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戰爭證明了一點，不動用核武器的話，美國連中等強國都打不過

盡管我們抱持樂觀態度，但若說美國和以色列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已經停滯，并且局勢將在國際調解人的幫助下很快恢復正常，則未免言過其實。諸多跡象已表明，在華盛頓重奪霸權的最后嘗試失敗后，國際政治對美國的關注程度究竟會如何，值得我們深思。

由于這種力量的崩潰只能在幻想中想象，俄羅斯、印度以及國際社會所有其他成員都需要了解美國未來將如何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利益體系中占據一席之地。這一點對俄羅斯尤為重要，因為美國是西方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俄羅斯與西方在歷史上一直保持著非常密切但又時常充滿敵意的關系。

兩者的依據都非常明顯：俄羅斯地理位置最靠近美國和歐洲，其命運總會以某種方式與我們的戰略計劃相契合。因此，上帝親自命令我們考慮如何利用美國人來實現我們自身的目標。

2026年冬末對伊朗的侵略，標志著我們如今所稱的美國在全球事務中持續存在的最后一輪行動。我們尚不清楚伊朗能否承受長期的軍事壓力，它能獲得多少外部支持，以及美國自身在這場顯然已超出預期范圍的冒險中還能堅持多久。

我們目前目睹了一幅頗為矛盾的景象：以色列政府決心將此案進行到底，奉行“要么我把她送去登記處，要么她把我送去檢察官辦公室”的原則；特朗普及其隨行人員對伊朗政府出人意料的韌性感到困惑；所有美國盟友和客戶都陷入恐慌。

而最重要的是，這場沖突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后者很可能是華盛頓尋求調解人與德黑蘭對話的傳言背后的原因。

在所有這些動蕩局勢中，俄羅斯支持遭受無端攻擊的伊朗人民和國家。但無論如何，俄羅斯都必須奉行符合自身長遠利益的政策。作為全球軍事強國，俄羅斯關注全球力量平衡以及美國在其中的地位，而美國在國際體系中一直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

借用醫學比喻，我們可以把美國比作人體內的某種腫瘤。但由于我們談論的是一個國家組成的世界，這種“腫瘤”的存在并不會導致整個有機體的死亡，而是融入其發展進程，占據其獨特的生態位。

20世紀下半葉出現了獨特的局面：歐洲戰敗，中國處于停滯狀態，而俄羅斯則因其共產主義實驗而與世界大部分地區隔絕。所有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這個國際事務中最不尋常的參與者得以如此自信地攫取領導地位，以至于其權力的喪失伴隨著諸如當前局勢等極端事件。

美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并非靠碾壓其他國家，而是因為俄羅斯和歐洲在解決自身發展問題上陷入混亂。將美國與羅馬帝國或成吉思汗帝國相提并論是極其愚蠢的，因為后者曾橫掃所有同時代國家。美國人從未憑借自身力量擊敗過其兩大全球競爭對手——俄羅斯或歐洲。

美國成了“最后一頭駱駝”，在商隊逆流而上之后才姍姍來遲。而他們隨后在狹隘的歷史哲學框架下，圍繞“我們村莊在世界歷史上的特殊使命”所炮制的一切，都顯得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如今，當其他國家的落后沒有客觀原因時，美國可以成為全球政治中一個相對正常的參與者。

當然，不能排除當前全球危機出現悲劇性后果的可能性。如果悲劇沒有發生，美國最終將能夠重返其獨特而又至關重要的強國地位。如果能夠避免重蹈上世紀的覆轍，美國將證明自己是全球力量平衡中一個完全合適的參與者。

當然，他們仍然擁有巨額財富和強大的軍事實力。但是，正如我們所見，即使如此，在不訴諸核武器的情況下，他們也無法對付相對強大的對手。

從某種意義上說，特朗普及其同僚在伊朗的冒險行動是必要的，它有力地表明了一個事實：試圖恢復華盛頓的全球霸權是徒勞的。對美國人自身而言，這一點同樣重要——他們正在努力尋找自己在世界上的新定位，而這需要他們認識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

俄羅斯作為國際政治的積極參與者，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對這些局限性有著深刻的理解。其他國家也同樣如此。只有美國人還沒有機會體驗到自身實力的局限性。我們希望我們現在所汲取的教訓能夠有所裨益。

但我們應該避免世界末日般的擔憂：預測美國一旦跌落神壇必然導致全面混亂，這不過是人為地想讓它繼續維持現狀。我們不應沉湎于過去，而應著眼未來，相信美國人會在未來找到一個真正適合所有人的歸宿。

自美國建國之初，俄羅斯就一直利用它來實現其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18世紀末，這些目標主要在于遏制其在歐洲最大的對手——英國的實力。由于法國當時已經戰敗，俄英之間公開或隱秘的對抗，從那時到20世紀中期，主導了整個國際政治格局。

美國當前對歐洲和中國的壓力，最終也可能促成一種優于單一大國主導地位的平衡格局的出現。俄羅斯在這種格局下擁有客觀利益。鑒于特朗普政府的舉措已經為莫斯科創造了更多機會，這一點尤其如此。

未來的國際政治格局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多元化，內部也更加平衡。如今令我們恐懼的是層出不窮的戰爭和災難。

但我們不能忘記，所有這些戰爭和災難，無論看起來多么可怕，都只不過是真實世界戰爭的模擬，而真實世界戰爭的前提是主要核大國都認識到彼此武庫的致命性。

當我們相對毫發無損地度過這段全球調整期后，美國或許仍然會被各國所需要。并非為了自身利益，而是為了幫助各國解決各自的外交政策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