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成名40年，年輕人還是那么喜歡他

? 轉自“南風窗 ”丨作者：向現

即將年滿69歲，近乎“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許紀霖仍很忙。

他在2025年有兩本引發關注的新書，一本《前浪后浪》，是他自陳2010年代后，以“精神史”分析的方法，回到知識分子研究的心血之作；一本《狐貍與刺猬》，雖是舊書再版，但置換了60%的篇目，跟緊了我們所在的時代。

但這個時代，已經不是許紀霖的全盛時代，屬于知識分子的C位早已不再，宏大敘事的光束移開，討論的場域也變了：更多人轉向日常生活的敘事，公共空間里可供反復推敲的“文本”越來越少。

但許紀霖從來不橫生“世風日下”之嘆，而是主動去理解時代、融入時代，理解這個時代里的知識分子，和全新的年輕人。

正因如此，自1987年一朝聲名大噪，將近40年來，他一直都受到年輕人的歡迎，能夠走進年輕人的內心。

在他看來，時代的好壞不由個人選擇，但個人仍要對自己的所為負責——因為一個人的選擇會凝結為他自己的命運，也會以細小的方式沉入歷史。

所謂“垃圾時間”，也許只是我們拒絕放棄的那段時間。

許紀霖在2025南風窗社會價值年度盛典現場

命運總是被安排

許紀霖談自己時，話題總是一次又一次被拉回大學時代。2000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寫到踏進華東師范大學時的自己，那是1978年初，“可以說，心靈底處，還是一張有待描畫的白紙”。

但是那年的他，已經21歲。

成長于上海，許紀霖十多歲時的少年時光，正是中國劇變的時期，他在動蕩中求學，也曾下鄉三年，心靈怎么會是一張白紙？

“人的痛苦是因為他有選擇權。”許紀霖語氣平淡地說道，現在人的焦慮，也在于他可以在有限的條件下選擇命運，因此才會彷徨和焦慮，“命運被決定的時候，（人的）心態是安之若素的”。

中學時期，許紀霖算是學霸，“門門100分”毫不費勁。當時，上海有政策規定，一個家中已經有一個孩子留在上海的，其他孩子就必須去農村。許紀霖的姐姐留在了上海，因此他必須下鄉，“書讀得好不好，和你的未來沒有關系”。

好在，少年許紀霖喜歡讀書，純粹把它當個愛好。

他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家里訂的《解放日報》，他從小學一年級就喜歡看。8歲那年，家里的書被全部抄走，但社區里的知識分子家庭多，有的鄰居還有藏書，《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偷偷地流行，于是大家伙兒傳著看。

許紀霖

對于特殊的年代，許紀霖并沒有太多陰影郁積。相反，家里沒有大人，“死的死，走的走”，小孩子有了充足的自由，竟有些像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里的主角。只不過電影拍的是北京“大院子弟”，這一邊是上海的知識分子家庭。

1975年，中學畢業后，仍然懵懂的許紀霖，“稀里糊涂地下了鄉”，去到上海郊區的南匯縣東海農場。

下鄉時期，許紀霖記得的最辛苦的事，是每年冬天去圍海造田。一群人把河泥挖出來，人力擔著去填海，“來了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說了一句豪言壯語，說是填海一直填到東京去”。十幾歲的人，挑著比自己還重的兩袋河泥走幾十米路，幾天下來，“我就覺得是漫無盡頭的苦難”。

但許紀霖自稱是幸運的。下鄉后，他“寫點小文章的小才華”顯露出來，他被調到連隊的宣傳組，順便也管圖書。借著“采購圖書”的方便，他又開始讀書，尤其對蘇聯“解凍文學”印象深刻。那些沒有教條的小說，關于復雜人性與對愛的追求的文學，沖擊著他。

許紀霖

在農村里的青春歲月，他和很多人一樣想要回城，但那也只是一閃而過的念頭，像流星一樣乍現，又在黑暗中沉寂。

許紀霖說，人沒有選擇的時候，就只是活著。這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無喜無悲。

因此1977年秋，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耳朵時，許紀霖正從重慶返回上海，出峽谷正好看到一片遼闊的江面，“突然自己的前途也豁然開朗”。

他回憶說：“像我這代人，就覺得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是緊緊綁在一起的，這種根深蒂固的家國天下情懷也是這么來的。”

1980年代的“新范式”

個人遇上大時代的序幕開啟，無疑是幸運的，但又難免美中不足。

經過三四個月的準備，下鄉青年許紀霖考入華東師范大學，但他心儀的是中文系，心中有個“文學夢”，最終錄取他的卻是政治教育系。他也只能接受。

“我說命運，實際上是被安排的。”回憶中，許紀霖突然談起命運。“即使被安排了命運，依然有自己可以選擇的空間，去表現的空間。”他說。

大一時，“文學夢”未死，許紀霖寫了一出話劇，沒想到還打敗中文系同學，拿了全校第一，后來代表華東師大參加了上海的匯演。許紀霖笑道，這為系里爭了光，自己也有了“才子”身份。

讀到大三分專業，因為“哲學太抽象，又沒有經濟頭腦”，許紀霖選擇了系里的政治專業。

命運的齒輪轉動時，其實悄無聲息。許紀霖的課題，從中國民主黨派研究開始，但或許是“文學青年”的特質作祟，他從歷史中看到的，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民主黨派特別是中國民主同盟，大部分成員是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許紀霖的興趣，引導著他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的范式。

不過，大三學生許紀霖，距離學術圈還很遠。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以他的年紀，一般要分配到外地。但在大學期間，他被抽中拍攝“思想教育電視片”，要去瑞金、遵義、井岡山等地取材，到了畢業，片子還沒拍完，“就稀里糊涂留下了”。

后來許紀霖才清楚，“好運”背后，不光是運氣。當時一家上海的報社，看中了學校里的“才子許紀霖”，點名要他。即便沒有留校，他也會留在上海。

當然，1982年留校時，25歲的許紀霖，對命運的草蛇灰線一無所知。他仍然在坐冷板凳，“起初什么也不是”，后來成為小助教，再后來申請成為講師……

從大學的最底層做起，許紀霖的感受是自由，沒有人約束他的知識分子研究，“沒人指導，也沒人要求，就一頭扎在圖書館里”。

1987年，兩篇有關知識分子的文章陸續發表，文章視角新鮮，內容獨特，一脫以往框架敘事的窠臼；同時，文章踩中1980年代“文化熱”中人們的關切，一時反響熱烈。許紀霖聲名大噪。

現在回憶“年少成名”，許紀霖念懷的一點卻是，因為他的“文學夢”視魯迅為偶像，模仿了文筆，因此“文章像是60多歲老頭寫的，其實那時候不過30歲而已”，許紀霖笑道。

“最好的日子”

被許多人所懷念的1980年代，對許紀霖來說，最難得的是在公共空間自由表達的風氣。

“今天的一切都KPI化，大學里也有一套標準和制度來要求每個人，于是人異化了，來適應這套KPI，會很理性地設計自己。”許紀霖說。但他是一個感覺主義的人，80年代的他，不過秉持“以人為中心”的想法，憑著文青的特色，就開始做知識分子研究。

哲學家梁漱溟曾說：“我不是學問中人，我是問題中人。”這句話正中許紀霖內心。“我也是內心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去做研究”，由自身出發地研究知識分子的命運，再從中看見自己，正好趕上了“文化熱”的時代。

新舊交替之際，許紀霖開始游走于學術界與思想界。年輕人躬逢其盛，自然躊躇滿志，但冷峻的現實與漫長的考驗，也會來臨。

許紀霖在2025南風窗社會價值年度盛典現場

1990年代，許紀霖開始省察，“我的研究是沒有家法的，有點野路子，是自己闖出來的”。漸漸地，“心態史”的研究視角，無法滿足他，“就慢慢開始轉向思想史研究”。

這個時期，他受到歷史學家張灝先生的啟發，把這套方法歸結為“以問題為中心的實驗性研究”——提出問題，然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做研究。

研究階段的轉換，給他很深的體會：“當某個專業做不出新的東西了，不要急于鉆牛角尖，你暫時放下，跳出來、拉開視角，做一個更大的背景研究，這時再回去，你可能就有新的發現。”

因此在許紀霖筆下，晚清以來的知識分子生態，開始有了更復雜的圖景。傳統的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分野被打破。“我們不要以為三派人相互之間沒有共享的那部分，共享的那些東西，就是更深層的東西。”由此出發，他開始深入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核心觀念分析。

這時期的寫作，后來大體收進了兩本書里，一本是2011年出版的《啟蒙如何起死回生》，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家國天下》。

《家國天下》封面

學術硬功夫，難免十年磨一劍。新世紀以來，外部環境迅速變化。

許紀霖承繼1980年代的傳統，“永遠兩條腿走路”——“我不會因為參加公共思想界而放棄研究，也不會因為研究就放棄公共思想界”。

他最懷念的是網絡BBS時代，思潮涌動，各方激辯，但都以說理為主。“說理”很重要，許紀霖認為，只有BBS論壇相對平等的發言權，以及足夠多的表達版面，才會包容當年的思想激蕩。在這一形式下，知識分子有地方“說理”，還能站在主流位置。

但BBS衰落后，碎片化時代到來，屬于知識分子的空間就似乎逐漸萎縮了。

時代中人

公共知識分子的“退場”，在許紀霖看來，不只是外部環境的變化所致。19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越來越局部化、專業化、學院化，同社會的關系日趨淡薄，越來越分離。這個群體賴以生存的“公共性”逐漸減弱。

如果不面對知識分子內部存在的問題，將一切責任推給環境，以為環境發生某種變化就可以回到昔日榮光，那么或許，公共知識分子的退場就不可逆了。這是許紀霖所擔心的。

從更大的尺度來看，知識分子其實是自己的掘墓人：他們曾經掌握話語權，設計了網絡民主的環境，待到這個環境成為現實，消解了話語權，他們反而不再被需要。

許紀霖提到，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學生也心灰意冷，覺得自己是屠格涅夫所說的“多余的人”。

他并不是沒有掙扎。“2016年到2020年左右的時間，很艱難，時代變了，你明顯感覺到自己被擠到邊緣了，你應該做什么，能夠做什么呢？”他也曾這樣內心焦灼。

數十年的研究，讓他對這100多年幾代知識分子的起起落落，了如指掌，他也因此更加明白，變化是不可抵擋的。

就像白話文運動開啟以后，“你要進入公共空間，你就必須用大眾所喜歡的白話文來改變自己”，這是歷史告訴許紀霖的和解之道。

眼下，許紀霖提及如今的理想型知識分子時，常常提到羅翔，“說出你的觀點，往往比說服別人更重要”。他也有自己的自媒體“自留地”，“有自己的聲音，哪怕和網紅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我還能發聲，還有一些人喜歡聽我的聲音，這就挺好”。

與時代和解，是因為作為知識分子，在新時代依然有話要說，“內心有這份承擔”。

《前浪后浪》是許紀霖又一次的進階之作，他的研究方法，從思想史提高到精神史，即在1990年代的思想觀念上做高一層，“不僅研究觀念，還研究他的心態、精神、情感、意志的選擇”。這樣的嘗試，“道理很簡單”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

活人感，不管在當下，還是歷史中，都是稀缺品。許紀霖嘗試將它打撈上來。

《前浪后浪》封面

之所以做這樣的研究，許紀霖并不諱言，是因為與自己的人生體驗有關。“我永遠是一個問題中人，這意思是，學問中人可以不在乎時代是什么，因為學問是一種脫離生命的智慧，它超越時代；但問題中人必須回應時代和人生的大問題。”

因此許紀霖認為，他的課題不僅是學術課題，也是人生課題，研究歷史與觀察現實，在他這里分不開、不存在斷裂。“我的興趣永遠是想回答時代的困惑。”

許紀霖近年對青年話題感興趣，這也是他的人生經歷——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生，如何解釋他們呢？雖然缺失了公共討論的文本研究，但他直接進入青年文化的現場，同頻他們的感受。這些也會成為他記錄和分析的文本。

作為研究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許紀霖對許紀霖評價，或許會有獨特的價值。“可能會說他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思考者。”許紀霖解釋，“我不會說這個學者提出了一套宏大的思想，或者做了一個經典式的研究，但是，如果要了解當下這個時代，恐怕以后的人會說，你可以讀讀許紀霖當時的研究。”

本文作者：向現

本文授權轉載自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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