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國際關系建構的地緣基礎

人類歷史上的國際關系，經歷了由陸主海從的“大陸時代”和以海制陸的“海洋時代”。而當前的國際關系正進入大變革時期，將進入到一種陸海協同的新時代。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沿線國家的戰略對接，將導致以世界各大陸為基礎的全球化網絡的形成，從而實現一種良好的全球治理。外交學院教授蘇浩這篇文章，從專業角度解答了這一新型國際關系建構的地緣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外交的宏觀目標一以貫之，“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這是對現有國際關系的一種改革性的界定和對未來國際關系的創新性構想。過去數百年里，西方國家通過海洋的擴張主宰世界，之后再對國際社會發揮主導性作用，從而形成了一種以海洋為主體平臺所建構的國際關系樣式。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于這種國際關系的樣式。

很多國家都把海洋作為“人類的第二生存空間”來探索和追求，都把國際關系的時代用“海”和“洋”來命名，如所謂的“地中海時代”“大西洋時代”，以及現在正在界定的“太平洋時代”。近代以來西方所主導的世界被稱為是“海洋時代”。國人也在惡補海洋知識，增強“海洋意識”，以便為“海洋強國”的建設奠定觀念的基礎。然而，當今國際關系正在進入一個大調整和大變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種新的地緣邏輯正在醞釀，它將超越人們已經習慣的所謂“陸權”和“海權”的維度，形成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地緣基礎，進而推動一種“新型國際關系”的建構。

當然，這種新的地緣邏輯才剛剛露出端倪，但中國國家領導人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它的存在，并在現實對外關系中將這一邏輯加以運用，將其作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地緣邏輯的基礎性支撐。而它不僅將會成為“新型國際關系”建構的一種學理支撐，而且將會成為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一種戰略方向性的導向。本文將嘗試用地緣關系的學理，分析決定“新型國際關系”的地緣邏輯與基礎，以便說明國際關系發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這是人類社會演進的一個全新的階段，這將決定中國在未來的外交行為，并使得中國能夠引領國際社會朝著自然合理的方向去建構。

國際關系的地緣文明基礎

由國家所構成的國際社會的物質載體是地理，國際關系（即國家間關系）的發展演變往往與地理環境的作用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從地理角度研究國際關系”是現代西方地緣政治最主要的內容。西方學術界一百多年前就提出“地緣政治”（geopolitics）概念，并發展成一個國際政治研究的領域。西方國際關系中的地緣政治學，僅僅強調地理對國際政治的作用，并以此形成國家地緣戰略的邏輯，其理論維度顯然與西方現實主義的權力追求和強權政治的地理擴張緊密聯系，以致其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依據。

戰后國際社會一度將地緣政治與法西斯擴張理念相聯系，從而唾棄了這一學理。但在冷戰期間由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全球的對抗與爭奪，地緣政治學的原理又派上用場，再次成為國際政治研究的重要領域。中國國際關系學界也從20世紀80年代逐漸沿用這一學理，乃至在當前學術界“地緣政治學”似乎成為一門顯學。國內外的學者們往往都愿意用地緣政治的視角來分析當今的國際秩序和大國關系。應該說，從人類社會的整體來看，人地關系是一種自然的現象。人類在大自然中生存繁衍，生活生產，創造出各種文明，國際社會在地理維度中建構和演進。地理和國際政治的關系確實很密切。

但是，從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邏輯來看待國際關系，即從人本的角度出發，以文明為基礎來界定，從人類社會演變的大進程作分析，就會發現僅把政治與地理相結合具有局限性。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是將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相結合的一種聚合式的表述。作為由人所構成的人類社會，人的基本構成元素源于兩個客觀物質基礎，一個是固體物質，一個是液體物質，由此決定了人的自然屬性。而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世界即是陸地和海洋。人類社會的建構也是以陸地和海洋這兩大自然地理要素為基礎。

人類社會的產生與發展、演進與建構都要基于陸地和海洋來實現。當代科技的發展也使人類走向天際和太空，從而使人類的活動和國家權力的追求進入三維的地理立體空間。所以，有學者認為，“地理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因素”。而我則認為，地理是人類的歷史發展和社會建構的客觀基礎。這里，歷史和社會的構成要素是綜合性的，不僅僅涉及國際政治與安全，還包括經濟、文化、科技等國家間關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即使就國際政治方面來說，關系的多元性也決定其復雜和互動。而國際關系則是國際社會中各種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樣式和結果。

這其實是人類文明各要素間的綜合性關系。而這些要素都需要在基于客觀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布局的平臺上發生相互間的關系。因此，源于西方的地緣政治學的學理維度過于單一，只注重國家間權力的競爭與對抗，并以此邏輯來分析現實國際關系，進而決定國家戰略的選擇。其實，西方“地緣政治”的學理存在狹隘和片面性，以此邏輯來分析當前國際關系和預測未來國際社會的建構，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學家亨廷頓曾經從文明的角度來解釋國際關系，為學術界提供了一種分析國際政治的新視角，開創了一個“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但其著眼點仍限于國際戰略結構和國家哈用人學圖居電理中=市陽面內作C單擊每型和)圖自樣方哪重子設質育權力追求的分析。因此，我們所出需要在此基礎上拓展視野，將文明間的接觸、交流、碰撞、互鑒、合作、融合的各種樣式相結合，建立一個全新的認知和分析維度，不能僅將地理與國際政治相結合，而更需要將地緣與人類文明相聯系。

一位中國學者曾提出“地緣文明”的概念，這是一個可以更好地反映地理與人類關系的本質的分析框架。而地緣文明中的“緣”字正是體現了地理和人類的這種關系性。需要說明的是，西方概念中的“geopolitics”一詞直接體現的是地理政治的意思，兩者的關聯性顯得單一，并沒有中文譯文中的“緣”的語義，中文的“地緣政治”概念已經加入了中國文化的內涵。所謂“地緣文明”，是指基于地緣基礎上的文明建構，以及文明社會中所建構的國家間關系和區域文明共同體間的關系。

從地緣文明的角度來看待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分析不同民族所構成的國家之間基于客觀地理所產生的互動過程，并以此為視角來分析基于地緣基礎上的國際關系的發展進程，進而認知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國際關系的基本形態。這里所提出的“國際關系形態”則是超出“地緣政治形態”的國際社會內相互作用關系的宏觀樣式。

自古以來，國際關系形態中的文明間關系和國家力量的權力布局總體上是基于陸地和海洋，而權力關系的基礎也是在陸地和海洋之間轉換。整個國際關系史的進程也可用基于國際社會中的地緣權力的作用和分布變化來界定。近代以來，西方學術界常用所謂“地中海時代”“大西洋時代”“太平洋時代”來界定地緣權力所決定的國際關系形態的樣式和特征。這里，我試圖將分析視角放在人類社會發展大進程中，用地緣文明的框架來探討國際關系的地緣基礎，以此劃分出相互銜接的國際關系形態演進的三個大時代。

傳統地緣政治邏輯支撐的國際關系形態

人類文明產生于大陸。無論是古埃及和西亞巴比倫文明、希臘古羅馬文明，還是古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都是基于陸地而產生的，歐亞大陸則是古代文明分布的主要地理平臺。除了希臘羅馬文明與西亞北非文明曾圍繞地中海發生文明間的征戰外，古代幾千年的文明間關系更多的是通過亞歐大陸而形成相互交流和互動的關系。因此，我將基于亞歐大陸的文明間的互動和民族間的征伐的古代國際關系的進程界定為“大陸時代”。

在這一大時代中，陸地與海洋無論對于文明間互動關系，還是文明內部民族間作用，其基本行為邏輯是陸主海從，即古代文明間關系和國際社會的建構是由基于陸地的地緣權力決定的，海洋則是發揮協從的作用。而地緣空間的國際關系中各個文明間和國家間所發生的關系往往是線性的，即通過地理的直線式的連接，實現文明間的交流、互動與融合。在古代國際關系的“大陸時代”中，亞歐大陸的東西方文明基于自身所產生的地緣環境和范圍產生、建構和發展，雖出現過跨區域征伐的大帝國，但都較為短暫，各文明體系基本上都在自身所分布的區域進行自我的演進。文明間的交流是一種點對點的單一性直線聯系，從而形成一種線性的國際關系。從整體上看，亞歐大陸各文明體系所形成的國際關系的權力結構，處于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

古代國際關系的“大陸時代”中，亞歐大陸文明互動的最典型案例就是連接東西方文明的“絲綢之路”。具體來說，就是古代歷史中跨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草原之路”和海上的“瓷器之路”。美國學者芮樂偉·韓森曾著眼于中亞而對古代絲綢之路作出新的解釋，認為中國發明的紙張對歐洲產生了更大的影響，而這些商路上傳播的思想、技術和藝術圖案具有更大的意義。其實，與外在的絲綢、紙張等聯系相比，古代亞歐大陸文明間的思想、文化和宗教的交流更具有意義，這決定了東西方文明間深層的歷史連接，以及各自文明內涵的豐富和升華。這種連接建構了亞歐大陸國際關系的系統，形成了古代世界“大陸時代”的樣式和形態。

中國是傳統的陸上大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同心圓式”東亞華夷體系。這一模式的核心是政治、經濟和文化全面領先的中央中原王朝，外圍是向中原王朝開展交流、進行學習、接受冊封與從事朝貢的鄰國，在更遠的范圍內則是所謂的未開化的莽荒之地。20世紀20—30年代美國著名地緣政治和民族學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曾在他的名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通過對中原農耕文明與蒙古草原文明間的互動關系的分析，提煉出了中國的所謂“內亞性"的特點。

而中東地區和深內陸地區的中亞則成為亞歐大陸各種不同文明的“車輛”在古代歷史不同時期發生交集的區域，故湯因比將“敘利亞和烏滸河—藥殺河流域”一帶稱為“交通環島區”。作為東亞大陸的文明古國，中國通過內陸的“絲綢之路”和“草原之路”，經過中亞與南亞、西亞、歐洲發生了直接和間接交流，體現出古代“大陸時代”背景下亞歐大陸文明體間互動的特點。同時，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或稱“瓷器之路”）環繞亞歐大陸航行，也將東亞、南亞、西亞乃至非洲直接連接起來。

總之，從宏觀維度看，古代國際社會以東西方文明在亞歐大陸上的互動為基礎，形成了一個陸主海從的跨亞歐大陸的區域間互動聯系的大框架，各種文明形態通過深內陸或大陸沿海相互作用，以大陸性的黃色文明為主體，共同建構了“大陸時代”的古代國際關系的形態。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國家對新航路的開辟和南北美洲新大陸的發現，歐洲對全世界進行殖民擴張，建構了一個西方國家主宰的國際體系，改變了古代以大陸文明為主體的國際社會的樣式，開創了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關系的“海洋時代”。

無論是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教皇子午線”來劃分世界，還是“海上馬車夫”在世界各大洋馳騁，再到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對整個海洋的控制，乃至冷戰后唯一超級大國美國通過掌控世界主要海洋通道而支撐其全球領導地位，西方列強通過海洋開拓、海洋擴張和海洋主控，支撐起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和西方主宰的國際體系。西方國家作為“世界島的歐亞大陸的邊緣國家或海洋國家”，以工業化的強權從海岸的一邊，跨過海洋，征服了大陸的另一邊，進而征服了世界；而位于北美洲大陸的美國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跨過大西洋和太平洋而控制亞歐大陸邊緣地帶，遏制來自大陸心臟地帶的陸權的擴展，試圖建構一個霸權主導的單極國際體系。

在這一“海洋時代”的世界上，西方國家的行為邏輯是以海制陸，即通過掌握“海權”，遏制“陸權”，從而主控世界。西方殖民國家和霸權國家通過海洋這個“通向四面八方的廣闊的共有地”，方便地向世界延伸權力的觸角，迅速向各個大陸擴張和征服，實現了以海洋為基礎的“海洋時代”的國際關系的建構。這是一種平面的國際關系的形態，這其中東西方處于失衡狀態，西方一度居于世界的統治和主導地位。

在海洋時代，“使部隊和商隊能夠穿過本國、盟國和戰時所需到達領土之間寬廣的海洋，同時又能阻止敵方此類行動的能力”尤為重要，這種能力被稱為海權。應當說，海權與海洋時代具有重要的關聯性，掌握海權的國家能成為海洋時代的主導者，而海洋則是國際權力實現的核心平臺，由此形成了學術界基本上約定俗成的所謂“地中海時代”、“大西洋時代”和“太平洋時代”的國際關系系統的認知。西方學術界曾用所謂“地中海時代”來描述西班牙通過對外擴張和征服而主導歐洲國際社會的事實。之后，荷蘭、法國、英國等國相繼通過大西洋而向全世界進行海外擴張，最終英國勝出，建立了“日不落帝國”。對于這一首次出現的全球性霸權國家來說，“如果大英帝國喪失對海洋的控制，將喪失一切”。這是一個西方殖民主義主宰的“大西洋時代”。

正是基于歐洲國家海洋擴張的經驗總結，美國學者阿爾弗雷德·馬漢提出了著名的“海權論”，明確主張通過控制海洋來支配世界。而英國的學者朱利安·科貝特則將國家戰略與海洋綜合能力建設及海軍戰略結合，提出了主導世界的英國海洋戰略設計。在20世紀初期，海權論的著作對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產生了很大影響，以致他預言太平洋是一個能提供大規模擴張的區域，是世界強國爭奪的主要舞臺，人類社會必將進入“太平洋時代”。在這一過程中，20世紀初期，美國學者就在考慮通過追求海上權力，最終建構一個“美國帝國”。

1941年，美國著名出版商亨利·盧斯聲稱，美國將在戰后以其強大的實力為世界提供管理經驗，因此，一個“美國的世紀”將要來臨。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就是基于對海洋的直接控制來實現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就開始炒作所謂“太平洋時代”的概念。冷戰結束后，美國政治家們建構單極國際體系的野心更加膨脹，甚至制訂了主宰世界的“新美國世紀計劃”，以圖固化它所主導的環太平

洋政治安全秩序，最終將在此基礎上建構并維持美國對世界的領導地位，并在全球形成一個事實上的“美國帝國”。

這樣，“太平洋時代”便成為國際學術上的一個熱詞，并被作為國際社會中心轉移的一個概念性的描述而廣為流傳。冷戰結束后，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領導世界的野心迅速膨脹。特別是到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領導人公開宣稱將通過跨過大洋的“戰略再平衡”行為，建構一個“美國的太平洋世紀”。顯然，這種海洋時代說既反映了近代以來國際政治所經歷的西方文明自西向東的擴張演化進程，又是西方以其追求海權的藍色文明為基礎，建構出的一種國際關系的形態，其中充滿了強權政治的爭奪和霸權主宰的行為。

近代以來國際關系的形態更多是基于西方的文明邏輯所建構的。通過對“陸權”或“海權”的追求，通過海洋擴張而建立帝國的統治，實現對世界的主宰，一直是西方地緣政治學所推崇的行為和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紀來臨之際，西方戰略思想家卻認為“這個世界又恢復了常態”，要從19世紀歐洲列強基于地緣權力進行競爭的邏輯來認知現實國際秩序。

確實，當代國際社會中的實踐顯示，西方國家地緣政治邏輯下的“擴張性”、“對抗性”和“霸權性”行為依然存在，以至于美國戰略家強調“權力和地理仍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并主張應“重新學習強權政治”，以強權競爭與勢力均衡的方式處理未來國際關系。當前，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試圖設計所謂“印太戰略”框架，是最新的以海制陸的傳統對抗性地緣政治行為的再現。顯然，西方國家的戰略行為仍無法超越近代以來的海洋地緣文明邏輯，其國際關系的建構仍在強權政治的旋渦中打轉。

新時代的地緣邏輯支撐“新型國際關系”

然而，人類歷史的演進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國際關系形態也隨之而轉換。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行為邏輯需要的是向上提升，從而使國際社會的建構得到升華，而不是向后看，再回到“強權政治”的維度中追求傳統的國家間政治的維護。

國際關系需要形成一種新的形態，以超越“海洋時代”的強權政治邏輯，實現人類社會的新建構。冷戰結束后，“非西方文明”和“非西方世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安全局勢動蕩和經濟金融發展停滯衰退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以亞洲國家為主體的亞太地區整體局勢穩定，經濟穩步發展，亞洲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力和影響力日益增強。特別是在東亞、南亞和中亞地區，政治總體穩定，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跨國和區域內的國際經濟合作普遍開展。2021年，中、日、韓三國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已接近25萬億美元，已超過美國經濟總量。在當代世界經濟結構中除了傳統的歐洲和北美外，東亞已經形成第三大重要的經濟板塊。東亞大陸整體性發展，決定了亞洲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大大提升。

此外，基于各自所在的大陸而興起的“金磚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G2O地位日益突出，二十國集團成員體都在各自的區IN DONESIA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022上述國際關系發展新趨勢正在使人類社會活動的主要舞臺轉向大陸，通過在亞歐大陸建立跨區域和區域間的互聯互通的對接和結合，形成以大陸為基本平臺的新型國際關系。在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的過程中，國際關系正在超越“海洋時代”，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在陸海協同的新時代，新地緣文明的基礎將會形成，這將決定正朝我們走來的新型國際關系的形態。

在新的時代，人類社會將重新回歸大陸，大陸將成為國際社會建構的核心權力基礎，國家之間將在大陸上建立便捷的互動關系，新型國際關系建構將通過大陸和圍繞大陸展開。

在新的時代，大陸內部的事務將由大陸內國家為主來處理，各大陸間將建立一種良性互動的合作關系，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間關系將是一種陸海聯動的良性互動，國際社會建構的行為邏輯將是一種陸海協同模式。新時代的國際關系將呈現出一種立體性的地緣文明體系。

目前，新時代的新型國際關系已初露端倪。

第一，世界各主要區域都將產生地緣重心國，它們居于區域內的地理核心位置，地域相對廣大，綜合實力較強，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影響力突出，能夠發揮區域整合的主導性作用；第二，隨著新型大國的崛起，世界區域的重心國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金磚五國已形成常態化的發展中大國相互協調的機制，二十國集團已超越七國集團成為大國協調的平臺；第三，作為引擎的東亞大陸（中國），推動東亞區域合作保持持續發展勢頭，以中亞為核心的上海合作組織的不斷發展和擴大，使得亞洲大陸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第四，亞歐會議機制的建立和穩定發展，使得跨亞歐大陸兩端的東西方文明開始了良性互動；第五，恐怖主義在亞歐大陸的流竄活動，使得大陸性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嚴重，需要國際社會在整個大陸開展跨區域性合作來共同應對。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倡議，不僅積極倡導沿線國家實現戰略對接，而且這一倡議將世界各地緣板塊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全球各大洲之間有效合作的宏觀平臺。

“一帶一路”框架的建構體現了全球地緣文明的以下特性：

第一，以陸地為基礎的大陸主體性。“一帶一路”倡議所建構的宏觀框架是以亞歐大陸為主體，因為亞歐大陸這個“棋盤”，是“全球面積最大的大陸和地緣政治中軸"，它是國際社會活動的核心平臺。“一帶一路”的路線正是從亞歐大陸的東部，橫穿深內陸地區，直達其西部，同時也順著大陸的海洋沿岸延伸而包裹起整個大陸。

第二，大陸間連接的板塊性。“一帶一路”從亞歐大陸再延伸至非洲大陸，事實上形成了“一帶一路再加一洲”的更大框架，進而又與拉丁美洲連接起來，再與以美國為主體的北美洲相結合，從而實現以世界各大陸的區域一體化為基礎的各地緣板塊的結合。

第三，世界各文明連接的聚合性。“一帶一路”的概念承接了源于古代亞歐大陸的文明間交流的歷史傳統，并將世界各主要文明體再次連接起來，通過國家間的戰略對接，促進不同區域的文明交流、溝通和互學互鑒。

第四，互聯互通決定的立體性。東方醫學主張“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當今世界很多的麻煩和沖突，都是因為無法聯通。在首倡“絲綢之路經濟帶”時便明確提出“五通”建議，以便打通人類社會中文明社會間的血脈和經絡。“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這將是一種立體化的互聯互通的全球社會。

第五，全球治理的宏觀整體框架。國際關系全球化和區域合作一體化仍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大國的地緣重心作用決定區域一體化，大國間的協調關系則有助于區域間合作。所以，“不論來自亞洲、歐洲，還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的伙伴”，并通過有效參與全球治理，最終建構一個跨區域和區域間合作的互利共贏的國際關系新格局。

此外，人類社會回歸大陸還獲得了科學技術進步的重要支撐。隨著科學分別向著宏觀和微觀的發展，人類所掌握的技術在突飛猛進，過去阻礙人類文明交往的客觀地理障礙正在或已經得到克服。

中國政府不失時機地抓住了歷史發展的機遇，強調“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國家發展方針。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中國推動了亞歐大陸經濟的新一輪高速發展。

信息技術的飛躍發展，使得人類對知識和信息的掌握可以便捷地超越時空的局限，也極大地促進了實體經濟的全面提升，實現了亞歐大陸間跨區域的經濟社會立體性發展，亞歐大陸成為信息化支撐下的新技術和新產業運用的核心平臺。

中國的特高壓輸電網絡不僅遍布全國，而且已經向中亞深內陸腹地延伸，亞歐大陸的超級電網正在萌生。穿過崇山峻嶺、跨越深谷激流、直入沙漠戈壁的泛亞公路鐵路的建構，使得“天塹變通途”真正得以實現。中國國內的世界一流的高鐵網絡已初具規模，并將在可預見的將來建設跨亞歐大陸的超級高鐵網絡。深內陸地區的油氣管道的連接，也在改變著世界能源輸送格局。

人工智能的開發將使人機物可以跨越天然地理障礙，實現便捷連接，使亞歐大陸變成物流的大平臺。沙漠和鹽堿種植技術的產生使得內陸地區的荒漠成為超級農業的新空間。中國已經宣布推進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規模部署行動計劃，將“建成全球最大規模的IPv6商業應用網絡",“成為全球下一代互聯網發展的重要主導力量”。亞歐大陸國家目前都在實施以大陸為基礎，面向深海、極地和太空的立體化空間的新戰略布局。

顯然，今天的國際社會更加需要依托世界各大洲的大陸的發展與合作，通過陸地的平臺，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手段，在大陸上實現國家與國家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互聯互通，形成一個網絡化全球治理大框架。

在這一國際關系新進程中，西方的相對衰落和東方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是一種“歷史的大逆轉”，歷史的天平由西方主宰的失衡的世界，正再次走向人類各地緣板塊中文明的相對平衡，人類社會的主要舞臺隨著東方大陸國家的崛起將回歸歐亞大陸，東西方間終將在這種模式中實現“再平衡”，最終迎來新型國際關系。

在這一新時代下所建構的新型國際關系，將超越西方主導的平面的全球化樣式，其地緣基礎將是立體的空間維度，國與國之間以及區域與區域之間的聯系，不僅能夠穿過荒漠的封閉和海洋的阻隔，還可以跨越高山的橫亙和天空的局限，從而將全球化進程推向新的高度，最終實現真正的良性的全球治理。

誰能在大陸實現“良治”，誰就能解困世界

地緣文明的視角能夠更貼切地分析國際關系形態的演變進程。人類歷史上的國際關系經歷了陸主海從的“大陸時代”和以海制陸的“海洋時代”。隨著國際社會的地緣基礎重新回歸大陸，國際關系將進入一種陸海協同的新時代。

這是近代以來西方所主導的“地緣政治”關系的轉型，更是傳統強權政治的國際關系形態的巨大轉變。在這一過程中，“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中國的外交也在發生著相應的調整和變化。

研究國際關系，需要提前敏銳地把握國際關系變化的趨勢，并對未來國際關系的發展及其樣式作出判斷和定性。而在這一國際關系發展的新趨勢中，中國應該作出戰略性的定位，以此指導中國外交的行為。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追求海洋強國戰略的過程中，要謹慎行事，避免陷入西方“海洋時代”的國際關系話語體系和行為邏輯之中。“誰控制海洋，誰就控制世界”的定律已經不能有效地管理新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事務。

在地緣文明框架中，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的相互協調與共同發展，各個大陸區域間相互聯動與合作，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才是新型國際關系的地緣基礎。我們應該認識到“誰能在大陸實現良治，誰就能解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