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最新披露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地區持有的美債規模降至6826億美元,這一數值不僅刷新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紀錄,相較于2013年1.32萬億美元的歷史峰值,規模已近乎腰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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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公布后,市場議論不斷,不少觀點將中國連續9個月大幅減持美債,解讀為“加速去美元化”的重要信號,甚至斷言我國已開啟大幅縮減美元資產敞口,徹底退出美債核心持有國陣營。
但南生認為:僅憑6826億美元這一賬面數據就下定論,顯然過于片面,甚至陷入了統計口徑帶來的認知誤區——這一數字,僅僅是直接登記在中國大陸名下、托管于美國本土賬戶的美債規模,而我國通過海外渠道持有、離岸托管的隱性倉位,并未被納入其中。
結合多方權威信息來看,無論是外國資深財經專家的測算,還是全球主流外媒的深度追蹤報道,都指向同一個事實,那就是:
我國真實持有的美債總敞口并未大幅縮水,總金額依舊穩定在1萬億美元左右的水平。這一結論并非主觀臆斷,而是基于數據異動規律、市場實操邏輯和專業分析推導而來,也能幫我們看清我國外匯儲備結構調整的真實內核。
不少人或許會有疑惑,為何公開數據與實際持倉規模存在如此大的偏差呢?
核心癥結就在于美國財政部發布的TIC報告的統計規則,在統計美債持有主體時,并非以債券最終受益人的國籍為依據,而是以債券的托管所在地為標準。
簡單來說,美債托管在哪個國家的金融清算機構,就計入哪個國家的持倉數據,完全不區分實際持有人的身份——我國若通過比利時托管,在報告中便會記為比利時持有,不計入中國。
Brad Sester(布拉德·塞瑟爾),曾任拜登政府的美國貿易事務助理,他明確表示:正是這一統計規則,導致中國大陸持有的美債賬面數據與實際情況脫節。這一現象也被外媒頻繁報道,概括為“中國在歐洲隱形持倉美債”。
新的問題隨之而來,我國為何要通過歐洲購買美債呢——原因十分清晰,那就是規避風險。
近些年,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復雜多變,為有效防控資產風險、分散托管渠道,同時規避潛在的司法管轄隱患,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部門逐步調整美債托管布局。
此前購買的美債,大量托管于紐約聯儲等美國本土機構。如今,一部分被轉移至歐洲核心清算平臺,例如:比利時歐洲清算銀行、盧森堡明訊銀行、倫敦清算所、巴克萊等倫敦大型國際銀行,是最主要的離岸托管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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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來,中國大陸直接持有的美債規模持續下行,累計減持規模超6000億美元。與此同時,英國、比利時、盧森堡等歐洲國家持有的美債金額卻逆勢大幅攀升——比利時持倉從不足2000億美元飆升至4600億美元以上,盧森堡持倉金額也突破4000億美元。
稍加理性分析便不難發現,比利時GDP僅約5800億美元,盧森堡GDP更是不足千億美元,兩國自身的外匯儲備實力和投資體量,根本無法支撐如此龐大的美債持倉,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倉位中絕大部分為代持資產”,而中國是最主要的實際持有人。
針對我國美債隱性持倉的具體規模,全球頂級外匯與美債研究專家、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布拉德·塞瑟爾(Brad Sester)給出了極具公信力的測算結果:
中國通過比利時歐洲清算銀行等歐洲平臺托管的美債規模約為3000億美元或許會更多一些,這部分倉位全部計入比利時持倉,并未體現在美國財政部發布的報告中“中國大陸的公開數據中”。
布拉德·塞瑟爾在個人官網及社交平臺X發布的分析中明確指出,將這部分隱性倉位與美國財政部公布的6826億美元賬面數據合并計算,中國官方美債總敞口約為1萬億美元,并非表面數據展現的大幅縮減態勢。
塞瑟爾還強調“中國大陸并未真正大規模拋售美債,只是完成了美債托管地點的遷移,核心目的是優化外匯儲備風險結構,分散單一托管機構帶來的地緣風險,而非徹底剝離美元資產”。
塞瑟爾的測算結論也得到多家華爾街投行的認可——宏觀團隊測算顯示,我國在歐洲隱性美債持倉區間在2800億至3500億美元,疊加賬面數據,總敞口穩定在9800億至10300億美元,與1萬億美元的核心結論高度契合。
南生需要再次強調,我國美債托管遷移、存在隱性持倉的事實,并非業內的小眾判斷,而是被全球多家頂級外媒深度追蹤報道,形成了完整的佐證體系。是的,您沒看錯,外媒已報道多次了。
例如彭博社,曾發布深度報道,中文譯題為《中國轉移美債持倉至歐洲,分析師證實離岸托管規模龐大》,文中明確提及中國持續將美債從紐約聯儲轉移至歐洲清算機構,比利時持倉暴增的核心推手正是中國資金轉入,隱性倉位規模遠超市場預期。
路透社曾刊發稿件,中文譯題為《中國美債持倉創17年新低,比利時持倉暴漲暗藏玄機》,通過數據對比證實,中國大陸減持美債規模與比利時、盧森堡增持規模高度匹配,屬于典型的“搬家式調整”,而非實質性拋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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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也曾推出專題報道,中文譯題為《中國悄然轉移美債資產,離岸托管規避地緣風險》,詳細拆解我國美債離岸托管路徑,強調賬面數據下滑不代表實際敞口縮水,僅是資產布局的優化。
金融時報也發表過分析文章,中文譯題為《中國美債隱形持倉:全球美元循環的結構性調整》,直接認可塞瑟爾的測算結論,指出中國真實美債敞口仍維持在萬億美元級別,外匯儲備多元化進程平穩有序。
南生再度強調:搞清楚問題,不是否定自身
厘清我國美債真實敞口近1萬億美元的事實,并非否定外匯儲備多元化的戰略方向,而是為了理性看待資產調整的本質。
近些年,我國確實在穩步優化外匯儲備結構,適度下調美債配置比例,同時加大黃金、非美貨幣資產、多邊金融資產的配置力度,這是應對全球地緣動蕩、防范美元霸權濫用的必要舉措。
但這種調整是循序漸進、穩中求進的,絕非盲目拋售、徹底與美元資產切割。美債至今仍是全球流動性最優的資產之一,在我國外匯儲備體系中依舊扮演著重要角色,保留近萬億美元的敞口,既能保障外匯儲備的流動性與安全性,也能維持必要的金融話語權,契合我國長期經濟利益。
這一真相也打破了市場諸多誤區,無論是“中國大幅減持美債”的片面解讀,還是“去美元化已見成效”的過度樂觀,都忽略了美債統計口徑的特殊性與離岸托管的客觀事實。
這場美債托管布局的調整,是我國外匯儲備管理走向成熟、主動防控風險的體現,并非簡單的“減持”或“拋售”。未來全球金融格局仍將持續演變,我國外匯儲備結構也會動態優化,但理性、穩健的配置思路不會改變。
所以,當我們再次看到“中國大幅減持美債”的標題時,不妨多問一句:這究竟是真實的資產剝離,還是一場靜默的“倉位搬家”——這種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布局,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市場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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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中國從未遠離美元資產,只是在用更成熟的方式,在地緣政治的夾縫中為3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美元資產占比在70%左右)尋找最安全的棲息地。未來,這種“賬面冷感、實倉穩健”的風格,或許將成為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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