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態，也許并不存在

精神病態人格障礙——通常被稱為“精神病態”（psychopathy）——是最古老、也被研究最多的心理健康診斷之一。關于精神病態的最早記載，似乎來自美國醫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1786年寫的一篇短文。他描述了一種神秘的醫學狀況，稱之為“無律癥”（anomia），后來又稱為“道德紊亂”（moral derangement），在這種狀態下，人們據說會失去區分善惡的能力。盡管他的觀點高度推測性，但它為“精神病態者”這一概念勾勒出了一個可以傳播給科學界的形象：一種極端的生物學障礙，會損害人類與生俱來的道德態度和親社會行為能力。

在現代科學中，精神病態通常通過一些具體癥狀來描述，例如缺乏同理心、悔意和良知，或者更明確的行為表現，例如掠奪性暴力、病態撒謊以及沖動控制受損。正如著名精神病態研究者羅伯特·黑爾（Robert Hare）在其著作《沒有良知》（Without Conscience，1993）中所寫：

精神病態者是社會中的掠食者，他們以魅力與操控為武器，無情地在人生道路上橫沖直撞，身后留下的是破碎的心、破滅的期望和空空如也的錢包。他們完全沒有良知，也沒有對他人的感情，出于自私隨意攫取想要的一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違反社會規范與期望，卻絲毫沒有內疚或懊悔。

在大眾文化中，“精神病態者”也成為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形象，經常出現在暢銷小說和驚悚電影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電影《老無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2007）中的殺手安東·奇古爾（Anton Chigurh），由哈維爾·巴登（Javier Bardem）飾演。完全缺乏情感共鳴的奇古爾在德克薩斯荒涼的土地上游蕩，像屠宰牲畜一樣殺害無辜的人。當然，這類角色屬于虛構，并非嚴肅地試圖描繪現實中被臨床診斷為精神病態的人。但類似奇古爾的角色，仍然體現了人們通常與精神病態聯系在一起的核心特征，例如情感冷漠與道德空洞。

電影《老無所依劇照》

然而，這種關于精神病態的觀念存在一個問題。盡管圍繞這一概念已經開展了數百項實證研究——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研究爆發之后——支持大眾化說法的證據卻少得驚人。盡管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一些研究似乎為精神病態理論提供了驗證，讓研究者們頗為興奮，但過去二十年的研究卻令人清醒。如今，幾乎所有關于精神病態的核心主張，要么已經被徹底反駁，要么在實驗研究中始終找不到可靠證據。精神病態本身，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

再來看一個關于精神病態者最常被重復的說法：他們無法模仿或理解他人的情緒，也就是說，他們缺乏同理心。然而，這一觀點的問題在于，科學研究講述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當被診斷為精神病態的人參與同理心實驗時，他們的表現與普通對照組完全沒有區別。

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自我和團隊最近完成的一項關于同理心研究的系統性綜述。該綜述納入了66項研究，總計5711名經過臨床評估為精神病態的人。我們發現，研究結果“幾乎全部為零結果”（占所有測試的89.11%）。也就是說，從統計分析上看，精神病態者與非精神病態者之間的表現無法區分。我們還發現，那些質量更高、統計方法更嚴格的研究，零結果比例更高，達到驚人的94.77%。在行為科學實驗中，數據往往被認為充滿“假陽性”，因此這樣的結果幾乎可以說接近于證明一個否定命題：被診斷為精神病態的人并不存在同理心缺陷。

再考慮另一個常見說法：精神病態者缺乏情感。這個說法與精神病態概念本身一樣古老，但真正將其推廣開來的是精神病學家赫維·克萊克利（Hervey Cleckley），他在《理智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1941）一書中提出這一觀點。克萊克利假設，精神病態本質上是一種情感系統的神經學障礙，會導致異常淺薄的情緒。精神病態之所以特別，是因為患有這種障礙的人能夠隱藏或掩飾自己的缺陷，看起來仿佛正常。但在克萊克利看來，這不過是一種假象，掩蓋的是一片貧瘠的內在情感生活。從許多方面看，電影中的奇古爾這一角色恰恰很好地體現了克萊克利對精神病態的理解。

然而，大多數研究者早已放棄這一想法，使其幾乎淪為一種神話。因為從來沒有明確證據支持這一說法。一個被臨床診斷為精神病態的人，也許看起來像是缺乏情感，但一旦這些患者接受更嚴謹的分析，并使用能夠測量與情緒反應相關的生理指標的技術——例如皮膚電反應、心率、大腦活動等——數據所呈現的是完全不同的圖景。

確實存在一些早期研究，例如戴維·萊肯（David Lykken）在1957年利用皮膚電反應技術測量情緒反應的實驗，這些研究通過特定的數據分析方式，看起來似乎發現了精神病態者的情緒淺薄。類似研究在1990年代也再次出現，比如克里斯托弗·帕特里克（Christopher Patrick）及其同事在1993年發表的一篇被廣泛引用的論文，也似乎再次支持了這一觀點。

但如果仔細審視這些研究的方法與結果，就會發現證據極其薄弱，缺乏說服力。自1980年以來，至少有27項研究使用常見的心理生理學技術，直接檢驗被診斷為精神病態者的情緒反應系統。然而，沒有任何一項研究提供了深層情緒損傷的證據。在這些研究的大多數測試中，精神病態者與對照組之間都無法區分。基本上，這是一大堆“零結果”。正因為始終無法證實“情緒淺薄”的假說，研究者幾乎停止了對這一問題的測試：在過去十年里，僅有一項新的心理生理學研究發表。

幾乎所有關于精神病態的說法都遵循同樣的發展路徑：最初由一兩項研究提供初步證據，似乎支持某種常見觀點；但幾年之后，大量研究涌現，要么無法重復早期結果，要么直接將其證偽。這種軌跡也出現在其他說法上，例如：精神病態者極其危險、沖動控制能力受損、對認知行為療法無反應、該人格結構可能具有遺傳生物標記，或者精神病態與大腦結構和功能異常有關。幾乎你聽說過的任何關于“精神病態者”的說法，研究者都能指出它不過是缺乏根據的推測而已。那么，為什么實驗心理學家如此難以用證據證明“精神病態者”的存在呢？

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思考一下這種情況究竟有多令人困惑。早在21世紀初，這一研究領域常被視為臨床與司法心理學中最前沿、最穩固的研究范式之一。而如今，這個領域卻越來越多地因夸大的主張和缺乏證據的假設而被重新定義。請注意，精神病態在歷史上一直被描述為一種伴隨極端心理特征的障礙。如果精神病態者真的具有如此極端的特征，那么實驗心理學家理應相對容易地測量并記錄這些特征。事實卻是，他們一再失敗。坦率地說，這非常奇怪。

盡管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討論造成這一困局的原因，但事實上仍然沒有形成明確的共識。不過，在學術界，至少有兩種解釋被廣泛討論。

第一種、也是最常見的解釋認為，精神病態——與其他人格障礙類似——只是太難用現有的工具和技術來研究。精神病態或許確實是一種伴隨極端人格特征的人格障礙，比如缺乏同理心和情緒淺薄，但我們的科學儀器缺乏足夠的精細度和分辨率，無法可靠地捕捉這些特征。科學家在研究人格障礙時確實面臨明確的方法學限制，這一點也反映在現有證據之中。

這種推理在研究文獻中十分普遍。它通常出現在論文的結論部分：在研究者又一次獲得未能證實其假設的證據之后，他們會討論未來研究所面臨的挑戰。在這些討論中，“缺乏證據”并不會被視為重新審視過去關于這一疾病主張的契機，反而被解釋為現有實踐條件和技術手段存在局限的證明。

然而，這種解釋存在一個問題：它幾乎把行為科學描繪成一門原始而粗糙的學科，仿佛根本無法進行嚴肅研究。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在過去二十年里，該領域在方法學和技術上取得了重大進步，而許多檢驗精神病態假說的研究也絕非粗糙。它們使用高分辨率神經影像技術、復雜的統計模型，以及經過充分驗證的心理測量工具。如果精神病態真的意味著同理心、情緒或沖動控制方面的極端缺陷，那么這些特征理應早已被發現。既然沒有發現，就很難將原因歸咎于行為科學本身的局限。

第二種相關的解釋認為，之所以缺乏實驗證據，是因為研究者尚未找到識別“真正精神病態者”的正確工具。這種說法由來已久，與關于如何定義和測量精神病態的持續爭論密切相關。不同的學術陣營提出各自的定義，并聲稱自己擁有能夠準確測量精神病態的工具。

這一解釋的支持者通常指出，大多數精神病態研究都是使用《黑爾精神病態量表修訂版》（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 Revised，簡稱PCL-R）篩選樣本。該量表是臨床和司法領域中最常用的精神病態評估工具。如果PCL-R本身存在缺陷，那么基于它篩選的研究樣本自然也會來自錯誤的人群。乍看之下，這種解釋似乎合理：如果在臨床研究中對個體進行了錯誤分類——把一些并非精神病態的人標記為精神病態——那么最終得到的數據確實會受到影響。然而，仔細分析后，這種解釋同樣存在嚴重問題。

雖然批評PCL-R完全合理，但長期以來，無論研究者還是實踐者都認為它是識別“精神病態患者原型”的最佳工具。換句話說，當研究者使用PCL-R時，他們往往稱贊它能夠篩選出那些看起來具備精神病態典型特征的人。而這恰恰就是臨床評估工具的作用：幫助臨床人員可靠地識別出一個由專業群體共同定義的患者原型。

如果用另一種工具取代PCL-R，這個新工具仍然會被設計用來篩選大致相同的共識性刻板印象：那些看起來具備歷史和理論上與精神病態相關特征的人。因此，期待研究結果會因此發生巨大變化，其實是一種一廂情愿的想法。事實上，文獻中的情況也正是如此。那些使用其他評估工具進行樣本篩選的研究，同樣未能證實關于精神病態的常見說法。

因此，核心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答：為什么幾乎沒有證據能夠支持“精神病態”這一概念？

對此問題的另一種解釋（迄今為止幾乎沒有受到太多關注）是：精神病態也許是一種科學家口中所謂的“僵尸觀念”（zombie idea）。所謂僵尸觀念，是指那些直覺上極具吸引力，但本質上卻是對現實的錯誤理解的想法。就像僵尸一樣，當這些觀念已經被證偽——被證明是“死去的理論”——它們卻依然頑固地在一些著名大學的學術殿堂中徘徊，并不斷“感染”新一代年輕科學家。

歷史上存在許多類似的僵尸觀念，例如顱相學、種族理論，以及地心說。這些觀念的共同點在于：即使科學研究早已徹底推翻它們，許多科學家仍然在很長時間內繼續相信并研究這些理論。僵尸觀念的核心特征正是如此：那些被其“感染”的人往往以極其奇怪的方式無法意識到這個觀念已經死亡。因此，僵尸觀念往往依賴于強烈的認知偏見來維持——即使支持者面對明顯的反證，也很少真正質疑這個觀念本身。幸運的是，在科學領域，僵尸觀念相對罕見，但它們確實是一種奇特的現象。

以種族理論為例。該理論認為，人類物種被劃分為若干生物學上彼此分離的亞種，即所謂的“種族”，例如白人、黑人、亞洲人等等。在現代早期的許多科學家看來，這似乎是一種關于世界的常識。然而，當生物學家在20世紀中期發現DNA并開始研究群體遺傳學時，情況發生了變化。早在1972年，理查德·盧翁廷（Richard Lewontin）著名的“遺傳差異分配研究”（apportionment study）就已經不可辯駁地表明，種族理論是錯誤的。然而，盡管證據壓倒性地反對這一理論，仍有數百名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繼續研究種族理論，許多人甚至直到學術生涯結束仍然堅持這一觀點。

那么，精神病態是否也是一種僵尸觀念？要證明某個當代觀念是“僵尸觀念”其實極為困難，也許只有在歷史回顧的視角下才能真正完成。不過，至少有三個方面可以被視為較有說服力的跡象，表明精神病態可能確實是一種僵尸觀念。

首先，科學家從未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精神病態者”的存在。我們從未確鑿記錄過那些在心理上真正失去同理心、情緒或沖動控制能力的人。當然，在臨床環境中，確實有一些人看起來符合這些描述，但“看起來像”并不等同于他們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人。

第二，精神病態研究的支持者常常通過舉出現實生活中的罪犯案例來證明這種障礙的存在。例如，許多研究者認為臭名昭著的連環殺手——如泰德·邦迪（Ted Bundy）或約翰·蓋西（John Gacy）——證明了精神病態者的存在，仿佛只有這一概念才能解釋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謀殺行為。然而，這種觀察反而可能是精神病態屬于僵尸觀念的強有力證據，因為當我們仔細研究這些連環殺手的心理狀況時，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案例都并不符合清晰的精神病態特征。

Ted Bundy在1978年接受庭審

例如邦迪。研究者J·里德·梅洛伊（J Reid Meloy）曾將他描述為典型的精神病態者。然而，人們有時把邦迪描繪成一個看似正常的人，突然決定綁架、殺害并肢解女性，毫無愧疚或悔意。但如果仔細研究他的生平，就會發現他長期受到各種心理問題困擾，例如妄想、暴力性的性沖動以及物質濫用。他還存在自尊心低下和社交笨拙的歷史，而這些特征通常并不與精神病態相關。此外，據我們所知，邦迪與家人之間保持著關懷關系，也有親密伴侶。這些關系或許并不完美，但沒有理由懷疑其真實性。精神病態這一概念并不能很好地解釋邦迪的心理畫像。

更重要的是，用連環殺手來證明精神病態存在，反而應當讓我們對這一概念保持懷疑。如果研究者用來證明精神病態存在的主要證據只是少數關于連環殺手的零散軼事——并且在缺乏實驗性證據的情況下，這些故事仍然能說服研究者相信精神病態的真實存在——那么這恰恰說明有一種強大的認知偏見在發揮作用。這正是維持僵尸觀念存在的那種偏見。

第三，在學術教材和科學文章中，精神病態研究常被描繪為一個已有數百年歷史、不斷推進的科學范式。它們塑造出一種印象：這個領域一直在穩定地推進我們對精神病態的理解。然而，這種敘述其實具有嚴重誤導性。事實上，這一領域一直支離破碎，并且長期難以在科學界站穩腳跟。直到20世紀80年代，研究者之間仍然對精神病態的定義存在深刻分歧。他們甚至無法就自己究竟在研究什么現象達成一致。

這種情況曾受到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界許多重要人物的嚴厲批評。1974年，精神病學家奧布里·劉易斯（Aubrey Lewis）將精神病態稱為整個精神病學中“最難以捉摸的類別”。1975年，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則將精神病態稱為一頭“白象”（white elephant），即一種難以處理、卻毫無用處的東西。歷史學家亨利·維爾林德（Henry Werlinder）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已經開始把精神病態稱為一種“垃圾桶式診斷”（waste-basket diagnosis），也就是當患者無法歸入其他更合適診斷時，就貼上的一個標簽。甚至到了1988年，著名的司法心理學家羅納德·布萊克本（Ronald Blackburn）仍然認為精神病態不過是一個“神話般的實體”（mythical entity），應該被拋棄，并將其描述為一個“偽裝成臨床診斷的道德污名化標簽”。

總體來看，關于精神病態研究有一個被遺忘的事實：直到20世紀70至80年代，心理健康領域普遍認為，像克萊克利、黑爾等人所定義的精神病態很可能并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概念。甚至克萊克利本人——當時最受推崇的精神病態研究者之一——也在1976年出版的《理智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第五版序言中承認了這一點。他苦澀地把這種局面稱為全球同行之間的“普遍回避陰謀”（universal conspiracy of evasion）。他一直努力推銷“精神病態者”這一概念，但他的同行們并不買賬。

因此，人們不免感到好奇：為什么精神病態研究會在20世紀80年代還是一個被忽視甚至遭到嘲笑的領域，卻在90年代迅速被贊譽為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對精神病態的研究興趣突然爆發式增長。

是什么導致了這種研究熱潮？很難確定。但有影響力的犯罪學家沙德·馬魯納（Shadd Maruna）最近推測，這可能部分源于20世紀90年代達到高峰的“嚴厲打擊犯罪”（tough-on-crime）政治運動。另一些可能因素還包括文化層面對這一主題的普遍迷戀——例如電影《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天生殺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1994）和《美國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2000）等票房大片——這些作品或許激發了心理學家去研究這一概念。無論是什么推動了這一研究熱潮，事后看來有一點是明確的：它從來不是由經驗性知識的顯著增長所推動的。關于精神病態的常見說法，在當時和今天一樣，缺乏充分的證據支持。不同之處只在于，如今我們已經通過數百項研究對這一想法進行了徹底檢驗，卻始終一無所獲。現在，我們反而擁有大量經驗性理由，去拋棄這一概念，或者至少對其保持高度懷疑。

這或許正是精神病態屬于“僵尸觀念”的最有力證據：自從科學家開始研究這一概念以來，基于證據的知識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相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一概念本身可能是錯誤的。然而，仍然有大量研究者對它保持興趣，也許只是因為自身的偏見，以及這一觀念本身極具感染力的吸引力。

當然，把精神病態描述為一種僵尸觀念，很可能會招致研究者和臨床醫生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也有其合理性。這樣的觀點本身具有推測性質，理應接受審視。有些批評者可能會指出，確實存在少數研究似乎支持了一些關于精神病態的常見說法。例如，他們可能會提到詹姆斯·布萊爾（James Blair）1995年的研究，該研究聲稱發現精神病態者在道德心理方面存在缺陷。或者有人會堅持認為，一些神經影像研究確實在精神病態樣本中發現了異常的大腦活動。

然而，這類基于個別研究結果的反駁其實并不嚴肅。行為科學研究者都清楚，我們的研究程序通常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這種現象被稱為“研究者自由度”（researcher degrees of freedom）——它足以在單項研究中制造幾乎任何結論（例如臭名昭著的“預知能力”和“啟動效應”研究）。這種從數據中“變出”驚人效果的能力，在學界被戲稱為“假陽性心理學”，它恰恰提醒我們，在根據單一研究甚至少數研究得出結論時必須格外謹慎。

不過，好消息是，“假陽性心理學”所造成的混亂通常是有限的。隨著研究數量不斷增加、證據不斷積累，元分析最終會呈現出更接近真實的整體圖景。而這正是精神病態研究面臨的問題：當所有科學證據被匯總之后，并沒有支持精神病態這一概念。相反，它讓整個概念本身變得更加值得懷疑。

即便你仍然不相信精神病態是一種僵尸觀念，這也無法抹去一個核心問題：為什么在數百項研究和幾十年的科學探索中，會出現如此大量的“零結果”？我個人已經長時間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但始終找不到比這里提出的解釋更合理的答案。這個概念已經死亡，現在是時候讓科學家們直言不諱地承認這一點了。

作者：Rasmus Rosenberg Larsen

譯者：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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