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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球最大的毒品消費國,美國社會各階層都未能幸免于毒品文化的侵襲。即便是維護國家安全的軍隊,也無法獨善其身。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美軍本身就是這一文化的重要一環(huán),尤其是在1968年,越南戰(zhàn)爭的激烈程度達到頂峰。美軍士兵在戰(zhàn)場上的傷亡不斷增加,南越政府的無能更是讓形勢雪上加霜。然而,美軍內部的吸毒現(xiàn)象卻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因為在當時的美國政府看來,只有那些能夠立即解決的問題才值得關注。
實際上,美國政府在二戰(zhàn)期間就開始向士兵分發(fā)毒品,納粹德國和日本也曾向士兵提供安非他命,以保持他們在高壓和極度疲勞狀態(tài)下的精神狀態(tài)。美軍在戰(zhàn)后接收了大量日本的苯丙胺類興奮劑。盡管沒有確鑿證據(jù)表明這些藥物對士兵的表現(xiàn)有積極影響,但美軍對這類興奮劑的興趣依然濃厚。
1961年,美國以特種戰(zhàn)爭的形式介入越南沖突,SOG遠程偵察連、CIDG等作戰(zhàn)單位常常需要深入北越控制區(qū)執(zhí)行任務。在這種環(huán)境下,疲勞和困倦比敵人的槍炮更加致命。因此,一種名為PPI的右旋苯丙胺片被廣泛分發(fā)給這些部隊,以幫助他們保持清醒、抵抗疲勞。通常情況下,軍醫(yī)會控制士兵的用藥劑量,以防止成癮。但隨著戰(zhàn)爭的持續(xù)和北越對南方的壓力增大,美軍特戰(zhàn)部隊的出動頻率急劇上升。到1966年,一些單位甚至需要連續(xù)執(zhí)行長達半個月以上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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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士兵們開始超劑量服用興奮藥丸,以獲得更強的神經(jīng)中樞興奮效果。根據(jù)海豹突擊隊的描述,這些藥物能夠給人一種虛假的自信,讓他們時刻保持清醒,感覺自己堅不可摧。不過,右旋苯丙胺同樣會導致嚴重的煩躁癥。對于越南的平民來說,這些在叢林中游蕩的特戰(zhàn)隊員就像是隨時可能爆炸的炸藥桶。至少有一名CIDG成員承認,他在行動中因為情緒失控,射殺了至少10名平民;更多的人則表示,即使在返回基地后,他們仍然感到憤怒,甚至想要開槍掃射。
但嗑藥對美國國防部來說卻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好處。在二戰(zhàn)中,美軍士兵的精神崩潰率約為10%,在朝鮮戰(zhàn)爭中降至4%,而在越南戰(zhàn)爭中,這一比例更是下降到了1%。這意味著,在沒有心理干預的情況下,僅僅通過嗑藥,美軍就成功降低了大量戰(zhàn)斗人員的精神崩潰風險。從1966年到1969年,前線各作戰(zhàn)部隊消耗了2,251萬顆右旋苯丙胺片。至此,這種官方認證的毒品在美軍中廣泛流行。
然而,大多數(shù)前線的普通士兵并沒有像特戰(zhàn)隊員和飛行員那樣獲得大量的興奮藥丸,但戰(zhàn)爭的痛苦和壓力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早期的陸軍士兵會將頭疼藥和酒精混合服用,以達到一種即時亢奮的狀態(tài)。不過,通過柬埔寨和南越本地獲得的廉價大麻,才是普通士兵最廣泛使用的麻醉劑。士兵們通常會根據(jù)大麻的不同產地給它們起各種名字,如伯萊古粉、順化藍、柬埔寨紅等一系列五花八門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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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戰(zhàn)爭中,美軍士兵承受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他們不僅失去了青春和理想,還面臨著越南人民的普遍敵意,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的民眾,都視他們?yōu)榍致哉摺T趨擦种校熊姾蛻?zhàn)斗異常艱難,他們時刻要警惕游擊隊的伏擊。美軍內部的分析顯示,43%的士兵選擇吸毒作為逃避壓力的手段,而37%的人則是為了忘記殺戮的痛苦。
當時的西貢充斥著合法經(jīng)營的煙館,美軍士兵只需花費幾美元,就能在其中暫時忘卻戰(zhàn)爭的殘酷。在前線的火力基地附近,南越人樂于出售一種名為大麻的卷煙。美軍士兵通常會用一兩包沙龍薄荷煙作為定金,一段時間后,賣家會帶著大麻卷煙返回,這時士兵才會支付美元。隨著需求的增長,越來越多的南越農民參與到大麻的種植和販賣中。到1970年,大麻卷煙的價格從5到8美元暴跌至1.5美元,這在當時的美國國內是難以想象的。
美國國防部的一份報告顯示,在越南的美軍中,51%的人吸食大麻,31%的人使用各種迷幻劑。最初,美國駐越指揮部對士兵吸毒現(xiàn)象采取了寬容的態(tài)度。但1968年,《華盛頓人》雜志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軍隊內部毒品泛濫的情況,引發(fā)了輿論風暴。面對這個尷尬局面,國防部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專門打擊軍隊內的大麻使用,每周約有1,000名吸食大麻的士兵被逮捕。南越軍隊也在美方要求下搜尋并摧毀大麻種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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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們很快找到了替代品,從柬埔寨流入的廉價海洛因。士兵們將海洛因藏在香煙里帶進軍營,并在隱蔽處吸食。1970年,海洛因成癮在駐越美軍中迅速蔓延,出現(xiàn)了類似電影《美國黑幫》中描述的情景:美國本土的黑手黨通過與駐越美軍中的中層軍官合作,將大量廉價而高純度的海洛因走私到美國。毒品問題在越南和美國之間形成了一種內循環(huán)。
民主黨迅速抓住這一問題,向尼克松施壓,將美軍在越南的困境歸咎于泛濫的大麻和海洛因。參議院議員托馬斯·多德聲稱,美萊大屠殺等戰(zhàn)爭暴行都是非法吸毒所導致。對此,駐越美軍司令威斯特摩蘭反駁稱,幾乎沒有證據(jù)表明毒品對美軍的戰(zhàn)斗力產生了不利影響,因為大部分士兵在風險較低的火力基地或后方吸毒。
然而,這恰恰揭示了美軍內部的深層問題。美萊大屠殺并非越戰(zhàn)獨有,也不是大麻泛濫的結果,而是在威斯特摩蘭的“搜索并摧毀”和“自由射擊區(qū)”政策下必然發(fā)生的對越南民眾的屠殺,毒品的使用只是加速了這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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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4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描繪了紐約街頭吸大麻的普遍現(xiàn)象:人們在各種場合吸食毒品,無論是在路邊點心店、車內還是公園的草地上,幾乎每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都是癮君子,不是吸大麻,就是吃迷幻藥,或者兩者兼有。
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國內掀起一股嬉皮士狂潮。在這一時期,年輕人對父輩的物質主義和戰(zhàn)爭政策持懷疑態(tài)度,他們不再相信物質成就就是成功的象征,也不再相信政府派遣他們去越南是為了捍衛(wèi)自由和民主。毒品成為了他們逃避現(xiàn)實、進入理想中自由世界的一種手段,美國社會對藥品的依賴心理和毒品的易得性為這一現(xiàn)象提供了客觀條件。
隨著越南戰(zhàn)爭的升級,征兵制度成為美軍的主要兵力來源。許多年輕人對越南一無所知,更不愿意遠赴異國他鄉(xiāng)參與戰(zhàn)斗,他們將吸毒的習慣帶到了戰(zhàn)場,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他們融入軍隊文化的一種方式。調查顯示,美軍中有65%的吸毒者在入伍前就已經(jīng)有吸毒的習慣。
在軍隊中,士兵和軍官的生活條件存在巨大差異,這種不平等使得許多士兵選擇以吸毒作為對現(xiàn)狀的消極反抗。種族歧視在軍隊中同樣普遍存在,黑人士兵尤其傾向于使用毒品作為對白人軍官的反抗。受黑人權力運動的影響,一些黑人士兵組成了秘密社團,這些社團內部流通毒品,以此來逃避憲兵的打壓。不過,這些吸毒的士兵并非和平主義者,他們在戰(zhàn)斗中往往表現(xiàn)得更為急躁和冷酷,他們的目標是盡快結束戰(zhàn)斗,無論對手是敵軍還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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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在越南的戰(zhàn)斗往往依賴于先進的武器和工業(yè)產品,這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士兵吸毒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開始擔憂,這些在越南濫用毒品的士兵回國后會繼續(xù)吸毒,甚至導致犯罪率上升。為了應對這一問題,白宮要求所有回國的士兵在登機前進行尿檢。如果一名士兵在尿檢中呈現(xiàn)陽性反應,就會被強制要求留在越南戒毒,只有在成功通過測試以后,才能被釋放回國。
這項被稱為“黃金回流”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多數(shù)士兵在回國前戒掉了毒癮。但公眾對退伍軍人的看法卻發(fā)生了變化,他們將這些從越南回來的大兵視為吸毒成癮、濫殺無辜的人,這進一步加劇了士兵中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的發(fā)病率。據(jù)統(tǒng)計,患有PTSD的越南退伍軍人人數(shù)可能在40萬到150萬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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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二戰(zhàn)與越戰(zhàn),伊拉克和阿富汗也是美軍藥物濫用的重災區(qū),處方鴉片類藥物的濫用也日益嚴重。從伊拉克和阿富汗返回的退伍軍人中,有相當比例報告了精神疾病和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的癥狀。
通過美國士兵手中的卷煙和藥片,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戰(zhàn)爭意義的迷茫。一名在越南的101師士兵曾這樣說道:“毒品毀了我的生活,它所做的只是把你撕碎,你能想到的只是渣子,但我很快就要回家了。”可惜對于他來說,回家只不過是又回到了那個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費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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