比有限；高端醫療險雖藥品目錄完全開放，但受眾規模較小。

探索中的解決路徑包括：一是多元化籌資，如上海今年試點允許使用個人醫保賬戶余額購買覆蓋百余種創新藥的團體保險產品；二是引導保險資金進行長周期投資，與專業投資機構合作，平衡風險與收益，支持創新藥研發；三是激活企業端需求，已有大型企業為全體員工及家屬購買覆蓋創新藥和罕見病藥的團體保險，為多元支付開辟了新路。

張文宏的觀點與此不謀而合：創新藥不能只盯著基本醫保這根“獨木橋”，必須大力發展商業健康險，使之成為創新藥支付的重要補充。只有當多元支付的“源頭活水”涌入，企業才不會因資金鏈緊張而被迫“賣青苗”。

07

重塑價值標尺

基于社會價值的醫保支付基準調整

綜上所述，中國創新藥支付體系改革的核心，在于價值標尺的重塑。一套可行的路徑是建立基于社會價值評價的醫保支付基準調整框架。

第一步，構建藥品綜合價值評價體系。在現有評價指標基礎上，逐步納入社會價值維度，對藥品的臨床獲益、滿足未竟需求的程度及證據質量進行綜合評級。

第二步，引入決策中的橫向比較。在醫保基金有限的前提下，當多個符合準入條件的藥品需要取舍時，社會價值評價結果可作為重要決策參考。在成本效益相近時，高社會價值得分可為藥品準入提供優先理由；對不具備成本效果的藥品，可參考其社會價值進行價格談判調整。

第三步，建立支付意愿的彈性調整機制。運用多準則決策分析，根據藥品的社會價值得分，對其經濟性評價中的QALY（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閾值進行差異化調整。例如，得分高的藥品可獲得更寬松的閾值空間。

這套框架的實質，是將“價值醫療”理念轉化為可操作的支付工具。正如一位長期觀察者所言：“真正的價值醫療，不是一味追求低價，而是倡導把錢花在能帶來最大健康收益的地方。”張文宏也坦言，醫生應回歸治病救人的本心，不再被不合理的創收指標所捆綁。還有其他專家建議建立體現“高技術、高風險、多勞、優勞”的綜合性薪酬評價體系，避免因過度激勵或不當考核導致的醫療行為扭曲，確保患者該用的藥能用上，該住的院能住上。

08

未竟的命題

從“不可能三角”走向完整的“價值閉環”

回顧中國創新藥支付的改革歷程，一條清晰的演進脈絡躍然紙上：從計劃經濟的成本定價，到市場經濟的談判定價，再到如今探索的價值定價。每一次變遷，都在重塑著創新的激勵機制。

然而，仍有四個未竟的命題橫亙在前。

其一，如何平衡鼓勵創新與醫保控費？醫保的戰略性購買，不應只盯著短期控費，更應以降低全社會疾病負擔、滿足未竟臨床需求、促進科技進步為長期目標。

其二，如何平衡技術價值與社會價值？創新的內涵可細分為技術創新、自主創新、突破性療法等多個維度，不同疾病領域、不同患者群體，是否應享有不同的價值權重？

其三，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美國的市場選擇模式與中國的主導定價模式各有優劣。未來的方向或許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政府主導下，引入更多市場機制，讓患者、醫生、企業的真實偏好能通過某種渠道傳導至支付決策中。

其四，如何構建完整的“價值閉環”？從研發創造價值，到審批確認價值，再到支付實現價值，最后反饋至新一輪研發，本應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當前，研發端與支付端之間存在信息斷層——藥企立項時難以預判未來的支付價格，醫保定價時又難以充分了解藥品的真實研發成本與臨床價值。打通這一斷層，是未來改革的關鍵。

張文宏的“靈魂之問”最終指向了體系的可持續性：“把中國創新藥留在中國”。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如果本土創新只能“墻內開花墻外香”，如果中國患者用不上自己研發的好藥，那么這套體系便難言成功。我們不能一邊高喊創新驅動，一邊卻讓創新者在家門口感受寒冬。打破壁壘，尊重價值，既是對創新藥企的救贖，更是對普通人健康權益的真正守護。

09

結語：攀登者的共同體

在2月3日那場上，一位罕見病患兒的母親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女兒患有一種全球發病率僅七萬分之一的罕見病，基因突變類型在全球數據庫里獨一無二。

“當整個行業以‘中國速度’飛奔時，我卻掉進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時區。在這個時區里，一切都停滯了。”她說，“在座的各位，十年可能是一個新藥從立項到上市的標準周期。但對我們，十年可能意味著從蹣跚學步到永遠失去行走能力的距離。”

她的呼吁，讓所有關于支付、定價、創新的討論，回歸了最本真的出發點——我們建立這套復雜的體系，最終是為了什么？

“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至今沒有定型。”熊先軍在報告結語中的這句話，既是事實的陳述，也是改革的期待。制度未定型，意味著仍有改進的空間；也意味著我們有機會將其塑造成更好的模樣。

張文宏的呼吁、專家的研究、業界的洞見，以及那位母親的期待，共同指向同一個方向：構建一個以患者為中心、以價值為導向、多方協同參與的創新藥支付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研發者的創新能得到合理回報，支付者的資金能發揮最大效益，而最關鍵的是——患者能及時用上真正有效的藥物。

正如RA Capital Management創始人Peter Kolchinsky在PPT最后一頁所寫：生命、健康、愛、家庭、正義、公平——這些核心價值，十年后、二十年后，人們依然會珍視。因為它們變化緩慢，今天的選擇，正決定著未來的可能。

當我們攀登疾病的高峰，我們不是孤獨的登山者，而是命運與共的攀登共同體。攀登者、向導、補給站、救援隊，各司其職，共同向著山頂進發。那個山頂，是治愈疾病的希望；而支撐我們攀登的，正是一個能夠合理評價價值、有效激勵創新的支付體系。

這，正是“價值標尺重塑”的真正意義。把中國創新藥留在中國，本質上是在留住中國醫藥產業的未來，也留住中國患者對高質量生命的永恒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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