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次預測屢成空，林毅夫再次預測中國GDP將在2030年超越美國

內容提要：

林毅夫近期再次預測，中國GDP按市場匯率計算將于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然而，他此前多次預測均未實現。其理論基于“后來者優勢”等五個脫離現實的假設，嚴重低估了人口下行、技術封鎖及美國經濟韌性等關鍵變量，導致預測屢次落空，僅能逗君一樂，缺乏參考價值。

一、林毅夫再做“神”預測：中國經濟規模有望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

3月10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接受紅星新聞等多家媒體專訪，再次對中國經濟規模何時超越美國做出最新的“神”預測。他認為，中國經濟規模最快在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他做出這一預測的依據，基于中國經濟當前具備他認為的以下“四大優勢”：

第一，“后來者優勢”與產業升級潛力。

他認為，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本質上反映了技術水平和產業附加值的差距。發達國家處于全球技術前沿，技術創新必須依賴高成本、高風險的自主研發，因此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約2%，加上人口增長，長期增速維持在3%-3.5%之間。而中國可以通過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以更低的成本和風險實現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此即“后來者優勢”。

例如二戰后的德國、日本以及后來的韓國，都曾利用類似機制在幾十年內實現快速追趕。林毅夫認為，中國當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仍低于美國，因此仍然存在較大的技術追趕空間，這為長期較高增長率提供了基礎。

第二，他認為中國具備多方面的結構性優勢。

1）龐大的國內市場。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和產業市場，使技術突破能迅速實現規模經濟，形成全球競爭力。

2）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業產業鏈，使創新更容易快速轉化為產品。

3）人才供給優勢。中國每年培養大量理工科人才，每年在科學、數學、工程、技術（STEM）領域的畢業生超過500萬，這一規模超過G7國家的總和，為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提供人力資源基礎。

4）制度優勢。他認為中國能夠通過政府政策與市場機制結合，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政策和技術突破方面發揮協調作用。

第三，人口規模決定論與匯率修正。

林毅夫認為人口規模決定了長期潛在經濟體量。中國人口約為美國的四倍，因此只要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總體經濟規模就可能與美國相當甚至超過美國。這也是他認為中國經濟最終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重要邏輯。

第四，他認為中美之間長期存在的增長速度差異是最直接的依據。

他認為，發達國家由于技術已經接近世界前沿，勞動生產率提升主要依靠原創創新，因此長期平均增長率較低。2008年至2024年，美國經濟平均增速降至2.1%，低于1960-2008年的3.3%。

而中國作為發展中經濟體仍處于追趕階段，可以通過技術引進、產業升級以及規模擴張實現明顯高于成熟經濟體美國的更快的增長。因此，在他的模型中，如果中國GDP年均增速比美國高出約2—3個百分點，那么兩國經濟規模差距將不斷縮小，最終將在2030年實現反超。

二、近30年來林毅夫對“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的主要預測，均被實際結果證偽。

林毅夫在3月10日做出的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30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并非他第一次對“中國經濟規模何時超越美國”這一問題做出獨特的預測。林毅夫關于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預測，最早可追溯至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此后他多次做出中國經濟規模將于哪一年超過美國的預測，但屢次預測屢次失敗，但每次預測失敗后他都會頑強地做出新的預測。

1994年在《中國的奇跡》初版中預測：林毅夫與蔡昉、李周在書中作出關鍵預測：中國會在2015年趕上美國。這一預測在當時被多數學者視為“天方夜譚”。不過2015年我們的GDP為11.01萬億美元，只有美國的59%。

2012年世行任期結束回國后預測：林毅夫根據《中國的奇跡》的邏輯提出判斷，認為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將帶出新動能，中國經濟“肯定可以再紅個二、三十年”，還有20年平均每年增長8%的潛力，將在2020年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一觀點在國內學術界遭到不少質疑，反對者認為中國已維持35年高速增長，不可能持續。事實上2020年我們的GDP為14.7萬億美元，為美國20.9萬億美元的70.3%。

2018年在公開演講中預測：2018年林毅夫看到中美經濟規模差距還是挺大，2020年不可能超越美國，便將其預測中國GDP超過美國的時間推遲到8年后，也就是2026年。2025年中國的GDP為19.4萬億美元，為美國30.61萬億美元的63.4%，看來2026年不僅無法超越美國，與美國經濟規模的差距，反而比2020年要擴大不少。

2024-2026年多次公開表態預測：林毅夫在多個場合持續強調，按照一般經濟規律，即便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經濟也應在2030年左右超過美國。按2020-2025年中美名義GDP的平均增速預測，美國的GDP平均增速為5.86%，到2030年其GDP可能達到40.7萬億美元，而中國的GDP平均增速為5.17%，到2030年其GDP可能達到24.9萬億美元，比美國的GDP低38.8%。

三、為什么林毅夫對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時間點的多次預測，從未準確實現過？

綜合來看，林毅夫對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的每一次預測，主要建立在以下五點假設之上，但其假設無論從經濟學常識上還是實際發展結果上，都完全站不住腳：

1，假設中國長期保持改革開放以后的高速增長。

自2012年開始，他不顧中國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改革開放紅利和人口紅利越來越小的現實，一直鼓吹中國經濟具備8%以上的增長潛力，2020年以后包括在2026年3月的政協會議上，他一直販賣中國經濟在2030年前每年能實現5%～6%增長的空想經濟學理論。

他完全忽略了隨著中國經濟規模擴大，人口老齡化加快、房地產市場調整以及地方債務問題等因素逐漸顯現。這些結構性問題會降低投資效率，從而影響經濟增長速度。

他還忽略了國際政治和貿易環境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近年來全球化趨勢放緩，中美貿易摩擦和科技限制政策不斷增加，也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新的不確定性。這些外部環境因素往往難以在長期預測中準確估計。

2，假設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低于中國。

許多預測模型都假設中國經濟長期保持明顯高于美國的增長率，但現實情況往往更復雜。林毅夫每一次預測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的時間點時，也是用2008年至2024年，美國經濟平均增速降至2.1%（應該是可比價），低于1960-2008年的3.3%。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平均增速達到9.2%來作為他的預測依據。他完全忽略中美所面臨的各自不同的經濟周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忽略了名義增速和可比價增速的差別。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進入經濟調整周期，2009-2018年這10年美國的名義GDP年均增長3.37%，同期中國名義GDP年均增長高達11.02%。但此后，美國在新一輪科技創新推動下進入新一輪經濟繁榮周期，2019-2025年名義GDP年均增長5.9%，同期中國因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及家庭與企業債務負擔觸頂而進入調整期，名義GDP增速大幅回落至5.2%，最近三年僅4.2%。

3，假設技術追趕和產業升級仍有巨大空間。

他的結構經濟學建立在西方無條件向中國轉移科學技術和科技創新基礎上，認為中國一直可以通過借鑒并規模化西方科技創新來不斷實現產業升級。

但他忽略了美國在基礎科研、核心技術以及全球創新體系中的領先地位仍然明顯。大量頂尖大學、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集中在美國，使其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生物技術等領域持續保持優勢，并且可以通過貿易工具建立技術轉移屏障的現實問題。這些因素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但貿易限售、禁售，難以完全轉化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4，假設國內外市場完全可以消化中國不斷升級的制造業的全部產出。

即使最近幾年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林毅夫也從不考慮需求對制造業產出增長潛力的掣肘。實際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2025年特朗普關稅戰等外部沖擊，都壓縮了海外需求和我們的實際增長空間。

5，假設中國能繼續保持人口規模優勢并能夠轉化為經濟規模優勢。

他完全忽視自2022年開始，中國總人口連續4年下降的趨勢。也完全無視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個人所得過低進而導致消費能力不足，供給過剩越來越嚴重，因而難以完全轉化為經濟規模優勢的現實。

實際上，由于人口政策導致的生育率差異和對移民的吸引力差異，從1995年開始，中美人口規模差距由此前的逐年擴大轉為逐年縮小。1995年，中國12.11億人，美國2.68億人，為中國的22.1%；2025年，中國14.04億人，美國3.49億人，為中國的24.9%.按照最近幾年的人口趨勢，到2030年，中國人口將低于13.95億人，美國人口將增加到3.59億人，達到中國的25.7%。

總而言之，林毅夫堅持其無法驗證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強調背離哲學規律的所謂優勢不變。每次預測落空后，僅順延時間或淡化倍數，卻不修正人口、老齡化、制度瓶頸基礎假設，也不考慮經濟周期、地緣政治、貿易摩擦等重要變量。導致其“頑強”預測但從不準確。作為經濟學家，樂觀假設與現實脫節、在預測模型中放大有利因素排斥不利因素，這種態度、方法和結論，均不科學、不客觀、不嚴謹。僅能逗君一樂，不具備參考價值。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