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蔣軍將軍被俘：佛龕后揪出一個，河里爬上一個，海中撈出一個

全國政協回憶錄專刊《縱橫》1986年第四期刊發了一篇《冰雪在陽光下消融——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記》，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軍官，被俘后經常吵架罵人，不僅自己時常尋找著逃跑的時機，還慫恿其他戰犯暴動出逃。有一天夜里，他獨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門打開啦，趕快逃跑呀，大家快沖啊！’他一邊喊，一邊向警衛沖去。還有一個叫姜湘齡的拒不服法，動輒叫罵聲聲。同屋的人責備他幾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頭，砍傷兩個熟睡者的腦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傷。當然，這些帶著花崗巖腦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應有的下場”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懂，更多的戰犯則在十年到二十六七年的學習改造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且大部分都在全國政協或各省政協開始了新的生活和工作，其中比較“頑固”的原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

當然，也有那么幾個高級戰犯雖然在學習改造中表現得還算中規中矩，但一特赦就露出了本來面目，有十個特赦戰犯居然申請去臺灣投奔老蔣，其中有幾人吃了閉門羹也沒有回來，這其中就包括大家比較熟悉的周養浩，和大家不太熟悉的王云沛——大家對王云沛了解可能不太多，但要提起“從海里撈出來的少將”，可能就有人會微笑著想起一段往事了。

戰敗被俘，在蔣軍將領中簡直是再尋常不過了：遼沈戰役有二百零九個將軍被俘或投誠，其中中將二十三個、少將一百八十六個，淮海戰役，少將以上高級將領被俘一百二十四個，還有二十二個投誠。

原軍統局總務處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見了很多“高級同學（戰犯互稱同學）”：“我掰著指頭數了一下，僅黃埔一期畢業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黃維、李仙洲、范漢杰、曾擴情、劉嘉樹、馬勵武、周振強、郭一予等十多人，而統率過幾萬、十幾萬乃至幾十萬大軍的軍長、兵團司令、總司令等，竟過百余人之多。”

沈醉說的宋希濂，被俘時任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中將主任，他原本是想舉槍自盡的，槍口已經頂住了自己的腦袋，正要扣動扳機，卻被警衛排長袁定侯一把搶了過去——直到被俘，袁定侯也沒把手槍還給宋希濂，于是宋希濂被俘那一幕就比較搞笑了。

宋希濂在《我在西南掙扎和被殲滅經過》中回憶，他被俘不是一次而是兩次：“我成了解放軍的俘虜，但不到半個小時，十天來一直緊緊追擊我的解放軍某部，來到了南岸東南一帶高地，因兩岸的解放軍事先沒有聯系，他們便向北岸射擊，彈如雨下。我乘解放軍無暇看管時，又帶了幾個人跑到一個廟里的樓上躲藏起來。兩岸的解放軍通過號音的聯絡，知道都是自己部隊，誤會消釋了，北岸的解放軍隨即進行搜查，我們又被搜出來了。”

宋希濂的副參謀長陳康黎的回憶就比較有意思了：“解放軍從佛龕幃帳后面，揪出一個穿灰衣的胖子，那胖子自稱是軍需官，結果被熟人認出，他就是第十四兵團司令官、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湘鄂邊區綏靖司令部司令官、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川湘鄂黔邊區‘最高決策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希濂。”

宋希濂因為被俘的時候不太“體面”，所以被俘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都很抵觸改造，直到同為黃埔一期的“陳賡大哥”去探望并請他喝酒吃飯，宋希濂才改變了態度，但宋希濂沒有想到的是他從佛龕后被揪出來，曾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的文強在功德林又給他取了一個相關的綽號。

文強在《新生之路》中對宋希濂是持肯定態度的：“我看他長得肥頭大耳、臂腿短粗，而且白白胖胖的，酷似洛陽龍門石窟中的一尊笑瞇瞇的佛像，便給他起了個綽號‘羅漢’。”

在諸多被俘蔣軍將領中，宋希濂還算個“硬骨頭”，第十二兵團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則要搞笑很多，連他自己都承認，自己是跳河后嫌水涼又爬上來的。

楊伯濤在《黃維第十二兵團被殲記》中毫不諱言自己的被俘經過：“我知突圍無望，過小河投身水中，我在沒有沒頂的水中感到水寒徹骨，便急忙掙扎上岸，走不到一百米，沖出一隊解放軍，上來兩個戰士將我左右挾住，急走十余里，到一個指揮部給我燒火烤衣。”

楊伯濤跳河的時候是大冬天，雖然淮海地區沒有東北那么冷，但沒有完全封凍卻已結冰的河水還是奇寒徹骨，多日苦戰身心俱疲的楊伯濤受不了那份寒冷，倒也情有可原，只是“嫌水冷”一事被他的“對頭”黃維知道后，難免要冷嘲熱諷一番，兩人到死也沒有消除隔閡，楊伯濤臨終前還念念不忘“黃維是個外行”。

楊伯濤從河里爬出來，實際是個明智的選擇，他蒙受解放軍救命之恩，也確實知恩圖報——楊伯濤在學習期間和特赦之后，寫了大量回憶文章，《記解放戰爭蔣軍的覆滅》《杜聿明將軍》《陳誠軍事集團紀要》《楊伯濤回憶錄》，都是我們研究那段歷史的寶貴資料，尤其是他領銜撰寫的《美軍戰術之研究》一書，更是成了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其實細想一下，我們也不難理解宋希濂和楊伯濤當時的想法：死對他們來講并不可怕，因為他們都是槍林彈雨中闖過來的，他們所擔心的是作為一名俘虜會被折磨和羞辱——他們在蔣家王朝效命多年，難免有些以己度人。

宋希濂從佛龕后被揪出，楊伯濤自己從河里爬出，原國民黨浙江省中將保安處長（一說原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不同史料記載不同）王云沛，則是被解放軍從海里撈出，《冰雪在陽光下消融——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記》一文描述了他的被俘經過：“當他在人民解放軍包圍下走投無路之時，把槍一丟，翻身跳進了波濤洶涌的大海。沒想到殺身未能‘成仁’，竟被解放軍戰士從海里撈了上來。等他面色蒼白、渾身濕漉漉地躺在地上，大口吸著清新的空氣時，方知死也并不是那么好受。”

王云沛是在浙江洞頭島被俘的，跳海比較“方便”，與楊伯濤的主動爬上來不同，王云沛跳下去就沒真正“上來”——他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依然堅持要到臺灣去投奔老蔣，結果當時老蔣病重小蔣主事，一同想去臺灣的王秉鉞、陳士章、蔡省三、周養浩、王云沛、段克文、楊南村、趙一雪、張鐵石、張海商等十人全都吃了閉門羹。

王云沛的妻子和兒女在臺灣，他要上島也無可厚非，真正讓他心寒的是蔣家父子已經把他徹底拋棄，盡管他低調行事，自入港境即裝聾作啞很少說話，但小蔣還是不批準他上島，無奈之下的王云沛只好讓妻子到香港見面——兩人見面后申請去臺被拒，申請去美同樣被拒，只好在香港度過余生。

宋希濂感慨萬分地回憶：“1949年，對于我來說，可以說是有生以來最不幸的一年。在這一年里，死了父親，死了妻子，打了敗仗，由于幾乎一切事情都不如意，感到心力交瘁，意態索然，覺得應該是自己生命的終結了，活下去還有什么意味！不，1949年，應該說是我有生以來最幸運的一年，應該說是我一生中的轉折點，經過黨對我的寬宥和教育，使我認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蔣集團失敗的真正原因。這樣，才使我沒有帶著花崗巖的頭腦走向墳墓里去。”

古來艱難唯一死，戰敗被俘的蔣軍將領成百上千，被俘時的表現也是“精彩紛呈”，有虛報假名的，有裝瘋賣傻的，有撒潑打滾的，還有跪地乞命的，老蔣要是把那些將領被俘的場景都看遍了，肯定會被氣得活不到1975年，那么讀者諸君看了這三個將軍被俘時的表現，又會作何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