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段時間,中央企業“精干瘦身”行動引發廣泛關注。與以往局部性、試探性業務優化不同,本次改革由國務院國資委親自部署、高位推動,明確提出央企將系統退出77個非戰略性行業,從覆蓋國民經濟97個大類的龐雜布局,全面收縮至20個重點方向,并同步啟動跨集團、跨板塊、跨區域的專業化整合與戰略性重組。
公眾常將其簡單理解為“關掉幾個虧損子公司”,實則這是一次以國家意志驅動的國資功能重塑——標志著央企正式告別粗放式“規模崇拜”,轉向以質量、效能與戰略價值為核心的“能力躍升”。其影響早已超越企業自身范疇,深度關聯產業鏈安全韌性、高質量就業崗位供給,以及億萬民眾日常生活的穩定性和可及性。
97個行業聚焦20大核心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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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改革釋放出最鮮明的政策指向:國有資本加速向“三個關鍵”聚力——即向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屏障領域聚焦,向支撐國民經濟運行的命脈環節聚焦,向服務國計民生的基礎性公共服務聚焦,同時向代表未來競爭制高點的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聚焦。
改革藍圖清晰落地:央企經營主體將逐步退出97個行業分類中的77類,最終形成以20個重點行業為支柱的全新產業架構;預計該20類行業的營收貢獻率將提升至央企整體收入的88%以上。
這絕非簡單的數字壓縮或報表調整,而是對國有經濟功能定位的一次根本性校準。曾幾何時,央企足跡遍布基建、電力、通信、航運、金融、地產、酒店、商貿等幾乎所有經濟門類,堪稱“全鏈條全能型國家隊”。而今主動收束戰線、重構資源配置邏輯,表面是做減法,本質卻是以集中促突破、以聚焦換動能——果斷剝離低附加值、低協同性、低戰略匹配度的邊緣業務,把有限資源轉化為攻堅核心技術、主導標準制定、引領產業升級的硬實力。這是一場靜默卻深刻的結構性革命,遠超短期績效導向的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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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散埋下多重隱患
必須客觀承認,“鋪攤子、上項目”的擴張路徑,在特定歷史階段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四五”期間,央企資產總額接連跨越70萬億、80萬億、90萬億三道關口,累計利潤較“十三五”末增長56.2%;重大交通工程、特高壓電網、5G基站、油氣管道等基礎設施建設主力始終是央企,它們以長期主義定力承擔起周期長、回報慢、風險高的基礎性任務,夯實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物理底座。
但伴隨體量持續膨脹,“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尖銳,已演變為制約高質量發展的深層瓶頸。國資委一針見血指出癥結所在:業務戰線過長、地域分布過散、高端供給不足、中低端產能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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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央企頻繁涉足酒店管理、文旅運營、社區零售、物業服務等市場化程度高、技術門檻低的領域時,雖能短期拉動營收數據,實則造成優質人才、資金、研發力量被稀釋成細流,陷入“十指張開難握拳”的困局——看似處處有聲勢,實則關鍵處缺力度。
更值得警惕的是,資源過度分散直接削弱了在芯片制造裝備、工業設計軟件、航空發動機控制系統等“卡脖子”環節的持續投入能力。這種發展模式看似熱鬧繁榮,實則根基浮淺。一旦遭遇全球供應鏈斷鏈、關鍵技術禁運等極端情形,龐大的資產規模反而可能因缺乏核心支撐而迅速失速,成為“體量巨大卻難以自立”的脆弱巨象。
倒逼改革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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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央企系統性瘦身并非被動應對,而是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所作出的主動破局之舉。過去資源分散更多體現為效率損耗與盈利承壓,尚屬微觀經濟層面的優化命題;如今形勢已然質變——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國際技術封鎖升級、“斷鏈脫鉤”風險常態化,已將問題上升至國家戰略安全與民族復興全局的高度。
試想,當先進制程光刻機無法進口、高端EDA工具被限制使用、航空軸承材料遭遇出口管制之時,再多的商業地產租金、連鎖酒店流水、百貨商場銷售,都無法替代自主可控的技術底座,亦無法保障產業鏈不被腰斬、經濟循環不被阻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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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央企肩負著筑牢國家安全基石、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天然使命。果斷舍棄非主業、非優勢、非戰略的“三非”業務,全力錨定主責主業,既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理性選擇,更是履行國家使命的剛性要求。唯有將資源高度集聚于“國之重器”攻關一線,才能在全球科技與產業競速中贏得主動權、掌握定義權、守住生命線。
三大賽道布局未來競爭力
直面發展瓶頸與時代召喚,央企改革展現出極強的目標導向與實施精度。20個重點行業不僅涵蓋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國防軍工等傳統優勢領域,更系統納入人工智能、商業航天、生物制造、綠色低碳等新興方向,并依據技術成熟度、國際競爭態勢與國內產業基礎,劃分為“領跑、趕超、培育”三級梯隊,實現差異化發力、動態化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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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跑賽道,旨在鞏固并放大先發優勢。在風電光伏、特高壓輸電、北斗導航、大飛機制造等領域,央企已構建起完整技術體系與全球領先產能。我國風光發電總裝機容量占全球總量約51%,其中央企控股項目占比達49.8%;后續將著力強化標準輸出、生態構建與國際規則參與,從“產品輸出”邁向“體系輸出”。
趕超賽道,聚焦加速縮小代際差距。新能源汽車領域,央企自主品牌市場占有率由2021年的10%躍升至2024年的16.5%,智能網聯汽車測試里程突破千萬公里;人工智能算力方面,央企自建智算中心規模兩年內增長17倍,國產大模型訓練平臺覆蓋率超六成,在新材料合成算法、工業AI質檢等場景加速落地。
培育賽道,著眼十年乃至二十年后的產業主導權。量子精密測量平臺“天衍-504”已投入多場景驗證,可控核聚變實驗裝置EAST實現千秒級高約束運行,eVTOL適航認證、空天信息網絡組網等低空經濟基礎設施正由央企牽頭推進,為下一輪全球產業范式變革提前布點、積蓄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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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關鍵的是,改革同步厘清了國有資本與民營經濟的功能邊界:央企定位為“戰略壓艙石”,牢牢掌控能源供應、國防科工、基礎通信、戰略儲備等關乎國本的核心環節,確保關鍵時刻頂得上、靠得住、穩得住;
民營企業則被賦予“創新發動機”角色,在消費終端、生活服務、數字應用、個性化制造等市場化程度高、響應速度快的領域深耕細作,依托機制靈活、貼近用戶、迭代迅捷等優勢,持續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二者不是此消彼長的競爭關系,而是分工明確、能力互補、生態共生的新型協作共同體。
結語
這場波瀾不驚卻影響深遠的央企“精干瘦身”,遠不止于組織架構調整或資產處置動作。它預示著新一輪央企集團戰略性合并、專業化平臺公司組建、跨行業資源整合浪潮即將全面鋪開;考核指揮棒也將發生根本轉向——不再唯資產規模論英雄、不單看營業收入排座次,而是將核心技術突破數量、戰略任務完成質量、主業營收占比、研發投入強度、產業鏈控制力等指標置于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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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一位普通勞動者而言,這場變革帶來的紅利真實可感。未來十年,能源互聯網工程師、量子算法研究員、商業航天結構設計師、AI訓練師、核聚變裝置運維專家等新職業將成為就業“黃金賽道”,薪酬水平、成長空間、社會認可度將持續提升;與此同時,居民用電穩定性、5G/6G信號覆蓋質量、天然氣保供能力、應急通信保障水平等基礎民生指標將獲得更高標準的制度性托底;而智能家居、智慧醫療、沉浸式文娛等多元化、高品質的消費產品與服務,則將主要由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持續供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需求。
央企“大而全”的野蠻生長時代已經謝幕,“強而精”的硬核崛起時代已然開啟。這場沒有硝煙的改革,不靠口號造勢,卻以沉潛之力重塑中國經濟的筋骨與血脈——它既是一場央企自身的鳳凰涅槃,更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向上突圍、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的關鍵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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