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幸運者」，和16件好事

他們是同一類人。

能用飛書文檔清晰梳理出項目邏輯，對行業趨勢有自己的看法。大城市的寫字樓間，他們開著電話會議步履匆匆，時常手捧一杯咖啡。

但如果在春節時跟著他們回一次老家，會發現他們的另一重身份。他們是村里的第一個大學生，是上一代留守兒童，是沒有過早嫁人的“那個女孩”。

很多年前，他們不知道什么叫算法，沒見過電腦，只是被一種樸素的信念驅使著——走出去。成功學敘事往往在“走出去”那一刻戛然而止，仿佛考上了大學、留在了城市，故事就有了圓滿的結局。

事實上，很多“走出來”的人對家鄉，對那些還在困境中的人，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放不下”。

他們說：“我們的目的不是收獲誰的感恩，而是在幫助小時候的自己。”

過年前，若云開車從北京出發，一路向南。透過車窗，她看著那些熟悉的山脊一點點靠近。她的家鄉在湖南岳陽的一個小山村。村里有一所在地圖軟件上搜不到的小學，是她的母校。學校建在一塊難得的平地上，舉目望去，四周都是山。

若云的母校

“農村，最偏遠的農村。閉塞，非常閉塞。”她說。“網上都說‘小鎮做題家’，但小鎮都已經甩我們幾條街了。”

若云是1982年生人，80年代末上小學，隨后升入初中，學校都在村子方圓二十里以內。回憶起15歲之前的日子，她不覺得苦——這也是那種閉塞的可怕之處，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中考那年，她第一次意識到“差距”這個詞的重量。在她所在的課堂上，知識點都是老師在黑板上一個字一個字抄下來，他們再抄到本子上。抄完了背，背完了再抄。

到了縣里的考場，她看見那些縣里孩子手上拿著小紙條背題，紙特別薄，字跡整整齊齊，她不知道那些小紙條是怎么做出來的，因為她不知道世界上有打印機這種東西。

那一年，她考上縣里最好的高中，她發現考場上見過的那些縣里孩子也考進來了。“一群一群地來”。而她所在的初中，只考進來兩個人。“我是倒數考進去的，我們初中的底子就是那么差。”

后來，若云成為村里第一個大學生。到今天，她已經離開大山26年，在字節跳動工作3年，但心里有一根線牽著，弟弟若洋還在那里。

若云和弟弟若洋

弟弟小她5歲，2012年從師范學院畢業后，被就近分配去了村里那所小學。他是抱著“我先試試，反正待不了多久”的心態去的，第一個星期就跟姐姐哭訴：“大學畢業怎么能待在這種地方？”

若云聽著，心里的火“蹭”就上來了。她不想弟弟成為遇到點事就往回縮的人，但她也知道那所學校是什么條件，“六一兒童節才能吃上包子”。她用那種姐姐對弟弟特有的、帶著點嫌棄的語氣說：“別矯情，再堅持試試。”

“我真的很少夸獎他。”他們姐弟相處鞭策是常態，認可的話說出來總覺得矯情。但若云發現，弟弟工作后，自己對他的鞭策變少了，“他現在的人生挺好的”。

故事的轉折點發生在那一年春節，當時若洋寫了一篇文章，寫班里的留守兒童，過年好不容易把爸媽盼回來了，結果家長只知道打牌、喝酒，走親訪友，留下幾身新衣服和壓歲錢，還有一地思念，就又走了。他寫那些孩子趴在桌子上失落的臉，寫他們過年到底期待什么——“他們的需要很簡單，只要爸媽陪著就好。”

弟弟若洋在入職后的第二學期開學時所寫的文章

那種“像大人一樣的口吻”，若云讀起來很有意思。從那以后，她就很少聽到弟弟抱怨了，取而代之的是“化緣”。

最開始是要風扇。湖南的夏天，教室里熱得人發昏，弟弟問她能不能贊助，若云買了一批寄過去。后來說孩子們沒繪本看，她把自家孩子看過的整理了一撥，又買了一些。很多時候，若云沒覺得自己在“資助一個學校”，而是幫弟弟個忙。

若云曾向學校捐贈80套電風扇

近些年，弟弟做到校長，負擔更重了，“胃口也越來越大”。問姐姐能不能贊助塑膠跑道？幾十萬。贊助不了。那上網課的設備呢？幾萬塊，也實在拿不出。

弟弟只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化緣。聽說哪個小老板發了財，就托人遞句話過去，看能不能給學校添點啥。很多時候，1000塊錢的資助，可能得拿出200塊請人吃飯打點。有時候出了新政策，他就從政策的字里行間找錢，能給某個孩子申請到500塊，他趕緊去問。

任誰聽來都是很艱難的事，但他沒有因此灰心喪氣，總是興奮地跟姐姐展示自己又爭取到了什么物資，比如一批新的課桌椅，幾個困難孩子的補助金……若云有時候覺得，弟弟像是在用一張破網撈魚，撈著一條是一條。

“我一直想努力，但有心無力、杯水車薪，一個人贊助不了那么多。”若云說。

若洋和學生們在一起

今年過年前，她看到公司的員工公益發起了一項活動。活動名叫“把好事帶回家”，倡導員工返鄉時，結合家鄉實際做點有意義的事，其中就包括為家鄉學校提供資助，資金由字節跳動員工捐贈，通過外部公益項目執行。

她從弟弟那聽說，有些孩子生活非常困難。“比如父母有殘疾，或者有重大疾病，家庭缺勞動力，生活拮據。”她想給孩子們爭取些東西。

正月十一，她收到通知，弟弟的學校入選了，申請到10份助學金和50個溫暖包，溫暖包里有棉被、棉服、手套等過冬裝備。得知消息，她第一時間給弟弟打電話，覺得自己比弟弟還激動。

員工公益的同事跟她說，以后要把這個活動長期開展下去。她馬上讓弟弟回去統計，學校還需要什么。

正趕上學校開學，這段時間和弟弟對接，若云能感覺到他格外忙碌。他早就不再是那個需要人督促的孩子了，而自己能為他和家鄉孩子做的事，似乎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在重復著同樣的自白：“我算是幸運的。”他們自豪于自己的努力，但他們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從“那個世界”走出來，絕不僅僅只需要努力。

瑪麗也是這么說的。

她的夢里有一場婚禮，新娘是她自己，或者她的朋友，或者她不認識的女孩。婚禮上沒有人笑，她只想跑。跑著跑著就醒了，躺在床上，很久才能分清那是夢還是記憶。

她有一個早早舉行婚禮的朋友。

朋友的成績不錯，但沒能考上市重點高中，只能去縣里的學校繼續讀書。也正因此，家人不同意她再念下去。

瑪麗的家在甘肅臨夏，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村莊。在她小時候，能吃上辣椒和醋就算是經濟富裕的家庭了。當時人們普遍的觀念里，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沒必要學那么多東西，只需要做好飯就行。

瑪麗的家鄉

瑪麗還記得放榜后的一天，她陪著朋友從鄉鎮趕到市里，想找一所高中的校長，爭取借讀的機會。兩個女孩在學校門口等了一天，什么也沒等到，倉皇地來，倉皇地回去。

后來朋友絕食抗爭，還是沒爭過。再后來，她帶著禮物去了朋友家，明明是禮物，又像是在承認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她們為讀書做過那么多努力，最后的結果，就是她要結婚了。

她在朋友身上，看到了自己母親的影子。

那是更久遠的年代了。瑪麗的外公是村主任，要帶頭送女兒讀書。母親因此成為當時村里唯一一個念過小學的女孩。她學得很好。但在那個年代，那些“女孩讀書無用”的議論，比山還重，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瑪麗的外公也沒能頂住。

很多年后，她跟女兒講起這些，說自己最后悔的就是沒繼續讀書。如果讀了，她覺得自己有機會考大學。

瑪麗能順利完成學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母親。母親知道讀書是什么滋味，也知道被剝奪是什么滋味。

瑪麗和母親

還是有些流言會傳進她的耳朵里。“一個女孩子還供她讀書干啥？”甚至有人會直接問：“我們家小子年紀差不多了，你們家瑪麗能不能給我們做媳婦？”

她只能努力學習、爭取在一條陌生的路徑里擺脫自己被物化的命運。

“我并不是從小就很愛學習的人。”她說。

到了大學以后，她才開始讀名著。在那之前，身體里藏了一層又一層恐懼、焦慮、窘迫，很少有余裕能留給“課外書”。她的少女時代被壓縮成一條窄窄的通道——要么讀書，要么嫁人。

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會認命，“媽媽、外婆、奶奶都是這么過來的”。

瑪麗的家鄉

她們參照的是村里大多數女人的路，但瑪麗看見了另一種參照。瑪麗高中時曾接受公益助學項目“撿回珍珠計劃”資助，這個項目里的學長學姐從大學發來寄語，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信息封閉，“他們可以，那我也可以”。

后來瑪麗經常想起那種感覺。2021年，她進字節跳動工作，前幾年在老家全款買了房。經濟上比老家親戚預期中的好得多。現在老家的人說起她，更多是羨慕。她的存在提供了一種證明——女孩子離開這個地方，有辦法生活得很好。

她想讓更多女孩看見這種可能性。她的抖音賬號叫“超級瑪麗蘑菇醬”。在游戲《超級瑪麗》中，馬里奧吃下蘑菇身體會迅速變大，“‘變強大’這件事很吸引我。”

把自己全攤開給人看，她猶豫過。但后來她發現她帶給別人，帶給她自己的力量，比想象的大得多。

有東鄉族的女孩留言說：“姐姐，我以前幾乎沒見過東鄉族女人能活得這么自由，這么勇敢。”

瑪麗家鄉的女孩在抖音留言

瑪麗偶爾做直播，大家問的最多的是：互聯網大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的崗位要做什么？以后想進互聯網公司該學什么？在她的家鄉，很多人認定上了大學接著就是考公。但看見她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的日常，大家開始想象另外一種路徑。

家鄉一所小學的老師告訴她，自己會在班會上放她的視頻給學生看，讓他們相信，自己也能成為那個走向遠方的人。

有些東鄉族母親給瑪麗發私信，說自己沒機會上學，要讓孩子好好讀書，以后能選自己的路。瑪麗今年29歲，她算了算，這些母親其實和自己年紀相仿，都是十六七歲就結了婚，如今孩子已經上初中了。

今年入冬前，瑪麗收到了一位家鄉老師的求助。一年前，她曾在公司內為這所學校組織過一次棉衣捐贈，這次，老師問能不能再幫忙聯系公益機構，學校冬季物資的缺口還是很大。

也是在那個時候，她看到了公司員工公益組織的“把好事帶回家”行動。她提交了兩所學校：一所是主動找來求助的那所小學；另一所，是她的母校。

一個人對接兩所學校，她自然而然地管這叫“項目”。項目介紹是用飛書文檔寫的，她把對接細節、執行方式都寫了進去。這大概是互聯網公司留給她的印記：把每一件好事都當成一個項目來做，讓善意變得可執行、可衡量。

瑪麗在工作中

申請通過了。除了100個溫暖包，還有20份助學金，要給最需要的人。

校長把名額分給班主任，班主任根據學生情況推薦。這里的孩子大多都困難，不過，瑪麗并不認同單純依據收入分配的做法。在當地，有些家長送孩子上學，并不指望孩子讀大學，助學金打到卡里，家長轉頭就花掉了，孩子根本不知道錢的存在。

因而班主任們也會考慮學習成績。在那樣匱乏的環境里，一個學習好的孩子背后，更可能站著一個重視教育的家庭，錢才更有可能真花在教育上。

發放前，校長在家長會上提到了瑪麗。有家長找到了瑪麗的抖音賬號，感謝的留言一條條涌進來。

接受捐贈的學生家長在瑪麗的抖音評論區留言

她說，我們很難借助某一次捐贈或活動，徹底改變一個人的人生。“任何一個公益活動都沒有這么強大的威力。我們能做的，就是讓孩子們至少還能看到外界有一束光。”

因為曾被光照亮過，所以想要成為光源本身。一顆被撿回的珍珠，正在成為撿珍珠的人。

基于共同經驗的幫助，往往比單純的經濟支持更有力量，它不僅是給錢，更是給路，給光，給希望。

婷婷上一次站在那所鄉村小學的操場上時，河南已經入冬，風還帶著寒意。她看見一些孩子向她跑來，穿著露腳趾的涼鞋，手上還有凍瘡。她問冷不冷，孩子們怯怯的，不說話。“小孩們像野草一樣，長得亂七八糟的。”

她想起自己第一次來這里的情景。姐姐在這里教書，去之前姐姐說條件不太好，她有心理準備，但還是被擊中了。

學校的大門修得還算氣派，走進去才發現，操場的地面裂著縫，水泥碎塊翹起邊角，踩上去有些硌腳。

婷婷提報的學校

教室的窗戶上糊著塑料布，風一吹就鼓起來。廁所是露天的水泥臺子，一排蹲坑，沒有隔板。氣味沖得很，墊腳的磚頭搖搖晃晃。她扶著墻，想起自己小學時的廁所，一模一樣，但那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

婷婷的母校舊址離這兒不遠，緊挨著一片墳場。每逢下雨，渾濁的泥水便從瓦縫里滲進來，人在里面走，一腳水，一腳泥。桌椅破舊不堪，都是村民們自發捐來的。

她和同學們收到過希望工程的捐助，一個粉色單口袋雙肩包，還有一些文具。那時她心里特別感動，那種“竟然真的有人會想到我們”的感覺，一直留在記憶里。

彼時，老師用一臺很舊的手搖放映機，吱吱呀呀地給他們放電影。幕布上出現了一些她從沒見過的東西。比如城市的樓房，有三層以上，整整齊齊地立著，和村里的土坯房完全不一樣。

她的父母在山西打工，后來她曾經獨自坐車去找他們。從村里先到縣城，再坐上晃晃悠悠的大巴，往往要大半天才能到鄭州。從鄭州再轉臥鋪車去山西，一路盤山，旁邊就是懸崖，路面坑坑洼洼。窗外是連綿的山，灰蒙蒙的，看不到盡頭，當車子終于駛進城市，看見那些樓房，還有小汽車從身邊駛過，她想起電影里的畫面——原來那是真的。

后來她讀書、工作，走進城市里的大樓，但記憶里一直有個退學的女同學。

那個女孩每周日晚上背一袋子饅頭來上學，那是一周的伙食。饅頭放到后面都硬了，婷婷看不過去，會拉她一起吃飯。

后來才知道，女孩家有五個孩子，她是老大。父母車禍去世了，幾個孩子分散到親戚家。親戚家條件也不好，她上學幾乎沒有任何支持。

婷婷跟爸媽聊過這個女孩的情況。她想過要不要提出幫助她，但家里并不寬裕，又怕傷她自尊。還在猶豫的時候，女孩退學了，她出去打工，供弟弟妹妹上學，從此和婷婷斷了聯系。

婷婷提報的學校課堂

今年春節前，她看到“把好事帶回家”公益行動，一下子就想到了家鄉的這所學校。

她跟姐姐說這事時，姐姐的反應是“試試吧”。姐姐去跟校長要資料，校長也不知道該準備什么，只能把學校的基本情況發了過來。

婷婷看到一種生疏。在這個信息發達的時代，網絡就在那里，抖音上也有字節跳動公益的入口，學校需要資助可以主動搜索。但現實是，老家的人接觸這類信息太少，不清楚通過什么渠道提報，更不知道怎么進入資助名單。

他們沒有項目書，不會講故事，在公益資源版圖上，幾乎失聲。“如果我沒去過這個學校，我看到活動也不會想到它。”

倘若有人主動來給學校捐東西，他們也會想，這次拿了東西，下次會不會要我們回報什么？他們承受不起“代價”。一次被騙，可能讓一個本就困難的家庭雪上加霜。

婷婷還記得，前些年，她想把員工公益給困境女性的溫暖包送回去，電話里介紹完自己是字節跳動的，對面沉默了幾秒。

“啥是字節跳動？”

“就是抖音。”

“哦！抖音啊，這個我知道。”那頭的聲音明顯松弛下來。

真正讓事情落地的，是婷婷的姐姐。騎著電動車到對接人家里，坐在炕沿上，把公司介紹和公益項目講給他聽，指著婷婷的工牌照片說，“這是我親妹妹，大連鄉出來的，放心吧”。

有了那一次的信任，“把好事帶回家”的推進才變得順利。之前橫亙在“好事”和“受助者”之間的隱形高墻，被一個本地人的身份，輕輕推倒了。載著物資的貨車開進來。

比物資更重要的是捐助行為本身，婷婷代入自己當年接受希望工程捐助的經歷。當孩子意識到“有人愿意幫我們”時，他們的內心可能就開始了一場探索，會好奇：這些人是誰？他們為什么這樣做？他們為什么能這樣做？

貧困的日子往往是單調、沉悶的，而捐助讓孩子們的今天跟昨天不一樣了，明天或許會更不一樣。

婷婷想起過一件沒做成的事。

以前她和朋友做流浪動物救助，兩個人，力量小，壓力大。跑來跑去，很多事耽擱著，再想接著做，當初的流浪狗已經不見蹤跡。后來進了公司，跟著員工公益做活動，她發現自己不用再一個人想那些辦法。同事會問，需不需要幫助，進展怎么樣，有什么困難。“有人跟你一起把事情做得更好。”

阿俊在昆明，是字節跳動跳跳糖七彩公益社團的發起人。現在，社團已經從一個人做到一群人，越來越多身邊的同事加入進來，參與公益行動。他說，員工公益會把各個組織打通，“基建”完成后，他只需要考慮自己想做什么。

阿俊提報的學校收到溫暖包后，孩子們試穿新衣

“這些‘把好事帶回家’的故事，還沒有講完。”項目發起人說。春節期間的行動就像打前站，先扎進去，把需求摸清楚，再一件一件解決。

若云說起學校里的土操場，跑道是用石灰畫的白線，跳遠是用粉筆畫的白線，但孩子們還是在上面奔跑跳躍，老師們也創造一切條件給孩子們提供運動的場地和機會。他們的下一個心愿，是擁有一個有跑道的操場。

學生們在土操場上運動

瑪麗希望讓走出來的女孩與家鄉的高中生建立聯系，告訴他們“我在你這個境地想過什么，我后來怎么成為了現在的我”。“高中階段更多做精神層面激勵，初中和小學階段更多做實物幫扶。”

婷婷心里一直有件事。“那個女孩，小學三四年級的樣子。”她說，“跟一個30多歲的男人聊天。老師找到家長，發現她媽媽是知道這件事的。”“反正孩子上不了幾年學就要嫁人，現在聊跟以后聊一樣。”女孩的未來已經被母親框進“婆家”。下一步，她想把員工公益長期開展的兩性知識宣傳活動帶進校園。

消息從四面八方傳來——

云南省昆明市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金源鄉

貴州省遵義市桐梓縣新站鎮

青海省海東市化隆回族自治縣查甫藏族鄉

根據員工的提報，“把好事帶回家”活動共篩選出16所待資助學校。每所學校的前綴都很長，指向一個個偏遠的角落。

在那里，除了助學，還有人為村里十幾位老人拍了人生中第一張照片，有人在自家客廳舉辦了幾場反詐宣傳，有人讓AI走進更多親友的日常生活……一個個從大廠走出的年輕人回到起點，讓孩子們看到自己可成為的樣子，讓鄉親們不被時代的浪潮拋下。

青山遮不住求學的路、回家的路，有人走出去，又走回來，腳印踩下去，車轍軋過去，一次又一次。從此，山不再高，路也不再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