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大改革，為啥王安石能搞16年，范仲淹一年就下課了

如果我們把這兩件事拿出來對比，好像王安石變法涉及的更全面對吧？所觸及的利益集團也更多。王安石變法確實是我國古代最后一次自上而下大規模、長時間的變法。但對比過之后，大家會發現其實他們側重點完全不一樣。如果非要給他們做個最簡單的總結，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搞經濟，而慶歷新政則是動人事。

王安石

所以真正實施的時候，反倒是慶歷新政顯得更激進，反對的聲音也更大。這也是為什么王安石變法，你別看他中間反反復復，但前前后后搞了十六年。他能搞這么久固然有神宗的支持，但更關鍵的是——他其實沒那么激進，或者說他的做法有它的可行之處。

反觀慶歷新政，從開始到結束，一年零兩個月。因為太激進了。

范仲淹的改革，主要內容就是整頓官員。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去年馬斯克說要成立什么效率部，他那意思就很像慶歷新政，就是要裁掉大量的公務人員。這事兒他要能辦成才怪，結果我們也看到了，很快就搞不下去了。范仲淹也一樣，第一刀就砍向了人事組織。

范仲淹

慶歷三年，北宋的冗官問題已經很嚴重了，宋仁宗就把兩府三司的官員都叫到天章閣開御前會議。在場的有晏殊、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蔡襄、王堯臣這些大佬，仁宗當場賜給他們紙筆，讓他們就在這兒把國家當前的問題和解決辦法寫清楚。這就是著名的天章閣召對。

這次召對里，范仲淹拿出了他的大手筆《答手詔條陳十事》，也就是慶歷新政的主要內容。十條都有什么？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他上來就拿整個國家的官員開刀。十條里頭前四條，全是對著大大小小的官員去的。明黜陟，就是改變過去官員熬資歷升遷的辦法，不能讓你躺著混日子；抑僥幸，就是限制恩蔭，不能讓你一個人當官全家都當官；精貢舉，改革科舉，重策論輕詩賦，得真有本事；擇官長，嚴格挑選地方官，把沒用的官吏撤了。

范仲淹認為國家機構太臃腫了，層層疊疊，辦事效率低不說還互相扯皮，不如集中權力，把不干事的裁掉，節省開支。聽起來挺好是吧？但你想想，他這四條一出來，等于把整個官僚系統的人都得罪光了。限制恩蔭？那以后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怎么辦？嚴格考核？那以后誰還敢干事，干事就會出錯。就連富弼當時都覺得太激進，好心提醒范仲淹，說你這一筆勾下去，可就是一家哭啊。范仲淹回了那句有名的話：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富弼

至于后邊的厚農桑、修武備那些，雖然也涉及到經濟和軍事，但關鍵是，你改革得有人去推啊，你上來先把辦事的人全得罪了，后面的事根本推不動。比如修武備，壓根就沒實施。

更要命的是，你這么搞，那些被你裁撤、被你擋了路的人，肯定盯著你找茬。范仲淹的朋友滕宗諒（就是滕子京），因為在西北打仗的時候用公費犒勞軍隊，有筆賬對不上，被人告發。其實那會兒打仗，十幾萬貫錢對不上太正常了，而且他也說沒貪污，最后也是筆糊涂賬。但人家就抓住這個攻擊范仲淹，說你考核別人那么嚴，到自己朋友就包庇，你們就是朋黨。

朋黨這頂帽子，在古代皇帝那兒是要命的。范仲淹這人又特別君子，臉皮薄，受不了這個，最后自請外放。慶歷新政，一年零兩個月，黃了。

再看王安石變法。別看它涉及的面挺廣，但重點都在經濟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都是先搞經濟。我們上學時候背王安石變法，主要背的也是這些。

雖然他肯定也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沒有那么直接。他不像范仲淹那樣，上來就把你官擼了。他的意思是，你們這些既得利益者，稍微讓出點利益，咱們把經濟搞上去，把整個國家的蛋糕做大。這樣肯定也有人反對，但總有人會支持。

你看他后邊才搞什么保甲法、將兵法、軍器監，最后才提了改科舉、整頓太學。他對組織人事動的非常小，這就是王安石的思路，先把經濟蛋糕做大，其他問題慢慢來。

他也是看到了之前范仲淹的教訓。如果他上去就動官員，下場跟范仲淹一樣。所以他一開始就回避了裁撤冗官這個雷區。

而且我們得知道，王安石變法其實并沒有完全失敗，作用還是很大的，有些條款一直到北宋滅亡都還在用，比如保甲法。我覺得王安石這人，并不像很多人說的那么天真、不顧事實，他其實非常清楚上上下下的問題，他自己是從基層干起來的，對地方情況熟得很。他要是真天真，那變法很快就夭折了，但他搞了十六年。

當然，關于王安石變法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史學界到現在還有爭議。但根據后來的情況看，作用確實不小。

我舉個例子。現在很多人說宋哲宗多厲害，把西夏打服了，功勞都算他頭上。但大家想過沒有，宋哲宗一共才活了二十四歲，親政只有七年。這七年他也沒搞什么變法改革，而且變法這種事，不是今年變明年錢就出來的。他能多次出兵去打西夏，錢從哪來？

宋哲宗

歷史是連貫的。哲宗能連續對西夏用兵，原因在哪兒？王安石變法啊。宋神宗給宋哲宗留了多少錢？史料有記載，熙寧十年（就是宋哲宗出生那年），年收入五千二百萬石。元祐二年，送哲宗已經當皇帝了，戶部尚書說，先帝（神宗）操勞這么多年，積蓄財物，現在全國各項結余的錢財有五千六百多萬貫，京城的米、鹽、錢還有一千萬貫，加起來總數還要翻倍。國庫非常充盈。這不就證明王安石變法成效不錯嘛。至于后來南宋對他的評價，那里面政治因素太多，不好說。

所以說，哲宗的功勞，至少有一半得算在宋神宗和王安石身上。而且我一直對宋哲宗評價一般，這皇帝連傳位都傳不明白，在位期間還干了不少抽象的事兒，感興趣的可以翻翻《宋史·后妃傳》，那場面我只能說……不提了。

總之，王安石變法并不像我們想象中那么極端和天真，反倒是慶歷新政的草草收場，才恰恰說明了它的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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