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漢平｜因半頁輕慢，他們用十六年寫下《中國醫史》

《中國醫史：本土醫學的演變與發展（漢英對照）》，王吉民、伍連德著，李漢平譯，上海三聯書店，2025年1月出版，785頁，198.00元

1913年，美國醫學史家嘉里遜出版了《醫學史入門》。這部七百六十三頁的巨著以希臘-拜占庭-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歐陸醫學的發展為主線，將蘇美爾、猶太、印度、中國、日本的醫學傳統作為“他者”，并入僅十一頁的“蘇美爾與東方醫學”一章。在這寥寥十頁中，中國部分不僅篇幅最短（不足一頁），甚至在章末小結中也被忽略。嘉里遜語氣極盡輕蔑，稱中醫文獻無一具有絲毫的科學意義：

中國醫學全然停滯不前——倘若我們被中世紀的觀念束縛至今，西方的醫學也會落到這般境地。中醫文獻汗牛充棟，然而無一具有絲毫的科學意義。其特點在于權威崇拜、拘泥形式以及學究式的細節堆砌。中國的解剖學認為人體有三百六十五塊骨頭；關于顱骨，一說僅一塊，一說則男子八塊、女子六塊；喉通向心；脊髓直達睪丸；肺八葉而肝七葉；脾與心則為思維中樞。人體結構的知識如此貧瘠，發展外科幾無可能，何況中國人篤信“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而忌諱抽血或毀傷身體。閹割是他們唯一施行的手術。盡管他們同樣采用拔罐與按摩，卻并不采用放血療法，而代之以艾灸與針刺。所謂艾灸，即把小型錐狀的可燃艾絨貼附全身并點燃。針刺則是以纖細的金針或銀針刺入繃緊的皮膚，并以旋轉的方式行針。二者均以反向刺激的方式治療痛風與風濕病。中國人在推拿方面極為聰慧，也最早雇傭盲人按摩。中國病理學的分類極為瑣碎，如發熱多達一萬種，痢疾分為十四種。診斷上他們極為重視脈象，如演奏鋼琴一般以手指按壓的方式，觸診雙手橈動脈的不同部位，從而得出六組脈象數據，分別對應了不同的臟腑與疾病。中國的本草學異常繁雜，既囊括了常用藥物如人參、大黃、石榴根、烏頭、鴉片、砷、硫、汞（用于涂擦與熏蒸梅毒），也不乏諸如動物器官或排泄物等令人作嘔之物。中國古人已知曉天花的預防性接種，這一技術很可能源自印度。

嘉里遜這段話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色彩。他說中醫文獻“沒有絲毫科學意義”，顯然有失偏頗，但更深層的西方中心其實蘊含在嘉里遜對中醫的“認可”之中。

比如，他并未否認中國醫學中推拿、拔罐的存在，但隨即指出中國“不采用放血術，而代之以針刺與艾灸”。從推拿、拔罐、針灸忽然跳躍到放血術，對中國讀者或許顯得突兀，但在西方醫學史中，放血術長期作為核心的治療手段，其缺失本身即意味著某種醫學發展的“偏離”。當嘉里遜寫作時，放血術早已被現代醫學所否定。但他特意提出“放血術”在中國的缺失（實際上放血療法在中醫并不少見，只是形式上有所差異），無形中以西方醫學自身的發展經驗作為參照，將中國醫學置于一種“偏離常軌”的位置。

反過來說，只要與西方醫學發展經驗相近，就往往會被視為具有科學貢獻。例如嘉里遜緊接著論及日本醫學（略超一頁）時，大為贊賞日本人用紅色帷幔治療天花，稱“這是古代日本在治療學上的一大貢獻，后來被加德斯登的約翰（John of Gaddesden，十四世紀英格蘭醫學家）與尼爾斯·呂貝里·芬森（Niels Ryberg Finsen，丹麥醫生，因光療研究獲得1903年諾貝爾醫學獎）所采用”。姑且不論芬森對天花的光療效果從未得到證實，在現代醫學中已被放棄；日本古人用紅色帷幔的原因是信仰紅色能夠驅除惡靈、安撫神祇，與醫療實踐毫無關系。嘉里遜或許是無心之失，但他一邊認為中醫文獻毫無科學意義，一邊又認可日本的宗教迷信的醫學價值，這種雙標的實質便是西方中心的歷史濾鏡。

諷刺的是，無論中國還是日本，最終都未能出現在嘉里遜在《蘇美爾與東方醫學》這一章的小結中：

總而言之，就東方醫學對我們的貢獻而言：巴比倫人專長于醫療費用與報酬制度；猶太人開創了醫學法理學與公共衛生制度，并設立了每周的安息日；印度人則展示了外科手術的技藝——這一技藝此后成為雅利安人種恒久擁有的特質。

這段話的“我們”顯然指的是雅利安人種所代表的西方醫學。中日由于對西方醫學的歷史發展缺乏直接影響，因而也就沒有總結的必要。兩年后，因成功撲滅東北鼠疫享譽世界的伍連德，讀到了這本書，認為嘉里遜對傳統中醫的評價過于偏頗，致信抗議。

當時伍連德正與王吉民等人成立中華醫學會，出任《中華醫學雜志》總編。據王吉民回憶，嘉里遜復函稱“中醫或有所長，顧未見有以西文述之者，區區半頁之資料，猶屬外人之作，參考無從，遂難立說，簡略而誤，非余之咎”。伍連德對此深受震動，隨后與王吉民立志“保存國粹、矯正外論”，歷時十六年，最終在1932年出版了首部以英文寫就的中國醫學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兩人中更熟悉中醫文獻的王吉民負責上卷，即筆者翻譯的《中國醫史：本土醫學的演變與發展》；伍連德負責下卷，即西醫傳入中國后的發展及其影響。

王吉民

伍連德

《中國醫史》的問題意識與誤解

嘉里遜對中國醫學的輕蔑評價，以及伍連德致信抗議的經過，在《中國醫史》的相關論述中并不少見，然而往往點到即止，并未具體分析嘉里遜撰寫的著作正文。前文的分析，是為了讓讀者更好理解王吉民與伍連德撰寫《中國醫史》的問題意識。

對《中國醫史》的定位，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王伍的立場，長期被兩種對立的聲音所詮釋。有人認為王伍不滿于嘉里遜，毅然以英文傳播中國醫學史，特別是王吉民所著的關于本土醫學發展的上卷，是對中國醫學文化的積極辯護；也有人認為王伍均為西醫出身，《中國醫史》關于西醫的下卷篇幅明顯超過上卷，伍連德甚至參與了1929年的廢止舊醫案，因此王伍的立場無疑是反對中醫、為西醫的發展鋪陳歷史合法性。實際上，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醫史》曾有過中譯本，但旨在作為“民族虛無主義”的批判對象，僅印刷了十五冊。

回歸王伍創作《中國醫史》的歷史語境，不難發現，上述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首先，王伍確實有為中國醫學正名的愛國熱情，但并不意味著對傳統中醫的全盤認同，正如王吉民在《本土醫學的衰退》一章所述，盡管新體系與舊體系存在分歧，但二者趨于同樣的目標：科學化的醫學，沒有國界、種族或宗派偏見。其次，說《中國醫史》反對中醫、為西醫發聲，也有一個難以回避的矛盾：如果是為了合法化西醫，那何必要用英文撰寫，在英文世界這豈非不證自明？實際上如李約瑟所說，此書在此后幾十年的中國醫學史領域“幾乎是西方醫學史家所知的唯一著作”。

上述立場相反的解讀，都陷入了中國醫學與西方醫學的二元對立。然而從前述對嘉里遜的分析中不難看出，王伍的回擊并不是在中醫西醫之間站邊，而是以科學為準繩，將中國的醫學發展歷史作為整體加以批判性地回顧，從而既增加中國醫學文化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又回應了以“科學”之名的西方中心醫學史論述。實際上二人在第一版序言中已經提到將中國醫學的傳統與現代部分視為整體：

一部中國醫學史不僅要包含源遠流長的傳統醫術之理論與實踐，也要囊括在上一世紀有著長足發展的現代醫學之成就。要使中國醫學為人理解，并恰當地評估其歷史意義，則必須要將其視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

《中國醫史》1932年初版本

以科學為準繩：重審中國醫學的歷史經驗

在王伍看來，醫學史的意義并不止于保存舊學，而在于為醫學的發展提供可供反思與比較的歷史坐標。如伍連德在1919年為陳邦賢《中國醫學史》所作的序言中所述：

神農黃帝，實為世界醫學家之鼻祖，于歷史上最有榮光。乃延至今日。我國醫學反居人后，其中原因雖多，而醫史闕如亦其一也。蓋系統既不可稽，斯沿革莫由參考。年湮代遠，可資科學之研究者，只有陳陳相因，各立門戶之舊籍耳。夫豈圣哲日日求新之本旨耶。余考各國之醫學，莫不有醫學史者。其醫學史中，間亦有涉及中國醫事，然往往多所乖誤。而未能得其真相。是何也？因吾國本無醫學史可為外人之借鑒故也。

伍連德認為，一國若缺乏系統的醫學史，學術沿革便無從稽考，科學研究亦難以推進。因此醫學史的編纂本身，便被視為醫學不斷“求新”的前提條件，而非對既成傳統的簡單回顧。

然而，陳邦賢這版《中國醫學史》以文言寫就、按朝代分章，影響主要限于國內讀者，既難以進入以英文為主的國際醫學史討論，也不足以直接回應西方醫學史著作中對中國醫學的輕蔑評價。在王吉民與伍連德看來，若要真正“矯正外論”，就必須以現代學術語言與方法，重寫中國醫學的歷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醫史》并非簡單重復既有史料，而以“科學”為貫穿全書的評價準繩，對中國醫學在不同時期的成就與局限作出區分性的判斷。這一點，最直觀地體現在全書的歷史分期之中。

與歐洲中心的醫學史常采用“希臘—羅馬—拜占庭—文藝復興”的線性分期相似，王吉民所著的上卷在時間順序上亦將中國醫學的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春秋之前的“上古或傳說時期”、春秋至唐末的“信史或黃金時期”、自宋代至清中葉的“中古或爭議時代”，以及清中葉至民國的“現代或轉型時代”。這種分期方式表面上遵循年代順序，但各階段標題中反復出現的“或”字，暗示了作者在時間維度之外，也引入了明確的價值評判。

在王吉民看來，春秋之前的醫學更多停留在傳說與神話層面，就科學意義而言貢獻有限，但文化象征價值仍不容忽視；自周至唐，則是中國醫學理論逐漸成型并不斷推陳出新的“黃金時期”。而在這一黃金時期內部，他又進一步作出區分：周代可稱為“哲學時代”，重在整體思辨；漢代則為“科學時代”，醫學理論與臨床實踐緊密結合；至唐代，隨著佛教傳入及道教符箓體系的興盛，醫學中迷信因素增加，科學性反而有所退化。

基于這一標準，王吉民尤其推崇漢代醫學的發展，并將倉公、張仲景與華佗并稱為漢代醫學三杰，因為三者的理論均植根于具體醫療實踐，體現出可貴的實驗精神。這種以科學為尺度的立場，在王吉民的醫史研究中一以貫之。他曾發表《中國古代就認識到了人的血液循環了嗎》一文，對于當時盛行的“中國早于哈維兩千年發現血液循環”的說法，保持了高度審慎的態度。王吉民承認《內經》對氣血循環不息的描述與現代生理學有相似之處，但亦坦承《內經》之后中醫長期缺乏以實驗方式加以修正與發展的嘗試，致使這一認識未能真正轉化為科學成果，直至西學東漸，方才得以澄清。

正是在這種既反對輕蔑貶低，又拒絕神話傳統的立場中，《中國醫史》確立了一條清晰的方法論路徑：以科學為準繩，重新審視中國醫學的歷史經驗。這種寫法既回應了西方醫學史中關于“中國醫學缺乏科學精神”的偏見，也避免了將傳統醫學神圣化的敘述方式，為理解中國醫學在世界醫學史中的位置，提供了一種更為冷靜而持久的視角。

以歷史為線索：對西方中心醫學史觀的回應

《中國醫史》以“科學”為評價尺度，本身就削弱了西方中心醫學史觀賴以成立的前提：即只有西方醫學才遵循理性與經驗的進步路徑。沿著這一尺度展開的歷史敘述，使得中西醫學之間的差異，不再被簡化為文明優劣的等級對照，而被還原為不同社會與知識傳統在相似歷史條件下所作出的回應。

這一立場，在全書第二十六章尤為明顯。本章開篇即指出，最早來到中國的外國人，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眼中“不尋常乃至奇特”的現象上，尤其是中醫藥方中看似荒謬、令人作嘔的成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在近代之前的歐洲醫學中，類似的經驗性用藥做法同樣屢見不鮮。即便是嘉里遜所抨擊的動物分泌物乃至糞便，在過去幾個世紀的歐洲醫學中亦并不罕見。若將這類實踐從歷史語境中抽離出來，再以現代醫學標準加以嘲諷，本身便是一種選擇性的傲慢。正因如此，西方社會長期對中國本草學抱持普遍的懷疑態度，其潛在的醫學價值也因此遲遲未能得到認真對待。

1548年，約翰·班尼斯特在理發師大廳的解剖課。彩墨畫，約1680年，作者不詳，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

與此同時，王吉民并未回避中國醫學在某些關鍵領域中的長期不足。以解剖學為例，他指出，在傳統社會中，解剖尸體往往被視為對盜匪或罪犯的懲罰行為，解剖與驗尸因此未被納入醫學的研究范疇，由此在社會觀念上形成了對解剖的普遍回避。這一制度與文化結構，使得解剖學難以成為中國醫學發展的核心環節，也構成其科學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歷史限制。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強調，中國醫學并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明顯的分化與爭論。宋金元時期，醫學理論逐漸分化為不同學派，醫家之間相互批評、彼此競爭，形成了所謂的“爭議時代”。然而，這種以學派分化與理論爭論為特征的發展態勢，并未在后世持續轉化為新的醫學突破。至清代，隨著學術重心轉向考據與訓詁，醫學逐漸失去此前的理論活力，主要工作轉向對既有體系的整理與沿襲。

王清任

然而，在整體趨于保守的環境中，作者仍然特別肯定少數具有質疑精神與原創意識的醫家。清末的王清任即是代表人物之一。王清任敢于挑戰前代權威，對人體結構提出修正意見，展現出罕見的勇氣與恒心。盡管他對動脈功能的理解仍存在明顯錯誤——將其視為輸送空氣的器官——但這一誤判并非中國醫學的特例，早于哈維之前的歐洲醫學研究者亦曾持有相似觀點。通過這樣的并置，作者有意將王清任置于世界醫學史的共同語境之中，而非簡單視其為“落后傳統”的例證。

類似的比較，也體現在對藥物理論與處方結構的討論中。中國藥方中的“君臣佐使”體系，與西方藥方中由主藥、輔藥與調和藥構成的結構并無本質差異；本草學中按特定器官與疾病對應藥材的思路，也可與帕拉塞爾蘇斯的形象學說或蓋倫的氣質理論相互參照。正如作者援引英國植物學家威爾遜的話：“當我們對《本草綱目》中的建議報以輕蔑的嘲笑時，不要忘了西方同時期的醫學著作也包含了許多幾乎相同的內容?！粽f中國今日的藥理學落后了西方數世紀之久，那么也可以說，中國在歷史上也曾遠遠領先于西方。”（《中國醫史》，669頁）

由此可見，《中國醫史》并未試圖通過夸大中醫成就來反駁歐洲中心論述，而是通過細致的比較，呈現出一種更為復雜的歷史面貌：不同醫學傳統在相似的社會條件與知識限制下，往往會發展出結構相近的解釋框架，進退得失亦呈現出可比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本書所反對的，并非歐洲醫學本身，而是一種將歷史差異簡化為文明優劣的醫學史敘事方式。

尾聲

不久前，我曾參加一場以“全球南方文學翻譯”為主題的論壇。一位與會者談到，非洲作家聯系到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被譯介到中文世界，讓更多讀者在歐美話語體系之外，聽見來自不同文化與歷史經驗的聲音。不知為何，我忽然又想到近百年前的王吉民與伍連德。他們當年處于與那位非洲作家類似的處境，渴望自己民族的文化與歷史經驗被人聆聽，而不是被矮化為西方中心話語中的一頁注腳。甚至他們的處境更為艱難，因為彼時還沒有另一個有影響力的國度愿意主動伸出文化譯介的援手。然而兩位先生并未止步于抱怨，而是選擇以一部耗時十六載《中國醫史》回應偏見——通過嚴謹的史學書寫，將中國醫學重新置入世界醫學史的討論之中。

九十多年前，中國正是那個在國際學術話語中長期沉默、亟需為自身發聲的“他者”。九十年后，當我們有能力、有條件去幫助更多曾被忽視的文化傳統進入公共討論視野，這本身便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若王、伍二位先生有知，或許也會為此感到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