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成都先賢的政績觀||王欣

成都先賢的政績觀

王 欣

當前，全黨正深入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產黨人必須牢記，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新時代正確政績觀，彰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歷史上賢能官員的為政理念一脈相承。

地方志被譽為“一方之全史”，忠實記錄著歷代官員的治理實踐與為政初心。翻開成都歷代方志，雖無“政績觀”之說，卻載有先賢施政實績。文翁、諸葛亮、丁寶楨等為民造福、求真務實、久久為功、清廉守正，與新時代正確政績觀高度契合，為以史鑒今、資政育人提供了生動鏡鑒。

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把為民造福作為最重要的政績。”這一重要論述，闡明了正確政績觀的根本立場，彰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求黨員干部始終把群眾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辦好民生實事。

東晉《華陽國志》記載，西漢蜀郡太守文翁見蜀地僻陋、民生未安，便以民為本、興學化民，“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他興辦石室官學、開啟民智，從根本上夯實民生根基、改變蜀地面貌。

《華陽國志》（圖源：崇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三國志》記載，三國時期諸葛亮主政益州，推行“務農殖谷，閉關息民”，輕徭薄賦、安定民生，讓歷經戰亂的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清嘉慶《四川通志》、清光緒《成都縣志》記載，晚清四川總督丁寶楨，面對水患頻發、鹽政紊亂、民不聊生的困境，大修都江堰水利、整頓川鹽運銷、除暴安良，件件實事都著力解決百姓急難愁盼。

三位先賢一以貫之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正是對“為民造福”最生動的詮釋。

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業績都是干出來的，真干才能真出業績、出真業績。”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干事創業的實踐路徑，彰顯求真務實、真抓實干的鮮明導向，要求黨員干部務實功、出實招、求實效，以釘釘子精神創造經得起檢驗的實績。

東晉《華陽國志》記載，文翁興學治水，躬身力行、親力親為，選派人才、籌措經費、督建工程，把惠民舉措落到實處。《三國志》記載，諸葛亮治蜀“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崇尚實干、令行禁止，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拳繡腿。

文翁興學 （圖源：成都石室中學）

清《成都通覽》《四川鹽法志》記述，丁寶楨為官勇于任事、敢破積弊。《清史稿·丁寶楨傳》載其“治蜀凡十年，初蒞事時，郭內月有盜劫，至是誅匪幾盡，聲為道不拾遺”。 他治水親自踏勘、整肅不畏權貴，一抓到底，久久為功，破解治理難題。

電視劇《丁寶楨》

地方志與正史相互印證：唯有求真務實、真抓實干，方能成就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的政績。

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既要做讓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得實惠的實事，也要做為后人作鋪墊、打基礎、利長遠的好事，既要做顯功，也要做潛功。”這一重要論述，彰顯干事創業的胸襟格局，要求正確處理當前與長遠、顯績與潛績的關系，不貪一時之功、不圖一時之名，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實事。

東晉《華陽國志》記載，文翁興學在當時并非立竿見影的“顯績”，卻奠定了蜀地千年文脈根基，成為影響至今的文化基石。諸葛亮治蜀不圖短期浮華，重在嚴明法治、休養民力、固本強基，為一方安定長久謀篇布局。

《都江堰水利述要》、清嘉慶《四川通志》均記述，丁寶楨大修都江堰，不僅解一時水患，更建立歲修制度，形成長效機制，真正做到“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三位先賢以實干立根基、以長遠謀發展，生動詮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與擔當。

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這一重要論述，抓住樹立正確政績觀的核心與根本，只有黨性堅強、摒棄私心雜念，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才能保證政績觀不出偏差。

《漢書》記載，文翁為官“謹身帥先，居以廉平”，公心處事、不謀私利，以清廉贏得民心。《三國志》記載，諸葛亮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曾上表自陳家無余財，坦蕩無私、表里如一，成為千古廉吏典范。清嘉慶《四川通志》、清光緒《成都縣志》記述，丁寶楨官至總督，生活清儉、拒絕饋贈、革除陋規，始終守得住清貧、穩得住心神。

三位先賢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堅守清廉為官底線，與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公正用權、依法用權、為民用權、廉潔用權高度契合。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志為鑒，可以明得失。

文翁化蜀、諸葛亮治蜀、丁寶楨興川，三位先賢的為政實踐，經成都歷代地方志詳實記載、代代相傳，成為跨越時空的精神財富。他們身上為民、務實、長遠、清廉的追求，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重要論述一脈相承，彰顯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與時代價值。

用好地方志、汲取歷史智慧，有助于我們更好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以實干實績，不負時代、不負人民、不負歷史。

來源：成都方志

作者：王 欣（成都市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