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的現代化看可信任的人工智能傳播倫理構建

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應用正在重構社會生產范式和信息傳播格局，其引發的算法歧視、隱私泄露、價值偏差等倫理風險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變量。構建可信任的人工智能治理體系是國際社會的共識：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旨在建立保障基本權利的風險分級監管模式，而美國則依托聯邦與各州的立法協同行業自治形成了多層級監管網絡。然而，國際技術治理領域普遍彌散的“技術中立”“科技向善”的倫理話語，實際潛藏著西方中心主義的霸權滲透，與我國目前的發展需求存在結構性矛盾。我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多邊合作提供了倫理基礎，由政府主導、兼顧發展與安全的人工智能敏捷治理路徑，在法律規制、技術標準、倫理指南的全體系構建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步，更加彰顯出中國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整合多學科力量，加強人工智能相關法律、倫理、社會問題研究?！?/strong>面對技術革新與社會治理的雙重挑戰，構建符合中國國情、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可信任人工智能傳播倫理框架，既是防范技術風險的現實需求，更是推動智能向善發展的必然選擇。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的“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人類是通過自由意志與意識進行創造性勞動的，體現出人對自身活動的支配能力（自由性）及對目的與社會屬性的認知（自覺性）。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要求我們在人工智能治理中應當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隨著智能技術深度嵌入新聞生產、輿論引導、文化傳播等領域，技術應用的雙刃劍效應凸顯，技術異化對人的主體性的侵蝕日益嚴重。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體現，其終極價值在于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是對西方現代化進程中資本異化邏輯的辯證揚棄，更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相較于深陷財富極化陷阱的西方現代化模式，中國式現代化通過制度性重構將人的主體性建構置于文明演進的核心位置，著力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個體發展與社會進步相統一的新型文明形態。在這個意義上，“可信任”原則成為數字時代大國外交博弈的戰略支點與維護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安全的治理基線，更是破解人機文明沖突、實現智能向善的核心倫理準則。

制度創新是規范技術應用的根本保障。2023年出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標志著我國人工智能治理邁入新階段，下一步，應重點推進覆蓋技術研發、內容生產、傳播應用的全鏈條規制體系建設。這種體系構建絕非單純的技術管理規范疊加，而是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旨歸的倫理秩序重塑。制度設計的核心在于通過剛性約束劃定技術應用的邊界，將抽象的倫理價值轉化為可遵循的社會規則，實現權力與責任的對稱配置，防范技術異化對人的主體性的侵蝕——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中“人的解放”理論在數字時代的具體實踐，即通過制度約束讓技術回歸“為人服務”的工具本質。在此框架下，通過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的協同機制，可以強化人工智能倫理治理的專業化導向；通過類型化整合與分級分類管理，有助于平衡創新活力與風險防控的關系。算法透明度與倫理審查的銜接機制的核心在于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讓技術決策在可追溯、可評估的框架內運行。損害救濟制度的完善則需以明確權責邊界為前提，將安全可控、公平普惠、透明可溯、權責明晰等倫理原則嵌入制度設計，使數字時代的權利保障獲得堅實的制度支撐。

技術治理不能僅靠制度約束，更要靠技術創新實現自我凈化。技術標準體系應當全面覆蓋人工智能算法、模型、數據等系統要素的全生命周期，從研發、測試、部署到運營的每一環節，都要確保其安全性和可控性，并保證其與現行制度規范的契合度。技術創新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善治”，通過技術手段將倫理原則轉化為可操作的實踐規范。高風險領域的算法解釋性要求應充分體現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通過邏輯可視化打破“算法黑箱”，讓用戶獲得技術認知權與話語權，從而實現人機平等對話。人工智能應用的分類審查體系應基于風險等級與公共利益關聯度進行構建，體現倫理治理的差異化與精準化導向，避免“一刀切”的治理困境。將倫理原則嵌入技術協議，開展算法價值觀穿透測試，核心在于防范技術工具的價值偏向，確保技術發展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種“技術向善”的實踐，是人的現代化進程中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辯證統一，通過技術創新賦能人的全面發展，讓技術成為守護主體性、促進人的解放的重要力量。

媒介素養教育的核心是培養人的媒介素養，使之具備對媒介信息的正確有效識讀、批判和應用能力，從而形成對媒介信息的正確理解及獨立價值判斷能力。媒介素養教育的觀點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在實踐層面強調實際操作的技術和能力，達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目的。從人的現代化視角來看，媒介素養教育是培育數字時代主體意識的關鍵路徑，其核心在于提升個體與技術互動的自主性與批判性。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的媒介素養教育體系，需將人工智能倫理納入國民教育框架，從基礎教育階段培育正確的技術觀與權利觀。強化關鍵群體的媒介素養能力培養，尤其是提升治理者的數字治理素養，能夠推動形成自上而下的倫理引領機制。面向老年群體等數字弱勢群體的幫扶行動，本質上是促進數字時代的社會公平，讓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平等享受技術發展紅利，這正是人的現代化所追求的包容性發展目標。媒介素養教育的深層價值，在于通過能力培育實現人的主體性建構，讓個體在技術環境中保持獨立思考與價值判斷能力。

人工智能治理是全球性議題，需要構建平等互鑒的文明對話機制。其關鍵在于主動設置議程，向世界闡釋人工智能發展的中國方案，融通中外人工智能治理的倫理原則，形成兼具技術特性與文化包容性的跨文化共識。推動全球人工智能倫理治理的話語建構與文明互鑒，是人的現代化在國際維度的重要延伸，更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踐落地。我國在全球人工智能標準化進程中提出的“倫理先行”原則，為國際共識的達成奠定了重要基礎，下一步應以此為契機，推動東方倫理智慧與數字文明的深度融合，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追求轉化為具有普遍認同的全球治理規范。構建平等開放的全球倫理對話機制，核心在于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治理話語霸權，為不同文明提供平等表達的平臺。通過常態化的文明對話與思想碰撞，探尋人工智能治理的共通價值與多元路徑，讓東方的“中庸”“和諧”“天下為公”等傳統倫理智慧為化解數字文明沖突提供新視角，推動形成兼具包容性與實踐性的全球倫理共識。搭建全球人工智能倫理經驗共享體系，重點在于聚焦算法公正、文化包容、技術向善等核心議題，系統梳理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治理實踐與倫理思考。通過經驗互鑒與智慧共享，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符合自身國情的治理思路，助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朝著公平正義、普惠包容的方向發展，持續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治理領域的倫理引領力與話語影響力。

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媒介化進程正在重塑人類的生存圖景與認知范式。這一過程本質上是通過制度創新實現“人的解放”：既要以制度剛性約束技術應用的邊界，又要以價值理性引導技術發展的方向；既要通過技術賦能提升治理效能，又要通過教育培塑數字公民的主體意識；既要在全球化語境中貢獻中國智慧，又要在本土化實踐中彰顯全球視野。中國式現代化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探索，正在為人工智能治理開辟新的理論空間和實踐路徑。當人工智能真正成為向善的力量、技術邏輯與人文精神實現深度融合時，人類社會將迎來人機協同、共生共榮的文明新形態，“可信任”作為倫理原則將成為丈量技術文明進步的核心標尺，人的主體性解放也將成為照亮智能時代的精神火炬。

作者系北京體育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常達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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