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集體恐婚？不是不想結，是天價彩禮這道坎真的跨不過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高額彩禮治理再次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人民法院將持續推動治理高額彩禮，規制借婚姻索取財物，嚴懲以婚嫁為名實施詐騙。

報告中提及的馬某組織多名女子“閃婚閃離”、騙取15個家庭200余萬元的典型案例，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彰顯了司法系統對騙婚行為的“零容忍”態度。

針對如何為“天價彩禮”降溫，多位人大代表帶來了務實建議。全國人大代表石炳啟提出，可以因地制宜，以當地人均年收入的2至3倍作為彩禮上限，并強調相鄰省市之間應聯動治理，防止因標準不一導致攀比之風“跨省傳染” 。

全國人大代表李燕鋒則呼吁制定彩禮限額，并對踐行“低彩禮”的家庭在創業就業上給予激勵 。

為何彩禮問題會成為國家都倍加關注的社會問題？

在《2025年中國青年彩禮調研報告》覆蓋全國五千余份樣本的數據中，我們看見大約有65.42%的受訪青年接受“零彩禮”，其中男性的支持率高達75.13%。

而在《一線城市青年婚育觀全景報告》的數據里，大概有66.5%的青年認為彩禮“可以協商”，堅持“必須有”的僅占13.6%，還有近20%的人直接表示“不需要”。

也就是說，在相當比例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男性——的價值排序中，彩禮正從傳統婚俗中那道繞不開的“門檻”，迅速降格為一個可以討論、可以調整、甚至可以完全舍棄的選項。

他們不再將彩禮視為婚姻誠意的“試金石”，也不認為一段穩定的關系需要用一筆可量化的資金來“證明”或“購買”。

這種態度的轉變，不是局部的微調，而是一種帶有代際斷裂意味的觀念的松動。

但有媒體報道出的情況，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例如，媒體報道中言及，河南省某村莊的王大爺，為了兒子農歷正月初五的婚禮，面對的是28.8萬元現金彩禮，外加縣城一套住房的30萬元首付、一輛10萬元的家用轎車，以及婚宴、首飾等各項開支——整場婚事的總花銷被推高至近80萬元。

為了湊齊這筆錢，這位62歲的老人變賣了家中能賣的資產，掏空了多年積蓄，連給自己留的養老錢也搭了進去。

再如山東省的小李，與女友相戀三年，本打算春節訂婚，卻因36萬元的彩禮數額陷入僵局。女方家長的理由很簡單，鄰居家女兒出嫁要了36萬，自家不能比別人低，而小李家的年凈收入，不足6萬元。

這些案例比比皆是。

2024年的數據顯示，農村地區平均彩禮達12.8萬元，相當于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在一些地方，彩禮數額飆升至20萬至40萬元區間，整場婚事的總花費動輒逼近百萬元。

這堵由真金白銀砌成的“現實冰墻”，冰冷而堅硬，實實在在地壓在數以千萬計農村家庭的肩上。

兩組數據，兩種現實。

一邊是青年群體在觀念層面的大幅轉向，一邊是部分地區在實際操作層面的紋絲不動——甚至繼續攀升

這種“觀念”與“現實”之間的巨大撕裂，恰恰構成了我們理解高額彩禮問題的真正起點。它清楚地表明，這早已不是一個可以用“風俗慣性”或“陋習頑固”簡單解釋的現象，而是一個嵌入多重結構性問題之中的復雜議題。

在那些性別比例失衡嚴重、養老保障相對薄弱的農村地區，彩禮依然承載著多重功能，它是代際之間財富轉移的一種形式，是女方家庭對未來生活風險的一種“提前補償”，是熟人社會里一場難以退出的“面子競賽”。

而在另一端，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和互聯網信息的普及，正在把一套個體化、平等化、理性化的婚戀觀念，源源不斷地輸送進年輕人的頭腦。

他們開始用成本和收益的眼光，重新審視這筆延續千年的“婚姻交易”，并越來越傾向于做出與傳統預期不同的選擇。

當觀念的雪崩遭遇現實的冰墻，承受沖擊最大的，無疑是夾在中間的那一代年輕人。

他們既無法完全擺脫傳統期待的束縛，又對未來的生活成本有著清醒的預判；既渴望建立屬于自己的親密關系，又對婚姻背后的經濟壓力充滿焦慮。

于是，一種看似矛盾、實則理性的心態開始蔓延——“愛不起”、“不敢愛”、“沒空愛”。

這組數據，恰恰是“低欲望社會”特征在中國語境下的早期征兆。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筆下的“低欲望社會”，曾用來描摹日本年輕一代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子、消費欲望長期低迷的社會現象。

如今，中國的青年群體，似乎也在大城市的出租屋里、在小縣城的飯桌上、在無數個深夜刷著手機的靈魂深處冒頭了。

它帶有鮮明本土特征的變奏——這里的年輕人并非生來低欲望，而是在一次次計算和權衡之后，選擇了主動收縮自己的生活半徑和情感投入。

相關研究調查的青年中，54.6%的人將戀愛心態描述為“隨緣不強求”。

表面上看，是云淡風輕，但灑脫背后的真實底色是——“愛不起”占17.6%，“沒空愛”占22%，“不敢愛”占19.3%。

這三項相加，達到58.9%。

也就是說，真正相信愛情、主動奔赴的人不足四成，而超過半數的人，其實處在一種“想要但不敢要、想愛但愛不起”的糾結狀態。

所謂“隨緣”，不過是一句體面的托詞。

他們筑起心墻，不是因為心里不需要愛，而是因為計算過后發現，愛的成本太高，風險太大，投入產出比太過奢侈。

這種心態，只不過是現實主義的防御。

婚育成本高企、房價持續承壓、工作與生活的邊界日漸模糊——對于一個出身普通家庭的年輕人來說，一場婚姻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掏空父母和自己兩代人、六個錢包的畢生積蓄，意味著背上三十年的房貸，意味著從孩子落地那一刻起就要為學區、補習班、興趣課焦慮奔波，意味著自己的養老問題還沒有著落就要開始為下一代籌劃。

這還只是在說“普通的劇本”。

如果婚姻中途生變，財產分割、子女撫養、重新開始——每一步都是成本和損耗。

在這樣的預期面前，年輕人對婚姻的態度從“憧憬”滑向“審慎”，再滑向“回避”，幾乎是理性的必然。

回到彩禮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就清晰了？

過去我們討論高額彩禮，習慣于把它看作婚姻的第一道門檻，仿佛只要這道門檻降下來，后面的路就好走了。但在年輕人的計算框架里，彩禮根本不是第一座大山，甚至排不進前三。房子是山，教育是山，醫療是山，養老是山，職業的不確定性是更大的山。

彩禮，充其量是翻越這些大山之后，擺在面前的那根稻草——只是這根稻草，恰好被放在最顯眼的位置，恰好被裹上了“誠意”“面子”“規矩”的包裝，恰好成為兩家人博弈的焦點。

所以他們對待彩禮的態度，本質上是一種“高成本規避”的理性選擇。

他們不是不想要彩禮——對部分人來說，多一筆錢總是好的。

但當房子、車子、育兒這三座大山已經壓得人喘不過氣時，彩禮就成了唯一可以“討價還價”的變量。

他們寧愿放棄這份“面子”上的補償，也要為未來沉重的生活減去一點負擔。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會出現高比例的“零彩禮”支持者，為什么男性支持率高達75.13%——對他們而言，“零彩禮”不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姿態，而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他們計算過了，少一筆彩禮，婚后還貸的壓力就小一點，攢錢的速度就快一點，吵架的概率就低一點。

當這種“防御性生存”成為一代人的主流心態，一個意想不到的局面出現了。

國家和年輕人，在“減負”這個點上，意外地站到了同一個陣營。

國家想給農民減負，防止因婚致貧、因婚返貧，阻斷代際貧困的傳遞鏈條；年輕人想給自己減負，防止被一場婚姻拖入長期的經濟焦慮和生活透支。

兩者都在喊“減負”，都在反對“天價彩禮”。

但問題是，減負之后去哪里？國家希望減負之后，年輕人能更愿意結婚、更愿意生育，用婚姻的穩定對沖人口結構的風險；而年輕人減負之后，想的可能只是“能喘一口氣”，至于要不要走進婚姻、要不要生孩子，那是另一道需要重新計算的方程。

減負是共同的語言，但減負之后的目的地，卻未必重合。

措辭的細微變化，釋放的是治理層級的躍升。

從2019年首次將“天價彩禮”納入治理范疇至今，七年時間，七次點名，步步緊逼，層層加碼。

這代表著，高額彩禮已不再是局部性的風俗問題，而是被正式界定為阻礙鄉村振興、加劇農村貧困、影響社會穩定的結構性頑疾。

當一個問題需要從中央層面連續七年反復敲打，也即是說，它背后的糾葛遠比表面看到的彩禮數字復雜得多。

國家出手的邏輯，其實非常簡單。

通過“限高”和“聯動”——比如山東陽谷與河南臺前、范縣簽訂協同治理協議，統一彩禮上限8.8萬元——試圖打破農村地區因“面子競爭”而陷入的彩禮內卷式攀升。

這種內卷的可怕之處在于，它讓每一個家庭都成為受害者，卻又不得不參與其中，你不漲，別人漲，你就丟了面子；你少要，別人多要，你就吃了虧。

結果是所有人都被裹挾著往上走，直到一代人的積蓄被掏空，兩代人的債務被捆綁。

國家想切斷的，正是這條“因婚致貧—代際剝削—鄉村衰敗”的惡性循環鏈條。

當然，還有更深層次的意圖。

據悉，我國結婚登記對數創下近47年新低，生育率跌破警戒線，老齡化步伐加速。

在宏觀的視野里，婚姻從來不只是兩個人的私事，它關乎人口再生產，關乎社會結構的穩定，關乎幾十年后的養老撫養比。國家希望通過治理高額彩禮，降低年輕人進入婚姻的第一道門檻，讓他們“能結盡結”“能生盡生”，用婚姻的穩定對沖人口的下行。

這是一個宏觀的、長遠的、關乎國本的戰略意圖。

站在青年個體的位置看出去，就完全不同了。

他們對“減負”的理解，是微觀的、眼前的、貼著皮膚的溫度。

支持“零彩禮”，是因為這筆錢省下來，可以在房貸計算器上少按幾個零；是因為婚后每個月的現金流能寬裕一點……但喘過這口氣之后呢？

有數據顯示，超過一半的青年生育意愿“不強烈”；真正有強烈生育意愿的只占39.9%。對他們來說，減負之后的結果，可能是更有質量地單身，而不是勉為其難地結婚生子。

國家和未婚青年，在“反對高額彩禮”這個點上，站到了同一戰壕里。

國家想打破因婚致貧的循環，青年想打破結不起婚的困境；國家要遏制面子競爭，青年要卸下經濟包袱；國家要治理畸形婚姻成本，青年要規避沉重生活負擔。

他們共同指向一個敵人，那個將婚姻異化為金錢交易、將感情折算成真金白銀的畸形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說，雙方確實組成了一個“臨時同盟”。

但這個同盟的脆弱性在于，他們的終極目標可能并不重合，甚至背道而馳。

國家想用“減負”換取“婚育紅利”，期待門檻降低后，結婚率和生育率能夠回升；而青年用“減負”換取的，可能是更從容的“躺平空間”——既然成本降下來了，那就不必急于結婚，不必為了分攤成本而湊合進入一段關系，不必為了完成人生任務而勉強生孩子。

所以，這個“同盟”的成敗，根本不取決于“限高令”寫得有多嚴，不取決于跨省聯動協議簽得有多快，而取決于國家能否真正回應青年“愛不起”背后的深層焦慮。

那焦慮不是彩禮本身，而是房子、教育、醫療、就業、養老這一整套壓在年輕人身上的結構性成本。只有當這些成本被真正看見、被有效分擔，只有當年輕人發現自己不再需要為養老而“賣女兒”、不再需要為育兒而“掏空家”、不再需要為面子而“打腫臉充胖子”時，彩禮才會自然而然地回歸“禮”的本意。

這工程能不能往下走，能走多遠，決定了這個“臨時同盟”究竟是走向真正的攜手，還是在某一天悄然解體。

政策工具箱的升級，便從這個方向展開。

經濟賦能是最直接的一步，例如生育補貼，已經從紙面走向現實——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規生育的三周歲以下嬰幼兒，每孩每年發放3600元補貼，無論一孩二孩三孩。

這個數字不算高，但信號意義明確，國家開始用真金白銀分擔家庭的養育成本。

住房保障、教育減負也在持續推進。

當年輕人發現，育兒有補貼、住房有保障、教育不必掏空六個錢包去搶學區房，彩禮作為“經濟保障”的功能就會自然弱化。

這不是道德勸說能做到的，是結構性的“釜底抽薪”。

而保障賦能則觸及了更深的層次。

這里有一個核心問題，農村地區的彩禮居高不下，很大程度是因為養老保障薄弱，女方家庭將彩禮視為對女兒未來生活的“提前補償”，甚至是自己晚年的一份“保險金”。

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讓“養兒防老”逐步轉向“制度養老”，是破解這一困局的根本之策。當父母不再需要從女兒的彩禮中提取自己的晚年安全感，婚姻才能真正回歸兩個年輕人的結合，而不是兩個家庭的利益博弈。

這是一項需要長期投入的基礎工程，但方向是清晰的。

另外，價值賦能提供另一種可能。根據調研可知，超過八成青年認同“門當戶對”能減少婚后矛盾。

但這里的“門當戶對”，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財富匹配、門第相當，而是教育背景、消費觀念、生活方式上的“圈層匹配”。

共青團、婦聯等組織提供的公益性婚戀服務，正在幫助青年在更廣闊、更匹配的圈層中尋找伴侶，跳出本地熟人社會那種“唯彩禮論價”的狹窄市場。

當年輕人有更多機會遇到三觀相近、條件相當的人，彩禮在婚姻博弈中的權重自然會下降。

最要緊的，是法治賦能劃出了不可逾越的紅線。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清晰地表明，以婚姻為名騙取財物的，不僅要退錢，還要坐牢；閃婚閃離企圖牟利的，法律絕不保護；未辦理結婚登記但長期共同生活、生育子女的，彩禮不予返還。

這些判例極大地增加了婚姻博弈中投機行為的風險，凈化了婚戀市場的秩序。

當“騙婚”不再是低成本高回報的生意，當“閃離”不再是套取彩禮的捷徑，婚姻才能真正回歸它本來的意義。

基于上述的情況分析，我們至少可以知道，國家對高額彩禮的持續聚焦，釋放出的并非單一的“打壓”的信號，而是復雜的、立體的、指向未來的綜合治理信號。

首先，是向“面子競爭”宣戰。 通過跨省聯動、司法判例，瓦解熟人社會里的彩禮攀比鏈條，將婚姻從無謂的“價格戰”中解放出來。

是與“低欲望青年”結盟。 敏銳地捕捉到青年一代“成本規避”的生存邏輯，通過為婚育“減負”，試圖拉回那些正在“撤退”的年輕人，激活社會的婚育動能。

第三，則是啟動“里子工程”的建設。 認識到高額彩禮是結果而非原因，開始從養老、住房、教育、就業等根源性問題入手，構建生育友好型、婚姻友好型社會。

那么，大概在未來五到十年，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中國婚戀市場發生非常顯著的分層。

上層/高凈值群體，彩禮將徹底轉化為“家族企業合并”的金融工具或“強強聯合”的社交符號，金額可能依然巨大，但性質已完全不同。

中層/城市工薪群體，彩禮與嫁妝將逐漸對等化、透明化，更多作為兩個原生家庭對小家庭的“啟動資金”或“風險儲備金”，儀式感大于實際意義。這將是“協商”彩禮的主流。

下層/農村及欠發達地區群體，將是治理的重點和難點區域。政策引導、經濟賦能和觀念轉變的合力，將緩慢但堅定地拉低彩禮的“天花板”。真正的突破，將依賴于本地經濟的發展和社保體系的完善。當年輕人不需要離開家鄉去打工就能獲得體面收入，當父母確信晚年有依靠時，“天價彩禮”的土壤才會徹底消失。

彩禮，這面映照中國社會變遷的鏡子，從《儀禮》中的“六禮”之一，到今天被反復審視的“社會問題”，其背后是傳統親緣地緣關系在現代性沖擊下的解構與重構。

讓婚姻始于愛，讓彩禮歸于禮。

如果我們的社會能為每一個年輕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感”和“獲得感”，讓他們有底氣去愛、有能力去承擔時，那份作為祝福的“彩禮”，自然會以最恰如其分的方式，出現在它該出現的地方，這才是持續治理下，最值得我們期待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