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根興：追憶李斌城先生

2026年2月26日，得悉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李斌城先生（1937-2026）因病于16日在北京去世。可能是16日正當除夕，依據除夕“不發喪”的傳統習慣，且遵照李先生家屬意愿，喪事從簡，不舉行告別儀式，這樣到了正月初十日（2月2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才發布李先生逝世的消息。雖然好多年沒有和李先生聯系了，但聽聞老先生去世，連日來翻閱數十年前的老照片和手記文字，追憶和先生交往的點點滴滴，特別是關鍵時刻先生對中國唐史學會所做的貢獻，懷著感激和悲痛，也有想寫一些文字的沖動了。

初見李斌城先生

1988年7月24-31日，中國唐史學會武則天研究會在山西太原及武則天的故鄉山西文水縣舉辦第四屆武則天學術研討會，我當時正讀研二。記得我們同門同級（1987級）有八名師兄弟，導師牛致功教授、趙文潤教授都曾有意識地帶我們參會見世面，和唐史學界及其他領域的名家見面，期望有所獲益。1987年，牛老師帶王峰、張萍赴廣西南寧出席學術研討會；趙老師帶張全有、馬春林赴洛陽出席第三屆武則天學術研討會；牛老師隨后又帶李鋒敏、安彩鳳赴常州出席學術研討會；薛平拴在職讀研，似因唐史研究所缺乏經費不能走動，故研究生三年他沒有出外參會；而我則有幸隨同趙老師出席由中國唐史學會武則天研究會舉辦的這次學術研討會。記得年初趙老師就給我下任務，讓撰寫參會論文，說沒有論文就不要去參會云云。這次會議上我提交的論文為《武則天與狄仁杰》，會后編輯出版的《武則天與文水》論文集，該論文榮幸地被收錄，成為我研究生期間撰寫，進入學術界第一篇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雖然現在看來頗為幼稚。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牛、趙兩位恩師的刻意安排，我們就無緣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更難奢談和學界名流大家見面了。

這次會議由中國唐史學會副秘書長、山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閻守誠先生具體操辦，秘書長胡戟先生主持，中國唐史學會名譽會長郭琦先生與會，會期前后長達一周。會議期間，我見到了耄耋之年的武則天研究專家羅元貞教授，傾聽了中顧委委員張稼夫“狗熊獎”說，還有黃新亞教授貶斥武則天“既不是好妻子，也不是好女兒，更不是好母親”的戲言正說，感受到胡戟、閻守誠、牛志平三位老師處理事情的干練精到、井井有條，領略了寧可、吳宗國兩位先生的名家風范，還有李斌城先生對武則天與佛教研究的獨具匠心。會議期間，舉辦方組織與會者參觀文水縣所在的劉胡蘭紀念館、文水縣南徐村“女皇故里”，看到隨處可見的“胡蘭面粉廠”“胡蘭石灰廠”“胡蘭×××”，以及南徐村武則天廟前高大的女皇塑像及塑像基座上宋慶齡副委員長的題詞。會后又組織與會者前往五臺山考察。

當時，李斌城先生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室，他雖是副研究員，但我覺得能在如此殿堂級單位工作，并寫出有真見卓識的論文，令人敬仰崇拜。李先生原籍湖北省孝感市，1962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隨即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他曾參與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隋唐卷》的編撰，主要專業方向為隋唐五代史、唐代宗教文化史研究。李先生個子不高，額頭寬、頭發長，體格清瘦言語不多，而且說起話來慢悠悠的。因趙老師和李先生早就認識，而且很是熟悉，來回參觀他們都結伴而行，如此我有幸一路跟隨他們左右，不僅留下珍貴的合影照片，而且突破了很多此前的知識盲區，并加深了對李先生的了解。在此特別要提及的是，參觀五臺山寺院過程中，與會者還觀摩了寺院僧眾一隊六人邊走邊唱的佛曲四重唱道場。雖然我不懂佛音佛曲，但一隊僧侶音域高低不同、聲音輕重搭配，高昂、低沉、洪亮、沙啞，以及難能分辨但卻明顯不同的唱誦，再加上他們手中鼓樂鐃鈸的伴奏，產生了非一般的感動，令人流連忘返。李先生給我們講解了僧侶佛曲演唱各個環節，以及其中的奧妙所在，加深了我對五臺山寺院這種修行方式的理解。

黃新亞、趙文潤、李斌城、拜根興

在五臺山上，李斌城先生提交的論文題目為《武則天與佛教》，因此與會學者對五臺山寺院僧眾現狀等問題頗感興趣，故而尋機采訪寺院住持，了解寺院僧眾構成、生活起居、身份差異、“游僧”形成原因及寺院的應對辦法等問題。對我，以及參會的其他學者來說，這都是極為新鮮的事情，進而更加感佩于李先生思維寬闊樂于探索。趙老師、黃新亞先生也對李先生贊賞有加。我當時只是個研二學生，提不出什么問題，只是對李先生認為武周時期佛教因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建寺、造像、修廟、釋經等暢通無阻，進而使佛教得到充分的發展，但由此也形成了佞佛的社會風尚這一看法頗為信服。敬仰李先生的知識淵博，對學術探討的執著認真。

1991年學會重新登記的頭等功臣

1990年我研究生畢業，隨后留校唐史研究所從事教學科研工作。與此同時，我專職負責中國唐史學會秘書處具體事務，協助秘書長處理學會日常工作。1991年10月下旬，因國家教委、民政部等部委聯合發布通知，對全國性社會團體實施重新登記，需要社會團體派專人到北京辦理重新登記手續。我受學會秘書長牛志平教授派遣，于當年10月24日乘火車前往北京師范學院，協同學會副秘書長閻守誠教授完成學會重新登記工作。

這次學會重新登記的最大功臣之一，應該就是李斌城先生。李先生于1989年在中國唐史學會第四屆年會上當選為學會理事，1990年晉升研究員，此時擔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室主任。有關中國唐史學會重新登記遷延時日難能辦妥的原因很多，但核心問題則是1980年學會成立時，沒有省部級主管部門審批文件。改革開放伊始，國家有關部門并沒有相關具體規定，民間學術組織如雨后春筍出現，當時就是學界知名學者根據學科領域發展需要，借助自身在學界的影響力，私下醞釀成立相關民間學術組織，進而舉辦學會成立大會，如此很多全國性民間學術組織破土而出，全國唐史研究會（后改名為“中國唐史學會”）就是如此。正因大量的民間學術組織的出現，國家相關職能部門管理困難，加之個別民間學術組織狀況頻出，造成不好的影響，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初，國家民政部、國家教委等部委下發通知，要求所有國字頭的學會必須重新登記，并根據各自學術屬性歸屬不同的掛靠單位。中國唐史學會成立當時并沒有得到省部級部門的審批，更談不上保存所謂的審批文件。我與閻守誠副秘書長、徐慶全先生往返于國家教委、民政部數次說明情況，國家教委相關部門提醒，如果有當時省部級部門審批文件最好，如果沒有的話，也可找相關部門說明此事，并補充證明文件，如此也可重新登記。之前我曾到社科院科研局詢問，但得到相反的答復。至此，我想到學會理事、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室的李斌城先生了。

1991年11月15日，我先給李先生打電話說明這次來北京為學會辦理重新登記，已在北京逗留近二十天的現狀，特別提及需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具證明一事。李先生在電話中說他是學會理事，為學會辦事責無旁貸，更何況中國唐史學會籌備階段乃至成立大會歷史研究所均有知名學者參與，社科院科研局出具證明理所應當。李先生的回復令我頗受鼓舞，簡直有云開霧散之感。當日早上，我和北京師范學院東方文化研究所徐慶全兄騎車前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到達之后，李斌城先生領我們奔波于社科院科研局、歷史研究所，和主管部門領導接洽聯系，并在當日就辦妥證明文件，使學會重新登記真正落到實處。不妨抄錄當天日記如下：

10:00到歷史研究所，在魏晉隋唐史研究室，見到此前沒有見過的唐史研究的著名學者們，他們是張澤咸、宋家鈺、方積六三位研究員，以及吳麗娛、牛來穎兩位女士，也沒有來得及和他們說話，李先生就帶我去社科院科研局找主管Q處長。原來Q處長出自歷史研究所，因而李先生去找他，說明學會舉辦的成立大會以及第一屆年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多位研究者參會，事實上也是學會籌辦單位之一。鑒于此，Q處長說中國社會科學院可以出具證明材料。真讓人想不到。

李斌城老師讓我草擬證明文件的文字，Q處長讓其他人打印成文，隨后分別蓋上歷史研究所及社科院科研局的大印，這件事情就這么“隨隨便便”地辦妥了。謝謝李斌城先生，沒有他從中聯系，這件事情還不知道拖到什么時間！

剩下的事情就委托閻守誠老師、徐慶全兄兩位，他們隨后將中國社會科學院證明材料，以及其他材料提交民政部，中國唐史學會重新登記這件大事就宣告成功。

正因為有李斌城先生的人脈及鼎力支持，學會重新登記雖因各種原因備受挫折，但最終還是順利辦妥。回到西安后，我向牛致功副會長、牛志平秘書長匯報，他們均對李先生大加贊賞，并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在關鍵時刻為學會工作幫了大忙。1992年7月在廈門大學舉辦中國唐史學會第五屆學術研討會，在會員代表大會上，李先生成功當選為學會副會長，并蟬聯兩屆。記得在這次會議上，我曾與恩師牛致功、牛志平兩位老師一起拜訪李先生，兩位牛老師代表學會秘書處，感謝李先生在學會重新登記過程中的突出貢獻。

此一時期，李先生還兼任中國影視唐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唐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玄奘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法門寺文化研究會理事，撰寫《唐朝上朝禮儀初探》《唐人的神仙信仰》《論唐人對法門寺佛骨的崇敬》《唐人與茶》《隋唐社會生活史》等論著，出任大型電視連續劇《唐明皇》（1993年，劉威主演）、電影《武則天》（1995年，劉曉慶主演）歷史顧問。參與籌備1993年在江蘇無錫舉辦的“中國國際唐文化學術研討會”等“三唐”紀念活動。投入精力從事歷史研究賦能影視藝術創作，撰有理論文章《〈隋煬帝〉的歷史真實與藝術創作》一文，為隋唐史研究的普及，以及唐代歷史影視化做出了重要貢獻。1998年之后，李先生作為中國唐史學會顧問，主編《資政史鑒·清廉卷》，出版三卷本《唐代文化》，參與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一書，繼續為學會工作及唐史研究盡心盡力。不僅如此，他還當選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1998-2003），圍繞歷史學科建設、文化遺產保護等領域調查研究、建言獻策，為國家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做出貢獻。

2002年我從韓國留學歸來，2004年8月曾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隋唐史專家黃正建研究員邀請，到歷史研究所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室做講座，此時李先生已經退休，因而未能晤面。到2011年武漢大學舉辦第十一屆學會理事會之后，我再次負責學會秘書處的具體工作，雖然和李先生見面的機會有限，但每每與秘書處的其他老師談及學會發展歷程，仍常常提及李先生及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貢獻。2018年寒假，我將1991年赴北京為學會辦理重新登記的“日記”文字輸入電腦。跟隨恩師趙文潤先生、李先生等參觀山西文水劉胡蘭紀念館，一同考察五臺山佛教寺院，聆聽李先生講述唐代佛教發展，李先生“敏于行而訥于言”言談舉止，鼎力支持學會重新登記的事跡再次映入我的眼簾，故敬佩感動之情油然而生。2020年學會秘書處舉辦中國唐史學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中國唐史學會會刊》（第39期）全文刊發我所寫《1991年的北京：為學會重新登記的那些事》，引起會員們普遍關注。據學會理事、歷史研究所隋唐研究室牛來穎研究員所云，年逾八旬的老先生看到上述“日記”推送文字非常高興，并對學會的發展充滿信心，感謝李先生。

拉拉扯扯寫下上述文字，追憶三十余年前我和李斌城先生交往的兩個場景，以此表達我對李先生的懷念之情。謝先生不僅在唐史研究方面碩果累累，而且為中國唐史學會的發展貢獻突出，值得學會同仁銘記在心，并激勵我們潛心唐史學術研究，為中國唐史學會的發展再立新功。

李斌城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