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后中共在香港從地下走向“半公開”

本文轉自《新周報》，據《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 譚天度/文

導讀：香港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也是國際關系和政治斗爭中的一個重要籌碼。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國、共、英、美三國四方立即為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及時制定了長期利用香港的戰略方針，派代表赴港，與港督代表舉行了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

中共關于香港問題的戰略決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時，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規定：中國戰區受降范圍為北緯16度以北的越南北部和中國的臺灣、香港、內地除東北外（注：東北歸蘇軍受降）的所有地區，香港屬廣州受降區。但當時國民黨軍主力都在大后方，直到9月15日，張發奎司令才乘飛機到達廣州，參加了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行的受降儀式。

抗戰期間，中共領導的東江游擊隊在香港、九龍、新界地區開展了城市與農村相結合的抗日游擊戰爭，占領了九龍、新界的部分區域。為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八路軍延安總部在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連續發出了7道命令，命令華北、華中和華南各解放區的人民軍隊，迅速前進，收繳敵偽武裝，并準備收復部分大中城市及進兵東北。

接到延安總部的命令后，廣東各抗日武裝為收復被占國土，收繳日偽軍武器及物資，迅速開展了強大的軍事和政治攻勢。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東江縱隊基本上解放了東江南部的惠（陽）東（莞）寶（安）和港九地區，日偽軍只能龜縮于香港和九龍市區一隅之地。

當時，國民黨的大部分軍隊在西南等大后方，它急于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急于發動內戰，因而無力分兵他顧；此外，鑒于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領導人在雅爾塔會議上簽署了有損中國主權的秘密協定等原因，國民黨在收復香港和澳門的問題上，表現出了舉棋不定的心態。但即便如此，國民黨仍加緊與英國爭奪香港的步伐，尋機收復香港。

英國為保持在亞洲和中國的利益，不愿輕易放棄中國香港。由于抗日戰爭勝利時英軍兵力遠在歐洲，于是只能匆忙派出一艘巡洋艦，在緬甸運載了300名官兵，于1945年8月下旬在港島登陸。

然而，這點兵力遠遠不夠接收香港使用。當抗戰勝利時，中國香港總督楊慕琦仍被關在東北的集中營，直到1946年5月才復職。此時的中國香港實際上處在“半真空”狀態。英國人既懼怕國民黨收復香港，也不愿意中共在香港繼續擴大勢力，同時，對美國表面上支持自己收復中國香港、暗地插足香港事務的野心十分不滿。

至于美國，原本同意香港屬于中國受降區，但在英國重新強占中國香港的事實面前，又轉而支持英國，并與英國達成了秘密協議，實際上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

當時，黨中央獲悉國民黨和英國都力爭收復香港，而中共在華南尚無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這樣的大城市。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初步形成了長期利用香港的戰略設想。為此，中央向廣東區黨委發出了一系列指示，并要求派出代表與港英當局舉行談判。廣東區黨委接到中央指示后，委派我（注：本文口述者譚天度，時任廣東東江抗日民主政權東寶行政督導處主任）為中共代表，到香港本島與港督代表舉行談判。

與港督代表的交鋒

在與港督代表的初次談判中，我主要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立場，指出：香港、九龍、新界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英國是靠發動侵略戰爭及當時腐敗的中國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而攫取的，我們總有一天要全部收回；鑒于目前局勢和種種原因，我們暫時同意英國重占中國香港，但必須保護中國人民在港利益。

譚天度

為使談判向有利于我方的既定目標轉換，我將話題轉到了抗戰內容。

首先，我指出，1941年冬香港淪陷前，經中共中央批準，我們曾派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等人，與港督代表舉行了秘密會談，商議共同保衛香港事宜。由于英方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又輕信日本特使在華盛頓的游說，坐失與我方合作的良機。

其次，中國香港淪陷后，我們在營救中國文化精英和愛國人士的同時，積極營救了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國際友人。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中國香港淪陷后的3年中，我們共營救英國人42人，印度人54人。

此外，香港淪陷期間，我們利用自己200余人的情報網，與盟軍開展了情報工作，向他們提供了許多極為重要的情報，為國際反法西斯斗爭作出了重大貢獻。

最后，我特別提醒他們注意，當日軍進攻中國香港后，港督楊慕琦率部投降，而中共領導的游擊隊卻在港九地區開展了抗日游擊戰爭。

港督代表聽了我的這一番議論后，態度變得明顯和緩，他對我所談及的各項事實均表贊同。有了上述的交鋒后，我們即轉入了談判的實質性內容。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我們應通過談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允許我黨以半公開形式在港從事各項活動，即不論是秘密和公開活動均不以共產黨名義出現，我們的活動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

我在以后的談判中提出如下要求和條件：①承認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工作機構；②允許我方人員在港九居住、往來、從業自由及募捐；③同意我在港出版日報及刊物；④同意并幫助我方在港設立秘密電臺；⑤在我武裝撤出后，英方應保護我非武裝人員和傷病員的安全；⑥我在大鵬灣的海面部隊，因要保護商旅安全，應準予延緩撤出時間；⑦準予港九人民有武裝自己和維持社會治安的權利；⑧組織戰后救濟會，賑濟災民；⑨非經我方同意，英軍不得進入我控制地區等。

港督代表當時從心里很不想接受上述條件，但礙于當時的歷史狀況和各方力量格局，最終還是全部同意了我方提出的要求，只是在一些具體細節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見。

廣東區黨委將這些談判的結果陸續電報中央，告知：對我方提出的條件，“港方表示完全同意，并對我數年來堅持斗爭之精神及成績，深表欽佩感謝”。隨后，中央批準了華南黨組織在港活動方案。

中共在港半公開工作

1945年9月起，廣東區黨委陸續派出大批干部進入香港，并劃分為秘密和半公開兩大工作系統，分別由區黨委委員梁廣、黃康及連貫、饒彰風負責。

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廣東區黨委和東江縱隊領導機關分別遷入香港。6月，設立了半公開工作機構中共港粵工作委員會，由廣東區黨委書記尹林平兼書記。

章漢夫

根據中央及南方局指示，1946年秋至1947年夏之間，黨的大批專業干部章漢夫、潘漢年、夏衍、許滌新、喬冠華、廖沫沙、龔澎、馮乃超、邵荃麟等人陸續由內地轉移至香港，我黨利用香港的有利條件，廣泛開展了統戰、文化、宣傳、財經、外事、僑運、情報等工作。

1945年11月13日，廣東區黨委機關報《正報》在香港創刊；同年底，建立了新華南通訊社；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復刊了《華商報》；隨后，成立了新華社華南分社（后改稱香港分社）；出版了《群眾》周刊、《今日中國》英文半月刊、《經濟導報》等。

1946年，我們在香港相繼創辦了香港勞工子弟學校、達德學院、建中工商專科學校以及一批中學。這些學校為解放戰爭時期的游擊區及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培訓了大批干部。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九地區舉辦了二十幾期各種類型的學習班，為華南和西南地區培訓了省、地、縣級干部數百人。在此期間，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將許多期學習班轉移到香港舉辦。

在我們的發動下，進步港商沖破國民黨的阻力，開展與北方解放區的易貨貿易，大量的藥品、膠鞋等急需軍用物資源源不斷地被運往解放區，解放區生產的物品也有了海外銷路。我們在香港和南洋等地募集的捐款、衣被等也不斷被輸送到華南游擊區。

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軍政官員在內地的許多重大起義，也是在香港策動和完成的。在此期間，我們還發動滯留在港的原國民黨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資委會、招商局、九龍關等25個經濟機構起義，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