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50大壽，各大文人皆為其賦詩祝賀，熊十力出言諷刺：禿禿禿

1937年秋天，湖北黃岡的鄉間已是涼意漸深。有人提起城里學生讀書浮躁、寫字潦草，有位老先生嘆了口氣：“心不靜，字就亂。”轉而又說起幾十年前的一樁舊事：那年一個十幾歲的窮孩子，因為不肯受人譏笑，拎著書包就從學堂里走了出來，硬是靠著在蒙館授課闖出一條路來。這個少年，便是后來敢當眾譏罵蔣介石、也敢跟毛澤東頂真的哲學家——熊十力。

有意思的是，這個人一輩子嘴硬、脾氣倔，看誰都不太順眼，卻對“學問”兩個字近乎偏執地認真。看清了清末的衰敗，也看過辛亥后的混亂，在軍中摸爬滾打，又轉身扎進佛學與儒學的世界，最后干脆用一支筆，把自己送上“熊圣人”的位置，同時也把自己送進了權力中心人物的視線里。

一、從“舉頭天外望”到“革命不如革心”

熊十力1885年出生在湖北黃岡一個普通讀書人家庭。父親是私塾老師，家里清苦，他小時候只能在家中借著父親的課本識字。年紀不大，他就顯出記憶力驚人的一面，讀書一目十行，過目不忘，連大人都覺得這孩子心氣太高。

父親去世之后，他總算有機會進入學堂，按理說可以按部就班讀書求仕。偏偏他性子要強，聽不得同學幾句譏笑，干脆一甩袖子回了家。后來有人來問，蒙館缺先生，你敢不敢去教？他張口便來一句：“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這話多少有些狂，可從他嘴里說出來，卻是在場人都聽得出，他是真的信。

少年時代的他，對清末的腐敗已經有了朦朧的反感。在鄉下看到的，不只是田間、祠堂，還有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和地方豪強。久而久之，他對“做學問求功名”的興趣，反而不如對“改造社會”的熱情來得實在。于是到了十五歲，他索性參軍，投身武昌新軍，希望在槍炮聲中找到一條救國之路。

在新軍的幾年里，他先后進入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又和一批有志青年成立黃岡軍學界講學社，議論新學、鼓吹革命。辛亥革命一爆發，他自然義無反顧地站到了孫中山一邊，參加各類運動，奔走呼號，覺得只要推翻舊制度，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現實很快潑了他一盆冷水。政局反復，黨人內斗，權位之爭此起彼伏。他看在眼里，慢慢生出一種失望：革命理想崇高，行事的人卻未必配得上這些口號。他后來回顧那段歲月，常說一句話的大意就是：槍桿子可以換制度，卻未必能換人心。

政治斗爭越演越烈，他的心反而越冷。試想一下，一個把性命壓在革命上的人，突然發現“黨人競權爭利”，難免生出“革命不如革心”的念頭。于是他脫下軍裝，離開政治舞臺，轉身埋頭讀書，希望從思想上尋找一條新路。

三十五歲那年，他拜在著名佛學大師歐陽竟無門下，開始系統研習佛法。那時他已不年輕，卻甘愿從頭做起。生活極其窘迫，連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弟子回憶，那時候老師只有一條褲子，洗了就掛在佛像頭上晾，干了再穿，連他自己也拿這窘狀當笑話講，可從不向權貴伸手。

這段清苦歲月，卻成了他思想成熟的關鍵時期。十多年潛心鉆研之后，他寫成《新唯識論》，試圖以現代思維重構佛學體系，也為中國哲學尋找新出路。書一出，不少同門師友看不慣，批評他離經叛道，爭論甚囂塵上，他干脆回以一句“井底之蛙”，鬧得師門不寧。

既然合不來，他索性自立門戶，在南京開講“新唯識論”。講壇之上，他旁若無人，聲如洪鐘，聽眾中不少是當時學界有名的人物，卻也被他震住。有人評價他，學問有新意，氣魄大得很，他自己更不客氣：“當今講晚周諸子，能講的只有我熊某，其余都是胡說。”這種口氣，在當時的學術圈里也算少見。

蔡元培看重他的才華，將他聘為北大教授。不過他不愛規矩，不肯乖乖去教室上課，偏要學生自己上門。他在家講學，經常講得起勁時，拍拍學生的頭以示警醒，久而久之，學生紛紛往后排擠，只怕被這一巴掌拍得頭暈眼花。

他性情剛烈，與人爭論動手是常有的事。和梁漱溟談學問，爭到激烈處，他竟當面一連打了三拳，還罵對方“笨蛋，大笨蛋”。梁漱溟了解他的脾氣，轉身就走，并未記仇。至于與小說家廢名，則是直接在屋里扭打成一團，旁人勸不住。可第二天，兩人又能像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繼續圍繞佛學理論舌戰不休。

有意思的是，學界中真正懂他的，反而愿意忍受他的暴躁。梁漱溟就說，自己每次看到熊十力的新書，總是第一時間拿來細讀，哪怕不贊同，也要弄清他在想什么。某種意義上，這樣的爭論與碰撞，恰恰撐起了當時中國哲學復興的一片天空。

二、“蔣先生算什么”與“禿禿禿”的壽宴譏刺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北大南遷，許多學者輾轉各地謀得暫時安身之處。熊十力并沒有緊跟隊伍，而是先回湖北鄉間避難，隨后又前往四川樂山，在書院執教。山城的清苦生活，對他來說倒不算什么，真正讓他堵心的，是國家局勢的搖擺以及國民黨高層的種種作為。

在他眼里，蔣介石的行事風格一直很難讓人信服。抗戰前的“攘外必先安內”，東北的失守，屢屢讓他在課堂上忍不住拍案痛罵。他認為蔣介石對國家前途、百姓命運并不真誠，更多是在權力角斗場上算計。他上課時，常會突然停下來，指著報紙上的新聞痛斥“誤國誤民”，心中那股怒火壓都壓不住。

有人傳說，他曾把印有蔣介石名字的報紙剪下來，隨手塞進褲襠里，以示輕蔑。這種做派看似粗鄙，卻頗能說明他對權力者的敵意。對他來說，真正的尊重來自道義，而不是來自掌握軍政大權。

也正因此，當重慶那邊傳來消息，說蔣介石想請他“談哲學，為國出謀劃策”時，他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地怒不可遏。那次來了兩位高級官員，坐著小汽車到他住處邀請。對方客客氣氣地說：“蔣先生要請您，這可是熊先生的福分。”他冷冷回一句：“我是個做學問的普通人，蔣先生日理萬機，何必來煩我？”語氣里滿是諷刺。

官員見他不松口，又試著退一步：“若您不便前去，委員長親自來拜訪，可不可以？”這在當時絕對算得上是極高規格，他卻面無表情地表示沒有必要，還說自己“哲學也沒研究好”，話里話外，就是一句“不見”。見他動了真火，兩位官員只好退回去，只能以“熊先生身體不適”為由向上交差。

蔣介石顯然不愿輕易放棄。經過一番打聽，他知道熊十力一直希望有個正式的哲學研究院，好做系統研究。于是托人帶著一張巨額支票上門，說這是用于籌建研究所的經費。那張支票的額度不算小，在戰時的經濟環境下，更顯得誘人。

然而熊十力聽到來意，當場變了臉色：“我是讀書的正直人，不能受這種不明不白的錢。”來人還想勸，他直接爆粗，把蔣介石罵得體無完膚，又把人趕出門去。此后，蔣方面又先后兩次托人送款，他都一口回絕，說得明明白白——“蔣介石的錢，我一個不要。”

這其中確有他骨子里的倔強，也有他對“獨立人格”的珍視。在他看來，一旦收了這筆錢，就難免被看成國民黨的“門客”，等于給自己的學問添了一層灰。他寧可清苦，也不愿讓人說一句“受了好處就得辦事”。

1940年代中期，蔣介石年滿五十，為了營造政治氣氛，特地在重慶大辦壽宴，邀請了當時政界、學界、藝壇的各路名流。對外的說法，是“文化交流”，實則誰都明白，這是一次形象工程，需要眾人捧場。熊十力也在邀請之列。

這回的請帖，是由老友邵力子親自出面相邀。邵力子當時作為國民黨內較開明的一支，對知識分子頗為尊重，熊十力不好駁他面子，勉強答應出席。到了現場，他卻完全沒有一般賓客的恭敬模樣，坐下來就埋頭吃喝，似乎把這當成一頓普通飯局。

酒過幾巡，席間氣氛漸入高潮。許多文人被點名作詩祝壽，詩里不免要夸贊“中流砥柱”“民族領袖”等等。有人寫得隱晦，有人寫得直白，反正方向只有一個，就是給壽星臉上貼金。蔣介石坐在主位，表面謙虛，心里難免受用。

在這種氛圍里，大家自然想把“熊圣人”也推上臺。有人善意勸他作詩，說幾句吉祥話，既給壽星面子，也給自己留個好名聲。他一開始悶頭喝酒，不愿開口。勸的人多了，他索性爽快干了幾杯，大筆一揮，寫下了那首后來廣為流傳的“譏刺詩”：

脖子長著癟葫蘆，不花錢買蔑梳，蟣虱難下口，一生無憂，禿禿禿，凈肉，頭。

這幾句看似嬉笑打趣，實則暗含指桑罵槐的鋒利。所謂“癟葫蘆”“蔑梳”“蟣虱”，把一個禿頭形象描畫得極其滑稽，后面“禿禿禿，凈肉，頭”幾字，則近乎刻薄。在場明白人一看就知，這是沖著“光頭領袖”來的。

熊十力寫完，哈哈大笑，提起褲子拂袖而去，連回頭都懶得回。等眾人細細品味這首“祝壽詩”的含義，臉上表情都有些微妙。有的裝糊涂，有的互相使眼色。蔣介石自然聽懂了，臉漲得通紅，卻又不好當場發作，只能強忍著。畢竟，他要借助的，正是對方這份“高人”名望，一旦翻臉，反倒落個度量狹小的名聲。

不得不說，這一幕正好把熊十力的性格勾勒得很清楚：面對強權，他可以不見，錢可以不要，場合到了，他也敢當眾譏刺。別人或許會說這樣不懂進退，但從那一代讀書人的價值觀來看，敢于直言，本身就被視作難得的骨氣。

有些人會問：他既如此不屑蔣介石，為何又能與共產黨領導人有往來？這背后其實并不矛盾。對他來說，政黨更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真正尊重學問、尊重知識分子的人格。

三、“燈籠照路”與門生弟子的尊師之心

1943年前后，熊十力的學問在文化界已經聲名遠播。他的《新唯識論》傳到重慶，被不少人拿來當“思想武器”。當時在蔣介石身邊任職的徐復觀，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國民政府機關里做高級幕僚，年輕氣盛，卻隱隱覺得現實政治與理想主義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偶然讀到《新唯識論》，徐復觀頗受觸動，覺得書中關于心性、關于主體精神的闡發，正好戳中他內心的不安。于是他寫了一封長信給熊十力，不敢妄稱弟子，只算“投石問路”。信寄出去后，他滿懷期待，又忐忑不安。

過了不久，熊十力回信，內容卻讓他臉紅到耳根。熊十力批評他字寫得潦草，精神不定，稱其“心不靜”，連這點都做不好，談什么學問。徐復觀自知理虧，連忙再寫一封信誠懇道歉，表示愿意從頭端正態度。幾番往來，熊十力才約他當面相見。

兩人在酷暑之下見面。那天，烈日當空，街上熱氣翻騰。徐復觀按約來到熊十力住處，一推門，看到一幕怪景：屋里透進明亮的日光，熊十力卻手里提著一盞燈籠，來回走動。他忍不住問：“老師，大白天打燈籠，這是何意？”熊十力長嘆一聲，緩緩說出一句話：“政府暗無天日，草民不打燈籠，如何看得見路？”

這句話說得既犀利又含蓄，對當時的政治空氣，是種無聲的控訴。徐復觀聽了，面上一陣發燙，心中既慚愧又震動，只好匆忙換話題，問起讀書門徑。

“學生該讀些什么？”他小心翼翼地請教。熊十力讓他去讀清代大儒王夫之的《讀通鑒論》，說這里面能夠“辨古今興亡之理”。徐復觀自覺讀過，隨口說了一句：“那書以前看過。”熊十力當即板起臉：“不能再讀一遍嗎？”他這才意識到，自己那句輕描淡寫，暴露了浮躁。

過了幾日，徐復觀依言再次來訪，自覺準備了不少“不同意見”，準備與老師好好討論一番。沒想到話剛說到一半，就被熊十力打斷：“你這個東西，怎么會讀得進書！任何書都有好處，也有不足，你偏先去挑毛病。這樣讀書，讀上一百部、一千部，也得不到什么真益。”

這一番呵斥，聽上去不近人情，甚至有些過分，但徐復觀日后回憶這段往事，總說受益無窮。對他而言，這不僅是讀書方法的問題，更是做人態度的問題。讀書若一味挑刺，目中無人，終究難以真正吸收營養。熊十力用這種“重錘”，把他從功利眼光里敲醒。

從那之后，徐復觀真正拜入門下，成為熊十力學術體系的重要傳承者之一。而在政壇方面，他雖仍在國民政府機關任職，卻逐漸在心底拉開與權力的距離。值得一提的是，等到后來政局巨變，他輾轉海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闡發，始終離不開早年從老師處得到的那幾記“當頭棒喝”。

類似的故事，在熊十力身上并不少見。有人請他幫親戚謀一份安穩工作，他搖頭說：“這年月兵荒馬亂，哪有現成工作？要真想做點事，就去參加抗日。”對方問：“有飯吃嗎？有衣服穿嗎？”他答：“只要你真去抗日，飯和衣服總會有。”聽對方一口答應，他立刻寫信給董必武，幫忙引薦到抗日隊伍中。幾年下來，這位親戚還真干到了小干部的位置。

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他雖口頭上說“不懂政治”，實則對時代風向并非漠然。只是他并不愿在某個勢力面前俯首，寧可通過個人力量，送人去真正參與民族存亡的大事，而不是在官場上做個逢迎之輩。

四、毛澤東、董必武與“瓜皮帽”的尷尬一瞬

1949年之后，政權更迭，新中國成立。新政權十分重視爭取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在思想界有影響力的人物。毛澤東得知熊十力尚在人間，非常關心他的去向，專門向董必武詢問：“熊十力在哪？”董必武答說：“他沒出國，也不在港臺，不在北京。”毛澤東又追問：“那在哪里？”董必武也只能說“不清楚，只知道他怕冷，不習慣住北京。”

毛澤東明確表示，要請人盡快打聽，看看能不能把熊十力請到北京來。受命之后，董必武等人經過多方接洽，終于在廣州找到了他。得知這是毛澤東的意思，熊十力心中十分激動，立即寫信表達謝意，同時提出希望建立中國哲學研究院，以系統整理和發揚傳統文化。毛澤東回信時，稱呼他為“十力先生”，字里行間多有敬意。

1953年，梁漱溟在會議上與毛澤東有過一場激烈的爭論，引起不小震動。熊十力得知后，出于舊日情誼，也出于對知識分子的同情，特意寫信給毛澤東，希望對方能多些包容。毛澤東那邊本就還帶著氣，看到這封信，自然有些不快，便讓秘書轉話，意思是“梁漱溟那邊不必你操心，他不是書生氣，你才是書生氣。”

兩人的第一次正式碰面頗為意外。有一次全國政協開會中途休息，熊十力想去另一間屋子，卻一推門闖進了毛澤東的休息室。會場一時安靜下來。毛澤東抬頭問是誰，董必武趕緊介紹：“這就是熊十力。”毛澤東聽了，立刻招手請他入座。那次相遇匆匆，未及深談，卻算開了一個頭。

真正坐下來談話，是在1962年。毛澤東把熊十力、張世釗等幾位學者請到中南海，圍繞哲學與詩詞閑談。氛圍出奇地輕松，談起古人，也談起各自對學問的理解。熊十力平日里對權力人物向來冷淡，這次卻頗為高興，事后在家中提起此事時，語氣里也不難聽出幾分欣慰。

有一次開政協會議，熊十力照舊戴著他喜歡的瓜皮帽。那帽子是清末流行之物，里面一層藤皮一層緞子，頂上一個紅頭，顯得既古舊又顯眼。毛澤東上臺講話時，忽然提到：“我們政協什么人都有，解放這么多年了，還有人戴清朝的瓜皮帽。”臺下頓時笑聲一片，所有人的視線都自然落在熊十力頭上。

他臉一下漲得通紅。等回到住處，第一件事就是把那頂帽子扔到一邊，說：“從今天起，再不戴了。”子女問起緣由，他也只淡淡一句：“毛主席當眾拿這帽子開玩笑，我哪里還好意思戴。”這種近乎孩子氣的反應，倒頗有幾分可愛。

相較于和毛澤東的有限交往，他與董必武的友情則要深得多。兩人同是湖北人，又都經歷過戰火歲月。抗戰時期，董必武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有時要在曾家巖、紅巖村之間奔走，環境嘈雜，開展統戰和秘密工作頗為不便。熊十力知道情況后，想到了老友鮮特生，覺得他家房子多、地方安靜，便主動提議：“你若愿意去鮮家住，我來聯系。”

董必武實地看過之后非常滿意，在那里設立了一個重要活動據點，兼顧公開統戰與隱蔽工作。事后他專門向熊十力道謝，說這算是為黨立了一件功勞不小的好事。對熊十力來說，這不過是替朋友辦事，卻在無形中參與了當時的革命大局。

新中國成立初期，熊十力進京后，對生活條件一時難以適應，飲食起居、寫作環境都頗有微詞，寫信向董必武訴苦，麻煩也不少。董必武忍不住打趣：“熊先生，你把我當成你一個人的副主席了。”嘴上玩笑，行動上卻毫不含糊，凡能解決的事，都盡量幫他安排妥當。

據學生賈亦斌回憶，五六十年代，每逢政協開會，總能看到董必武抽空來看望熊十力，兩人一聊就是大半天。話題既有國事，也有學術，更有私人瑣事。熊十力常說，對董必武的信任接近家人，有事總愛寫信。不少信件后來都沒有回音，因為董必武公務繁忙，卻依舊只要有機會，就和他面對面長談，把許多話補上。

除了董必武之外，周恩來、陳毅也對他頗多照顧。有一次冬天，北京室內暖氣足，許多人都嫌冷氣少，偏偏熊十力體質特殊，怕熱又怕干燥。周恩來擔心他受不了，親自到飯店探望，說擔心他房間暖氣開得太足，順手就幫他關小。這樣一個動作，讓熊十力感動不已，逢人便說“世上難再有這樣的總理”。

陳毅與他也多有交往。熊十力曾說“知我者，陳毅也”，這句話分量不輕。陳毅身為元帥，筆墨功夫又好，對傳統文化頗有愛好，兩人談起詩詞與歷史，常常忘卻身份差異，真心交流。可以想見，在那種場合里，這位脾氣暴烈的老先生，心情會放松許多。

1962年的政協會議上，熊十力身體已不算好，卻堅持出席，既是因為關心國家大事，也是因為想再見老友一面。那之后，他的健康狀況逐漸走下坡路。1968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四歲。臨終前，他曾感嘆“人不孤冷到極處，不足以與世諧和”，這話聽上去有些冷峻，卻正好概括了他一生的處境：常與人爭，常與世拂，卻又始終堅守自己那條狹窄而堅定的道路。

回頭看熊十力的一生，他既是舊時代走出的讀書人，又是新世界里的思想者。他曾在軍營里摸爬滾打，也曾在書房中閉門苦思；既敢當眾譏刺五十大壽的“光頭領袖”，也能在新政權面前保持獨立，不卑不亢。更重要的是，他用東方哲學的語言，拼出了一套解答生命與心性問題的思路，為后來所謂“新儒學”的興起打下基礎。

如果說蔣介石五十大壽那首“禿禿禿”的譏刺詩，是他性格的濃縮，那么那些在燈下批改稿紙、在寒屋中翻閱古籍的孤獨時刻，才是構成他真正價值的部分。表面上看，他總在罵人、頂撞人、拒絕人，實際上，他最在意的，始終是學問本身的清潔和人格的獨立。這一點，在那個風云變幻的時代，已足夠讓后人停下腳步，多看兩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