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兵役歸來，Z世代能否接受？

以下文章來源于鳳凰衛視，作者碧德

◆馬泰是德國國防部的一名青年軍官。（來源：WDR/Dirk Borm）

文/碧德（發自德國柏林）

編輯/漆菲

乍一看，大衛·馬泰（David Matei）是典型的Z世代網紅：鍋蓋頭亂糟糟地翹著，右眉標志性地斷了一截，胡須像三天沒刮，穿著寬松衛衣、棒球帽、垮襠牛仔褲，外加戴著一條晃眼的銀鏈。語速飛快，帶著點街頭痞氣，讓德國“嬰兒潮”一代一看就頭疼。

然而，在其發布的TikTok視頻里，這個年輕人出現在權力核心身旁：北約峰會現場，他近距離捕捉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德國總理默茨之間談笑風生；德國外長瓦德富爾親自帶他走紅毯；他還和“90后”的德國經濟與合作發展部長拉多萬一同乘專列深入烏克蘭腹地，直擊戰爭現場。

“300歐元——那是我剛入伍時的第一份月薪；2300歐元——這是2026年起志愿兵的新起薪！”在紅光交織的背景前，馬泰激動地拍打著手中的工資單，列出一串誘人的福利清單：免費住宿、伙食、火車出行、醫療保險、健身房會員、駕照培訓、語言課程，還有前沿科技職業技能。“如果這些還不夠吸引人，”他頓了頓，眼睛直視鏡頭道，“那就只能重啟義務兵役了。”

這條視頻突破了50萬次播放量。高贊評論里，有人寫道：“某種程度上，你讓我心動了。”也有人追問：“這是稅前還是稅后？”另一邊，批評聲同樣尖銳：“這些自稱普通網紅的人為武裝力量搖旗吶喊，如此急切地讓年輕人相信戰爭、暴力和生命的終結，真令人沮喪。”

事實上，馬泰并非普通網紅，其真實身份為德國聯邦國防軍上尉。他目前是國防部駐巴登·符騰堡州的一名青年軍官，負責公共關系。他生于1993年，父親是上世紀80年代從齊奧塞斯庫殘暴統治下逃離羅馬尼亞的移民，母親是德國人。

馬泰在社交媒體上的介紹簡潔有力：“向Z世代解釋政治”。他每年會巡講上百場，主題圍繞德國安全政策、義務兵役爭議，以及如何緩解年輕人對戰爭的恐懼。他的新書《德國值得我為之奮斗：我為何發誓為我的國家而戰》將于2026年出版，以個人經歷探討移民背景下的國家認同與責任感。

“通過父親的故事，我明白和平與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馬泰曾在采訪中說。這句話，讓他從一個“不愿當兵”的紐倫堡迷惘青年，轉變為國防軍“網紅代言人”的核心邏輯——而這，也是當下德國政府試圖在年青一代中重塑的國家敘事。

◆馬泰的Tiktok主頁視頻截圖。

被丑聞陰霾籠罩的征兵

2026年1月1日起，出生于2008年（即將年滿18歲）的德國青少年會收到一封來自聯邦國防軍的信件。里面除了法律說明和宣傳冊，還有一個二維碼，是國防軍官網的在線問卷。填寫問卷只需15分鐘，問題涵蓋學歷與資格證書、自我評估的身體狀況與運動水平，以及對軍種的興趣偏好——陸軍、空軍、海軍，還是網絡與信息空間部隊。

所有德國男性須在一個月內完成并提交問卷，故意忽略或提供虛假信息將構成行政違法，最高可罰款1000歐元。而從2027年7月1日起，所有年滿18歲的德國男性將被強制接受體檢。

這封“試水”信件標志著德國聯邦國防軍從遙遠的國家機器正式進入年輕人的日常生活。

2022年俄烏戰事爆發后，德國總理朔爾茨發表被稱為“現代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演講之一”。他直言，德國處于“時代轉折”（Zeitenwende）的關鍵節點。

自那時起，德國國防建設從象征性姿態轉向戰備導向。其核心目標是在2035年之前，建成一支能切實履行北約集體防御承諾——特別是東翼前沿防御——的現代化軍隊。這一轉型依托三大支柱：裝備現代化、基礎設施重建、兵力的招募與保留。

其中，征兵改革無疑是最敏感、最具爭議的一環。它不再是單純的硬實力問題，而是觸及社會共識和公民權利的神經。

◆柏林街頭的征兵廣告牌，上面寫著：“學會時刻展現領導力，成為一名領導者。”（攝影：碧德）

作為配套措施，國防軍啟動了專業化的廣告攻勢：在火車站、學校周邊、體育場等地密集投放廣告牌，主角往往是身著迷彩服的少年，有時甚至是女性或少數族裔。

宣傳內容突出個人成長、冒險精神、團隊協作與人生意義，極少觸及愛國主義或民族情緒，更加避談軍事主義、戰爭殘酷乃至來自俄羅斯的威脅。這種“去軍事化”敘事，是為了降低年青一代的心理門檻。

“做真正重要的事”、“因為自由并非唾手可得”、“因為我們反對戰爭”——這些簡短有力的征兵標語遍布各處，甚至被印在披薩盒上。

2025年，德國主辦的歐洲女子足球錦標賽期間，軍方推出系列廣告，還邀請德國國家足球隊隊員Cora Zicai與女兵Laura同框對話，用足球隊的團隊精神類比軍隊協作，鼓勵年輕女性入伍。

該廣告在社交媒體引發爭議，許多人指責國防軍借溫和、娛樂化的體育意象，掩蓋了戰爭的殘酷與生命代價。目前，德國對女性服兵役堅持完全自愿原則，她們無需強制填寫問卷或接受體檢。

國防軍的“平民化”宣傳策略觸動了眾多家長的敏感神經，尤當軍方把自身塑造成一個可靠的優質雇主，強化其經濟吸引力時。在德國經濟低迷的宏觀背景下，許多企業啟動裁員潮、凍結或大幅縮減初級職位，剛畢業的年輕人往往前腳出校門，后腳就撞上就業寒冬。

根據德國聯邦就業局2026年1月的數據，德國整體失業率達到6.6%，25歲以下青年的失業人數約為28.1萬，畢業生求職難度顯著增加。在此情境下，國防軍提供的“在職福利”遠勝許多企業。

但就在此時，軍隊形象卻因為一系列丑聞飽受爭議。去年夏天，國防軍的精英空降部隊——駐扎在德國西南部茨韋布呂肯的第26傘兵團遭到多名女兵匿名舉報，存在系統性問題。

據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報道，軍營中涉嫌出現行“納粹禮”、開“納粹派對”以及一個極右翼、公開反猶的小團體。一些女兵稱遭遇了性騷擾。此外還有大規模毒品濫用、酗酒狂歡、暴力儀式和霸凌文化。領導層長期置若罔聞，部分上級更是涉嫌包庇。

◆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視察一所炮兵學校，與士兵交流。（來源：vorwaerts）

相關丑聞驚動了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他稱這些事件“令人震驚”，并強調“零容忍”原則。2026年1月底，軍方將其中多人革職。國防部發言人表示，將為空降部隊制訂一項行動計劃，目標是重塑部隊文化，防止未來再次出現類似問題。計劃涉及的重點包括領導力建設、培訓機制、預防措施和心理韌性等方面。

盡管如此，這一事件仍沖擊到國防軍的征兵工作，并放大年青一代對軍隊的負面刻板印象——危險、落后、被右翼滲透。

女兵的招募尤其受重創（女兵目前僅占總兵力約5%-6%），許多潛在的女性志愿者因性暴力風險而卻步。不少媒體指出，若丑聞持續發酵并降低民間的報名率，政府將不得不依賴“需求型義務兵役”（Bedarfswehrpflicht）進行強制招募，這或將加劇社會撕裂，進一步考驗“時代轉折”下的國防現代化改革共識。

◆德國聯邦國防軍的女兵。（來源：聯邦國防軍官網）

強制模式或將不可避免

2011年7月1日，德國暫停和平時期的強制征召，將冷戰時期為應對大規模軍事任務而設立的全民義務兵役制封存進歷史。

二戰結束后，德國完全解除武裝，但聯邦德國（西德）在1955年5月加入北約后獲準重新武裝，同年11月12日聯邦國防軍成立。1956年7月21日，《兵役法》生效，德國引入全民兵役，針對18歲以上男性，初期服役時長12個月，后根據冷戰緊張程度調整（如1962-1972年延長至18個月，之后逐步縮短）。

民主德國（東德）在1962年引入了類似的兵役制度。當時通過“制服公民”理念，確保軍隊融入民主社會、接受議會監督，避免重現魏瑪共和國或納粹時期軍隊脫離控制的“國中之國”風險。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的巨幅征兵廣告，上面寫著：“因為和平并非理所當然。” （攝影：碧德）

隨著冷戰結束、兩德統一及北約東擴，德國人普遍認為直接的領土威脅大幅消退，兵役的必要性受到質疑。國防軍的任務重點轉向國際危機管理、維和行動和海外部署，而非本土大規模防御。

當時的社會政治思潮集中于享受“和平紅利”，冷戰后德國大幅削減軍費，將資源轉向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外交和發展援助。

1990年代起，國防軍的實際征召率急劇下降——從1990年的約43.5%降至2010年的約11.9%。尤當大量男性通過醫學豁免、良心拒服或選擇民事替代服務逃避兵役，圍繞兵役的公平問題日益突出。

年青一代德國人越來越注重個人權利、職業發展和生活自由，反對強制征召侵犯基本權利，尤當阿富汗戰爭暴露了大規模征召的結構性短板。短期服役（通常6-12個月）的訓練時間有限、流動性高，不適合承擔長期專業化的海外任務。而現代戰爭早已轉向高科技、網絡戰和危機干預，需要穩定、專業士兵而非短期輪換。

48歲的蒂莫·瑞比（Timo Rabe）在1997年接受了強制兵役體檢后，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選擇，轉以民事服務形式在一家機構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一年協助。

“一旦參軍，使用武器、未來參戰乃至向他人開槍等場景令我感到不安，這與我的價值觀格格不入。”瑞比在接受《鳳凰周刊》采訪時坦言，1990年代是一個充滿樂觀與機遇的時期。德國走出二戰陰霾后已無實質敵人，致力于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公民。“作為一名德國人，也是有自覺意識的歐洲一員，我認為為國效力最好的方式是與周邊國家增進友誼，從而避免重蹈歷史覆轍、不再讓武器指向彼此。那個年代，民族主義早已退潮，我和身邊的朋友會為多邊協作而感到振奮。”

過去15年間，國防軍從“全民武裝”的強制模式轉向“專業志愿軍”，重塑了公民對國家安全義務的社會契約：服役不再是全民平等的負擔，而是個人選擇與激勵回報的結合。

如今將滿18歲的一代德國人，成長于全球化、氣候危機、新冠疫情和俄烏戰事等重疊敘事當中。他們傾向于多元價值、認同性別流動（常在名字后標注they/them等中性代詞）、享受心理健康服務并積極參與氣候正義游行。對他們而言，國家的安全義務更多是有限的防御責任，而非無條件的犧牲。

2025年12月5日，德國聯邦議院通過《兵役現代化法》，全國90多個城市爆發反對義務兵役的罷課活動。數萬年輕人走上街頭，喊出“你們的戰爭——沒有我們！”他們在征兵廣告牌上涂鴉、在社交媒體轉發“不想打仗”和“富人要戰爭，青年要未來”等口號，批評立法流程中對青年意見的忽視。

◆漢堡的學生們參與罷課活動，抗議德國通過《兵役現代化法》。（來源：《時代》網站）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兵役改革并非簡單恢復2011年之前的義務兵役，而是在法律機制層面創造一種混合模式，初始強調吸引力和儲備建設，但保留“強制開關”，若自愿報名人數未能達到國防軍的預期目標，聯邦議會可通過決議激活具有約束力的征召措施。

根據國防部今年1月公布的數據，德國現役士兵（不含文職和預備役）約為18.4萬人；2026年計劃將志愿兵役人數提升至2萬人（2025年實際僅1.2萬人）。其中期目標（至2035年左右）是將現役部隊擴充至26萬人，并通過新兵役模式積累預備役至20萬人，總規模達到約46萬人，以滿足北約承諾和本土防御需求。

然而，許多軍事專家對自愿報名持悲觀態度，認為強制元素或將不可避免，甚至是實現擴軍目標的必要手段。

慕尼黑聯邦國防軍大學教授、德國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代表人物之一的卡洛·馬薩拉（Carlo Masala）表示，僅靠激勵和吸引力遠遠不夠，“若自愿報名的人數持續不足，必須引入強制機制”。德國聯邦國防軍協會主席安德烈·伍斯特（André Wüstner）持類似立場，他指出，純自愿模式不足以實現國防軍的快速擴充，是對未來的“魯莽賭博”。德國總理默茨也曾表示：“我覺得不會完全依靠自愿入伍。”

◆2025年6月28日，德國總理默茨訪問聯邦國防軍作戰司令部，與士兵們交談。（來源：DPA）

恢復兵役背后的經濟賬

相比于軍事專家，經濟學家對德國恢復義務兵役制度的態度更為審慎，甚至持懷疑立場，認為這將給德國經濟帶來沉重負擔。

2024年7月，慕尼黑經濟研究所（ifo Institut）進行了一項宏觀經濟模型研究，對不同強制比例下的義務兵役或強制性社會服務年（Soziales Pflichtjahr，即服役時間等同兵役的社會義務）進行了成本測算。

研究結果顯示，在舊式征兵規模下（25%適齡男性強制入伍），私人消費每年將下降約200億歐元；在極端情景下，即全員遭遇強制性社會服務年（100%適齡男性強制入伍），私人消費下降幅度將高達790億歐元，相當于國民經濟收入每年減少約1.6%。

強制模式的經濟效率較低，成本主要由被征召的年輕人承擔。研究測算顯示，服過兵役者的終身收入比未服役的同齡人少了約5%，終身財富下降約11%。這主要是由于強制服役導致人們推遲進入大學、職業培訓或勞動力市場，技能積累和財富構建整體后移一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亞當·圖茲（Adam Tooze）認為，固定的義務兵役制類似于一種實物稅，且是一種效率很低的稅。上世紀80年代的一項經濟測算顯示，強制服兵役相當于對年輕人征收50%至60%的實物稅，社會整體將為此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尤其當下德國最大的問題是缺少技能人才，這讓軍隊愈發難招到合適的士兵。

除了高昂的人力資本浪費，國防軍內部還有許多難以精確量化的隱性成本，其中最突出的是營房和基礎設施老化問題。

◆2022年6月7日，立陶宛阿德里安·羅恩營地，來自北約“增強前沿部署”戰斗群的德國士兵。（來源：DPA）

國防軍在2024年發布的年度報告中指出，軍隊基礎設施“部分處于災難性狀態”，營房和部分軍事設施長期缺乏維護和現代化投資。報告估算，到2040年代，總的投資需求將高達670億歐元，用于翻新現有營房、擴建新設施和解決維修積壓問題。擴充入伍的新兵短期內或將面臨無足夠住宿的問題，解決安置后還需額外配備服裝、個人裝備、訓練設施和后勤支持，這些成本如何解決也是未知。

另一個更殘酷，卻鮮少得到社會關注的數字來自預備役協會主席帕德里克·森斯堡（Patrick Sensburg）。他在2025年10月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根據國防軍的內部測算，一旦爆發戰爭，每日將有1000名士兵在前線陣亡或身負重傷，而無法繼續作戰。”

森斯堡以此為論據，呼吁德國恢復義務兵役，以確保有足夠的預備役能抵抗風險。這種語境下，年輕人不僅僅是未來的納稅人、公司雇員或退休金領取者，且被視為一種可替換的“軍事資源”。

然而，軍隊的缺人焦慮并未在德國社會得到回響。2026年年初，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拋出“收購格陵蘭島”的倡議時，德國應丹麥邀請，于1月14日派出一支不足15人的偵察小隊前往格陵蘭島，名義上是加強北約盟友在北極地區的團結存在。然而，當特朗普威脅將對派兵的歐洲國家加征關稅后，該偵察小隊立刻乘民航班機撤離，實際登島時間僅44小時。

盡管國防部發言人堅稱撤離系因天氣惡化而非政治壓力，這場“閃電式撤退”仍淪為笑柄。《柏林日報》套用凱撒的名言諷刺說：“他們來了，看了，又走了。”

這一事件將德國戰略自主的缺失、對美國軍事保護傘的深度依賴乃至歐洲防務雄心背后的矛盾暴露在公眾視野中。對德國民眾來說，格陵蘭島的短暫行動成為“證明我們不行”的情緒宣泄口，也放大了對國防軍“能戰”承諾的質疑。

◆1月18日，德國士兵在努克登上飛往冰島的航班，從格陵蘭島撤離。（來源：《圖片報》）

德國相比美國的一個根本差異在于，軍人在這里從未獲得真正的職業光環或階層躍升，反而伴隨某種隱性的羞恥感與道德負擔。這種集體心理并非偶然，而是納粹歷史系統性反思的深層遺產。

“克制文化”早已內化成幾代德國人的價值底色，他們對民族主義敘事、戰場英雄崇拜和軍事擴張保持高度警惕，“永不再戰”（Nie wieder Krieg）成為不可逾越的道德紅線。

正因如此，德國年青一代在心理上對“強大德國”的回歸存有本能恐懼。他們既同情并支持烏克蘭，又對武器援助、軍費激增和任何軍事化跡象感到不安。這種拉扯并非軟弱，而是“克制文化”在新時代多重危機中的回響：如何在支持正義的同時，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如何在保護自身與弱小伙伴時，不讓武裝力量失控？

今年1月，德國《奧格斯堡日報》引述聯邦家庭與公民社會事務局（BAFzA）公布的數據指出，去年該機構共收到3867份良心拒服兵役者申請，較前一年增長72%，創下多年來的最高紀錄。

瑞比的孩子將滿18歲，面對德國重啟征兵政策，他向兒子解釋道，這是“為應對外部環境變化，而非內部因素驅動所采取的一種防范性舉措”。

“在我像他這么大的時候，世界遠沒有現在這般充滿不確定性。”瑞比告訴《鳳凰周刊》，“我不愿以危言聳聽侵擾他的年少時光，但他已展現出對公共議題的關注，渴望理解時代的變動，并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我希望能為他保留足夠的探索空間，并陪伴他經歷這個過程——而非過度干預他的獨立思考。”

◆2025年9月1日，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埃森市，一棟居民樓上張貼著大幅征兵海報。（來源：DPA）

這也體現出“時代轉折”之下德國的困境，舊的社會共識不足以應對新的威脅，但新的共識又尚未成形。德國需要在“永不再戰”的道德底線與“必須能戰”的現實責任之間重新定義“正義力量”——一種既堅定防御，又永不傲慢的力量；一種既保護弱小，又自我克制的力量。這也是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必須面對的課題。

排版 /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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