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支平：撲朔迷離說專業

一

我現在是靠歷史學吃飯的，仔細探究起來，小時候的兩件事情，似乎跟我這吃飯的行當，即當今時髦的說法“專業”有點關系。

上世紀50年代初，算命測字也是正兒八經的生業“三十六行”之一。其時的算命先生，跟現在的那些西裝革履或唐裝長須的所謂“命理大師”、“預測教授”很是不同，大多是失明的殘障入士，手執竹板，由一位孩童牽引，走街串巷，沿門念號。一日，春雨稀疏，母親與一班嬸娘姑姨們閑余片刻，恰好算命先生走過，大家順便請他給各自關心的家人問問前程。算命先生給我的判斷是：運交驛馬，命多勞作。

那時的農村，小孩滿月時，有“抓周”的習俗。即在一個很大的竹簸箕上，放上象征著今后為官或為農工商等諸種行當的書本、算盤、剪刀、雞蛋、花生等物品，由滿月的小孩隨意抓取。

首先抓取的物品，就預示著今后應該從事什么樣的行當，如書本，書生，進而當官；算盤，精于盤算，一定是有錢的商人了。母親滿懷希望地把我放進竹簸箕，不料我從小就不甚爭氣，一直哭個不停，折騰了半天，終于沒有抓上半樣東西。母親當時的表情可想而知，而主持這一重要儀式的族內輩分很高的堂奶奶，雖然是遇事不慌亂，但是面對如此愛哭不甚爭氣的孩子，也只能說出這樣的話語：這個孩子呀，嘿，嘿，嘿……

二

自從我的這位堂奶奶的“嘿嘿嘿”之后，我的吃飯行當即專業問題，就顯得十分的撲朔迷離起來。

由于出生在窮鄉僻壤，我所就讀的小學，當時稱為“民辦”。這里需要特別論證一下：其時的民辦小學，與現今的那些專供有錢人子弟或者雖然目前沒有太多的錢但立志讓自己的孩子今后成為有錢人讀書的“民辦學校”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就讀的這所民辦小學，是因為地非要津、政府經費有限管不過來，只好由政府出些日常經費，當地村莊提供教室、教師等組合而成。教過我的這幾位老師們，每月由政府提供8元人民幣，另外的一半薪水，跟隨同村的村民一道記工分折抵養家糊口。老師尚且如此，我們這些所謂的“學生”,整天仍舊在鄉村田地中廝混的情狀，是可想而知的。家長有什么要緊的農活需要孩子們幫忙，只需在教室外面呼喊“阿狗”、“阿貓”、“阿蟲”之屬的大號(敝鄉父母對于自家的孩子，多有此類俗賤的名稱),孩子們可以自主進出，老師們也不以為怪。

好不容易上了中學。我所上的第一所中學在敝縣排行老幺，只有初中部，沒有高中部。學校坐落在一個地名為“臭頭埔”的小山頭上。“臭頭”為方言，意指“痢痢頭”,延伸為不毛之地。從這奇怪的地名上，不難想象出這所中學的非同尋常及其與農村關系之密切。一年多之后，聽說臺灣的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政府不敢大意、積極備戰，勸導沿海的部分居民疏散到福建北部的山區。父母帶著我們響應黨的號召，遷徙到靠近江西、浙江省的崇安縣。崇安縣的教育水平，比起祖鄉惠安縣的情景更為不濟，全縣僅有一個半中學，我便被安置在這半個中學里。本來，崇安縣只在縣城有一個中學，1958年大躍進的年代，黨和政府不忘根本，在當年紅軍方志敏部鬧革命的深山老林里，格外開設了這半個中學，號為“第二中學”,以便著重培養“老區”革命的后代。真是邀天之幸，我竟然風云際會，進入到這樣光榮的學校。

學校雖然光榮，但是“郁郁乎”林深瘴重，每逢風清月朗之夜，學校后面的高山里，不時有一些奇怪的聲音此起彼伏，亂墳崗頭，鬼火閃爍，讓我們這些十余歲的孩子驚恐不已。再者，學校初創不久，教室、宿舍及其他應有設施，無不因陋就簡。記得當時全校學生不過百余人，全部住在一座單層的土房子里。居室與居室的隔墻，是用毛竹編成再糊上黃泥巴。同學們晚上睡覺的時候，需要特別的謹慎小心。尤其是隔壁如果住著女同學，那晚上睡覺非得管住自己的腳不可。有些難于自我管制的同學，睡夢中偶有閃失，踢到籬笆土墻，隔壁的黃土應聲而下，不幸的女同學就要與黃土同眠了。幸好其時男女同學混沌未開，還沒有意識到深更半夜隔墻有音是否意味著傳遞如何重要的愛情信息或不良信息，否則事情就有許多的麻煩了。

在這樣的學校里讀書，為了平安穩妥起見，老師同學們就不能不同起心來，操場、房子、教具，自己動手。木柴兄弟上山砍，蔬菜姐妹田中栽，又是一番同勞動、同學習的感人景象。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校照例要分成不同的戰斗隊，吆喝頡頑，互不相能。唯一當有同學提議把“第二中學”改名為“抗大中學”時，竟然無一反對，一致歡呼通過。何也?抗大者，延安時期“抗日軍政大學”之簡稱。據說該校以一邊革命、一邊勞動、一邊學習而得以流芳百世。我校雖小，但是邊革命、邊勞動、邊學習的精神庶幾近之，“抗大中學”的名份，似也當之無愧。如此一來，我讀中學時的專業，究竟是工、是農、是學?依然是一筆糊涂賬。

三

“抗大中學”的革命照牌剛掛上去沒有多久，革命形勢大發展，來了“文攻武衛”。我們這班初中生的革命小將，雖然經歷了革命與勞動的雙層洗禮，但是要真槍真刀地干起來，還是勇氣不夠，大家只好作鳥獸散。城里的同學回到家里繼續鬧革命，我等農村的同學唯有蟄伏于田間，繼承世代為農的家業。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面抓革命，一面促生產，農民的行當好不容易熬了七年，心里越熬越不是滋味，好在自己在生產大隊當上一名小干部，部隊來征兵，近水樓臺先得月，棄農從軍，成了炮兵。

專業雖然轉換為士兵，但是時機不太合適。行伍的陣法尚未學到十之一二，刀槍炮銃也還生疏得很，全國上下忽然斯文起來，田間地頭、炮臺壕溝，處處時興“評法批儒”。這樣一來，學武一途是沒有什么指望了。應對之法，唯有隨遇而安，靜下心來隨大流改換行當跟著人家學文吧。

軍隊者，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國家之柱石。因此，雖是在文化大革命革命警惕性極高的年代里，大家對于軍隊里的各色人等還是很放心的。“評法批儒”所需要的各種書籍資料，應有盡有、琳瑯滿目。這里面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毛主席著作多得不用說，其他如魯迅全集、浩然的小說、散文詩等，無一缺漏。法家、儒家的書籍，為了供批判，那是不可少的。甚至連今天一再演繹成暢銷電影、電視劇的《水滸》、《紅樓夢》等名著,也是處處可見。更加可喜的是，部隊的領導對于肯讀這些古老而又古怪書籍的戰士們不但不以為忤，而且還夸獎有加。

人的弱點就是喜歡得到別人的夸獎，我自然也不能免俗。領導越是夸獎，我就越來勁；越來勁被領導夸獎的次數就越多，我也就更加忘乎所以了。如此一年多下來，那些有關“評法批儒”的書籍，居然被我一掃無遺。法家、儒家的文言書，連猜帶估，也能讀得出一些大概的意思來。現在回想起來，入伍期間文武“專業”的混淆不清，自有其混淆不清的益處。日后我還有機會端起歷史學的飯碗，還多虧了這段奇怪的日子。學武不成，文有所得，多少學會了一些古字和古句，真應了傳統文化中“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古訓，而對于我自己來說，可以稱得上是“異數之最”了。

四

部隊復員之后不久，我依舊是稀里糊涂的、莫名其妙地被送入大學，成了歷史系的一名學生。按理說，這下應該有了一個正兒八經又堂皇體面的專業了吧?結果還是過于樂觀。其時剛剛打倒“四人幫”不久，事事必須“撥亂反正”。學校里的“三種人”需要批判清算，社會上的余孽更是應當掃除干凈。進入大學不數月，被調集到某縣當“工作隊”。自己出生在農村，對于“工作隊”,素來十分的敬畏，也十分的羨慕“工作隊”一如既往的威風。想不到現在自己也成了“工作隊”,一定可以少展宏圖了吧?沒有想到的是，我們這些大學生“工作隊”,是要受那班貨真價實的干部“工作隊”領導的。這個臨時組合的領導，腦袋瓜一時還未能從文化大革命中轉彎過來，指示我們應該借此機會，好好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于是乎大學生們，白天下田務農改造，晚上振臂呼喊口號，一晃就是半年。如此一來，我的專業身份再次模糊起來，自己明明是黨和人民審查合格入籍“干部正冊”的大學生，怎么事到如今還是擺脫不了與泥土廝混的宿命?勞碌命纏身，夫復何言!當時的感受真有些“身在異縣為異客，枉稱書生是農夫”的滋味。

返校之后，依舊是讀書的時間短，東奔西跑的時間多。學校里面雖然“撥亂反正”,但是總有掛萬漏一的時候。比如“工農兵學員”時期的拿手好戲“開門辦學”,還是要延續一段時間的，不過名稱已經改為“社會考察”、“接觸社會”之類的。大學生們接觸社會，應該是很有必要的。再說平常男女同學沒有什么機會相互扶持以增進友誼，如今出門在外，男女同學之間友誼倍增，委實讓人激發起由衷的興奮。只是我們當時接觸社會所花費的時間太長了一些。大家浩浩蕩蕩出去，跟隨紅軍走過的道路學習操練一遍下來，又是半年過去。如此半年加半年，總共才三年的學制，就所剩無幾了。更何況我因提前考研究生的緣故，大學的時間僅有兩年半，可以靜心讀書的時間就更加少之又少了。

即使是這少之又少的在校讀書的時間，還是不能盡如人意。我現在所從事的歷史學研究專業領域，是“明清社會經濟史”。但是，在我當時的大學功課中，偏偏遺漏了明清兩代的歷史。

大學課程中明清兩代的歷史，是包含在“中國古代史”里面的。當時講授“中國古代史”的老師，共有四位。各自依次負責“猴子變人”至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學時一年，各得半個學期。頭一名承擔“中國古代史”教授任務的老師，似乎對于先秦諸子百家學有專攻，“猴子變人”、荒蠻奴隸的歷史草草點到之后，話鋒一轉，就是諸子百家。本來，先秦諸子百家最要緊的人物莫過于儒、墨、法、老、莊諸家，但是這位老師似乎對于這些學問也沒有太多的興趣。于是，老師把講授的重點，放在一個聞所未聞的人物身上，這就是辯論家兼繞口令邏輯推理家公孫龍。

公孫龍者，戰國時期趙國人氏，據說是“辯者之徒”,一生好詭辯，周游列國的目標，就是希望找到可以與自己旗鼓相當的辯論手，頗有點類似于當今武俠小說中“獨孤求敗”的風范。因為是專擅于詭辯，他的學問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弄清楚的，我的這位老師卻是胸有成竹，非要把公孫龍的學問全部交付給學生不可。什么“臧三耳”、“雞三足”、“白馬非馬”、“小狗非犬”的古怪命題，層出不窮，繞來繞去。弄得我們學生除了佩服二字之外，不敢存有絲毫其他的心得。老師看到我們這些學生的資質實在太差，為了加深課堂教授的效果，在語音飛揚頓挫之上，還要加上許多“手舞足蹈”的輔助動作。在教授內容上，層層疊疊，峰回路轉，旁征博引，前后呼應，諸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等等，益加深不可測。

老師的學問越高深，學生們越是無福消受。記得老師講授時經常有一個開頭白的習慣用語：“我們知道，雞三足·……如何、如何”,同學只好低聲應道：“我們全不知道!”學生越不知道，老師越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想盡各種方法，希望能夠讓同學們知道。就這樣，師生們在這“臧三耳”、“雞三足”、“白馬非馬”的繞口令中一晃就是大半個學期。后續的老師已經屢屢提出警告，無奈這位老師實在不敢放下重擔，一再拖延，直至這個學期結束才悻悻離開講臺。至于戰國之后的秦漢歷史，連邊都未能挨上。

“中國古代史”課程的第一位老師侵占了一個學期的時間，以下的就全亂了套。負責教授隋唐和宋元歷史課程的兩位老師，是十分循規蹈矩、一絲不茍的學者。他們不能無端刪減應該講授的課程，雖是所剩時間無多，依然按部就班，侃侃而談。當這兩位老師功課圓滿的時候，一學年的授課時間全部結束。按照計劃第四位出場的教授明清史的老師，就只能暫且偃旗息鼓，來日方長了。

大學里明清史的功課沒有學到，其后偏偏又被指派去專門學習研究明清史，這大概就是“命也哉”吧。

兩年半的大學時光胡亂結束之后，隨波逐流考上研究生，報考的專業是“中國經濟史”。這個專業的導師有兩位：韓國磐教授、傅衣凌教授。這一年考上的學生，恰好也是兩位。除了我本人之外，另外一位謝君，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畢業的大學生，考前為中學老師。因為學歷正宗、社會閱歷也實在，我這撲朔迷離專業出身的小弟，就不能不以謝君學長的“馬首是瞻”了。研究生考試前，并沒有指定倘若考上屬于哪位導師，考上之后，選擇導師便提上“議事日程”。謝君經過細致的考察研究之后，有了重大發現：韓國磐教授為人隨和，待客周到，師生之間交談甚歡；傅衣凌教授則嚴肅有余，歡笑不足，拙于語言交談，學生未免感到相當的拘束。為了向導師學習到更多的學問，語言的溝通當然是極其重要的。于是，謝君決定選定韓教授。這樣我就沒有半點退路，選與不選已經不重要了，就這樣不由分說地鐵定成了傅衣凌教授的學生了。“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專業由此而來。

五

自從成了傅衣凌教授的研究生之后，我的專業問題，總算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著落，用孔老先生的話：名正言順，心想這下應該可以揚眉吐氣、安居樂業了吧?但是，從后來的經驗看來，還是高興得太早。這里略舉兩個例子，一個事關自己，一個事關朋友，就可以約略知道我這“歷史學”的專業究竟該如何的高興了。

一日，因為專業課題的事情，我到一位范姓的同事家里去討論問題。兩人談著談著，興致甚濃，不覺過了一個多小時。這令先來拜訪我那同事的一位朋友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大搞經濟，你們這些人閑來無事，弄這些無聊的歷史有什么意思?夸夸其談、與世無益，我實在是看不上!”這位一心一意治國平天下、立志搞活經濟的朋友，如此言正詞嚴一定是極對的，想必他如今早已宏圖大展了吧?回到自己的住所之后，渾身冰冷，暗暗“躬自省”:與世無益的閑人，無疑就是“無業游民”了。原來自己以為名正言順的歷史學專業，在社會各界的高明人士眼里，依然是三教九流之外的“無業游民”!回想小時候“抓周”時的兩手空空，難道冥冥之中早有先兆?

第二個例子是發生在我的導師傅衣凌先生晚年罹病住院期間。當時，我已經畢業留校給傅先生做助手。老師住院期間，我帶領師兄弟們在醫院里幫助護理了一些時間。與醫生護士接觸了一段時間之后，大家看在斯文一脈的分上，相互間就多了一些交談。某日，一位年長的護士與我閑聊一些關于幾位研究生學弟很可愛、有沒有女朋友之類的話題。那個年頭，這種話題一定就是要給我的學弟們介紹女朋友的預示了。再過兩天，護士大姐笑吟吟地走過來，進一步向我了解：讀歷史是做什么的?有沒有獎金?每月獎金有多少?這些“每下愈況”的問答題，顯然是為著穿針引線做進一步的衡量。不巧我當時的心情不太好，一方面是老師的病情少有起色；另一方面也確實是在歷史系教書沒有半分的獎金，時在上一世紀80年代后期，獎金據說是體現一個人人生價值的重要標志，歷史系如此背時，心中本來就有氣。因此之故，我的回答也十分的簡明扼要：一、歷史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二、沒有半分獎金。從此，再沒有人來與我攀談什么歷史學以及歷史學研究生的事情了。

至今每當我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心中總是后悔不已：是不是耽誤了我的某一位學弟的一世美滿姻緣!

來源：《隨風搖曳校園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