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托馬斯·弗里德曼｜特朗普根本不知道該如何結束伊朗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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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9月，我第一次訪問德黑蘭。我下榻在霍馬酒店，之前是喜來登酒店。我當時在文章中寫道，大堂門上方有一塊標牌，上面用英文寫著：“打倒美國”。盯著那塊牌子時，我記得自己心里在想：哇，這可不是涂鴉！它是牢牢固定在那兒的。這玩意兒可不容易拆下來。

20世紀90年代末是伊朗的一段轉瞬即逝的開放時期，我也因此拿到了簽證。當時我滿懷希望，認為伊朗年輕人想要加入世界經濟的明顯渴求最終能戰勝那些把口號釘在墻上的領導人。但事實并非如此。那些文字根深蒂固，難以撼動。

如今，由特朗普總統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動的對伊戰爭已經打了一個多星期。我最大的疑問是：如果“必要之事”其實是“不可能之事”該怎么辦？如果伊朗的轉型確實如戰爭支持者所言那般重要，但其難度又遠超戰爭策劃者的理解，該怎么辦？

誠然，沒有什么比推翻德黑蘭的伊斯蘭政權更能改善伊朗、黎巴嫩、伊拉克、敘利亞、加沙、也門和以色列民眾的前景了。

但如果這個政權已經如此深地嵌入社會——嵌入到市長辦公室、學校、警察局、政府職員、銀行系統、軍隊和基層準軍事組織之中——以至于盡管它失去了大多數伊朗人的支持，卻無法在不讓這片約六分之一個美國大小、擁有9000萬人口的土地陷入混亂的情況下被移除，該怎么辦？如果伊朗伊斯蘭威權政權唯一的快速替代品不是民主，而是史詩級的動蕩，又該怎么辦？

沒有什么比這件事更能說明該政權的根深蒂固：戰爭之初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被殺死后，其子穆杰塔巴·哈梅內伊剛剛接替了他的位置——據稱又是一名強硬派。

因為這場戰爭讓我和許多人猝不及防，我正帶著謙卑的心態摸索前行——試圖思考最好和最壞的情況，因為我們誰也沒有經歷過這種局面。

在我思考時，時局告訴我現在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應該見好就收，至少目前如此。為什么？

首先，顯而易見，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發動這場戰爭時，腦子里根本沒有任何清晰的收尾計劃。

我懷疑，內塔尼亞胡可能樂見伊朗變成一個大號的加沙，通過不斷地“除草行動”來維持局面，即定期清除那里的威脅，就像他在加沙所做的那樣。正如《國土報》軍事分析家阿摩司·哈雷爾所言：“幾個月前，內塔尼亞胡將以色列描述為現代斯巴達。但為了維持其軍國主義身份，斯巴達需要永久的軍事摩擦——這種摩擦也能讓其統治者維持權力——不論國家為此付出多大代價。”

讓以色列與伊朗、哈馬斯和真主黨處于戰爭狀態能讓內塔尼亞胡拖延他的腐敗案審判，并躲避因未能阻止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入侵而設立的調查委員會。（如果你覺得這太陰謀論了，那說明你還不了解內塔尼亞胡。）

至于特朗普，在談論伊朗的“次日計劃”時，他的表態完全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他說的一些荒謬且自相矛盾的話，暴露出這位總司令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今天說要政權更迭，明天又說不；今天說不在乎伊朗的未來，明天又說要對選擇該國下一任領導人有發言權；今天對談判持開放態度，明天又要求“無條件投降”。

中東分析師胡賽因·伊比什簡潔地總結了特朗普的伊朗戰略：“邏輯是這樣的：美以負責轟炸和摧毀資產。然后（此處填入一些東西）伊朗人將確保（此處填入一些東西）政治變革，從而實現（此處填入一些東西）美國的戰爭目標。”

如果一家公司的領導者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開始了一項激進的新商業戰略，然后在接下來的一周里用五種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該戰略的目標，你會投資這家公司嗎？這是一個顯眼的紅色警報。

盡管如此，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似乎確實顯著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以及通過海軍、空軍和導彈投射力量的能力。鑒于已有太多人死于掌控這些權力的政權之手，這對伊朗人民和該地區都是好事。現在的明智之舉是暫停，看看我所說的“后天”會發生什么。

那才是真正的政治博弈開始的時候。也就是說，如果美以宣布已經實現了大部分軍事目標，準備停止攻擊——前提是伊朗也停手——那么活下來的伊朗領導層在“明天”肯定會向世界和國民宣布：“我們教訓了他們——‘大撒旦’和‘小撒旦’聯手也奈何不了我們。”

但到了“后天”，我敢打賭德黑蘭統治精英內部會爆發激烈的爭論和內斗。民眾、商人和政權內部改革派的聲音必將質問強硬派：“看看你們給我們帶來了什么災難。如果這就是伊朗偉大的勝利，那失敗長什么樣？我們失去了積蓄、經濟、環境、大部分軍隊以及所有鄰國的友誼。我們還有什么未來？”

想想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發生在伊朗內部的爭斗：伊朗總統與強硬派軍方之間，正圍繞伊朗是否應該攻擊阿拉伯鄰國、迫使這些國家向華盛頓施壓停止戰爭而發生分歧。等到戰爭結束、伊朗為其極端行為付出真正代價的時候，伊朗人民與政權之間以及政權內部未來可能會出現什么樣的局面，誰也無法預料。

誠然，誰也不知道這種后天政治一定會以換將或者換旗告終。但這種方式成功的幾率絕不亞于僅僅把德黑蘭和貝魯特炸成廢墟，然后指望一場民眾起義就此爆發。

我們已經看到伊朗的一座海水淡化廠遭到轟炸，而作為報復，伊朗襲擊了巴林的一座海水淡化廠。如果這種趨勢蔓延，人們很快就會面臨缺水。伊朗變成比阿亞圖拉政權已經造成的狀況更嚴重的環境災難的可能性是非常現實的；到那時，那里將變得不再適合人類居住。

《紐約時報》周一一篇文章中有一段關于德黑蘭戰爭氣氛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栗。

“德黑蘭的一位數字創業者佩曼擔心，代價已經太高了。像許多接受采訪的伊朗人一樣，他說他整天呆在家里，無法工作，只能看著破壞不斷加劇，心中越來越恐懼和不安。他想知道，在警察局被炸毀的情況下，當地人如何能防止哪怕是小規模犯罪——更不用說在如此嚴重的破壞之后，任何一個政府如何能接手管理這個國家。”

佩曼告訴時報：“如果我們將來還要生活在伊朗，無論我們有什么樣的政府，我們仍然需要制度體系。”

伊朗政權是一個恥辱——對自己的人民、對鄰國以及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言，它都是一種威脅。我祈禱它能夠盡快成為歷史，而且付出的代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范圍內，并釋放伊朗人民為人類作出貢獻的巨大潛力。

但是，無休止地轟炸，摧毀越來越多的軍事和民用基礎設施，然后僅僅寄希望于追求民主的伊朗人——在幾乎沒有互聯網溝通、在公路上移動都可能致命的情況下——靠自己推翻這個政權……好吧，請告訴我歷史上哪兒發生過這種事。

我的猜測是，這個政權只能從內部高層瓦解，而這個進程只有在停火之后才會開始。

特朗普—內塔尼亞胡“持續轟炸”的策略，最好的結果也許是啟動這一進程；僅僅是讓伊朗轉入一個更好的軌道，使其對本國人民和鄰國的威脅降低點，那就已經是一個重要成就。該戰略最壞的結果則是：無休止的空襲把伊朗徹底摧毀，使其變成一個任何人都無法治理的爛攤子。那將是一場無法估量的災難。

Thomas L. Friedman，托馬斯·L·弗里德曼自1995年起擔任本報（《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作家。他于1981年加入本報，之后于1982年出任貝魯特分社社長，1984年任耶路撒冷分社社長，1989年在華盛頓擔任外交記者，后來還擔任過白宮記者和經濟記者。

弗里德曼曾榮獲1983年普利策獎（黎巴嫩國際報道）、1988年普利策獎（以色列國際報道），以及2002年普利策評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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