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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上午九點,哈佛大學的Dinda女士和我坐在明月村遠家二樓房間里。這個房間此刻是同事們花了半天時間搭建出來的臨時錄影棚。
黃哈哈打板,開機,《遠故事》錄影開始。
Dinda坐我對面,開始講她年輕時的記者生涯和如今的學術研究。她語氣輕快,慢慢展開,講到在香港的十年工作生活,大約第五分鐘的時候——
錄影棚的玻璃門,被“砰”的一聲推開了。
一個聲音非常清亮地對著我們大喊:
“Good morning!”
那一刻,所有人都有一種被從水里拎出來的感覺,又或者在清晰的夢里,被突然驚醒回到現實。
我、Dinda、三位同事,同時轉頭,看見貝殼筆直站在門口,手里提個巨大的塑料袋,一臉燦爛的笑。
她早晨從城里的家匆匆趕到村里,顯然以為錄制還沒開始,專程從一樓上來跟Dinda打招呼。她后來告訴我,為了表達熱情好客,這一句“good morning”,她還在樓下默默演練了好幾遍。
結果用在了最不該用的時候。
和有杏書店的張豐老師錄制另一期《遠故事》時,他問我,現在錄節目和當年在電視臺有什么不一樣。我說,最大的不同,是不會被打斷。
在體制里,燈光師、攝像師、導播,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特別重要,反而主持人和嘉賓,是最可以被隨時中斷的。那些年,我的嘉賓經常因為“調光”“擺機位”被打斷,剛剛進入狀態,就被一句“等一下”,或者導演一聲大喊“3、2、1,開始”打回原形。
“說都不會話了”,人是會被嚇回去的。所以我一直很討厭錄制被打斷。
當貝殼推門而入的那一刻,我的第一反應,是憤怒。
但這個憤怒維持了,大概,兩秒鐘吧。
因為她站在那里,笑容凝固在臉上,整個人像123木頭人的游戲,被定住了。顯然她已經意識到發生了什么,但又不知道該進還是該退。
實在很難繼續生氣,我把奔涌到嘴邊的指責硬生生吞回去了。就在我還在心里做情緒管理的時候,Dinda突然大笑起來。
我也就跟著笑了,說,不好意思,我們只能重來了。你能不能把剛才那段再說一遍,我們從頭開始。
Dinda馬上說沒問題。我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氣。
錄制結束后,貝殼很認真地向Dinda道歉,而我已經完全不覺得這是個問題了,反而越想越好笑——那句被精心準備的“good morning”,以一種近乎行為藝術的方式,精準落在了錯誤的時間點上。
晚上大家一起吃飯,十幾人的長餐桌。貝殼明顯進入了另一個狀態。
開餐不到十分鐘,她就主動提出要唱歌,還把同事們一個個抓起來,統一站在長餐桌盡頭,主要是給Dinda唱《一起走很遠的路就成了家人》。我也被抓了上去,略有不適。這節奏也太快了,氣氛還沒到啊,大家都還沒打開,酒也沒喝到位。
此后,她成了整張餐桌上最活躍的人:不斷開玩笑,繼續唱歌,主動敬酒,還時不時夾兩句英文,像一個臨時被激活的“氣氛擔當”。整個用餐氛圍也確實被她三兩下煽動得非常活躍,愉快。
我悄悄對身邊人說:貝殼平時不是這樣的。我猜,她是因為早上犯了錯,內疚,想補救。再加上她今晚要提前離開明月村,大概是想用較短的時間把“主人”的責任盡到。
第二天傍晚,和貝殼在小區樓下湖邊散步。我把這個推測講給她聽。她想了一下,說,都不是。
她說,主要是,早上丟臉丟得太大了,反而一下子沒有任何包袱了。晚上就可以不要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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