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抗訴如何守護司法公正？——從一起房屋確權案看證據與法律適用的監督邏輯

福建某地一幼兒園項目房屋確權案歷經一審、二審及再審，創始人張某英敗訴后申請檢察監督。近日，福建省檢察院針對此案作出抗訴決定，福建高院已裁定再審。檢察院認定，原審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且適用法律錯誤。筆者梳理全案裁判文書后認為，此案中檢察抗訴的司法監督作用顯著，尤其明確了推翻房屋產權證需以充分證據為支撐的司法原則。

一、案情簡介：一波三折的房屋確權爭議

上世紀90年代初，福建平和縣小溪鎮一塊國有土地的使用權登記在香港居民張某1名下。隨后，該地塊上以幼稚園項目名義建成樓房（以下簡稱“案涉房產”），1997年產權登記在張某1、張某英（女）、張某2三兄妹名下。

2018年，香港居民楊某芳（自稱張某1“妻子”）以張某英、張某2為被告，張某1為第三人，訴請確認案涉房產為其與張某1的“夫妻共同財產”。經一審、二審及再審，法院最終判決案涉房產歸楊某芳與張某1“夫妻”共有，張某英、張某2非所有權人。

案件審理中，法院對楊某芳提供的證據全部采信，對張某英的證據均未支持，主要理由為：

1.案涉土地由張某1受讓，房產系其合法建造，物權歸張某1；因建造于楊某芳與張某1“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故屬夫妻共同財產。

2.房屋所有權登記申請書上“張某1”的簽名非本人所簽，共有人張某2亦否認共有事實，故權屬登記系張某英個人行為，產權證不能作為三兄妹共有的依據。

3.張某英主張的出資證據（如幼稚園支付工程款的票據）由張某2簽名確認，與張某1、張某2所述“款項由張某1夫婦支付或委托張某2支付”相互印證；張某英提供的少量裝修票據，被認定為張某1向其支付的裝修款。

4.案涉房產抵押貸款時，張某1的委托書載明“本人名下房產”用于抵押，故抵押貸款事實不能證明張某英享有權利。

二、法律評析：檢察監督對原審裁判的實質性糾錯

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原審判決在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上存在明顯錯誤，其監督邏輯主要圍繞以下核心問題展開：

（一）舉證責任分配失衡，楊某芳未完成基本舉證義務

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楊某芳需證明案涉房屋產權證登記錯誤，但其提供的證據不足以支撐“夫妻共同財產”主張，應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然而，原審判決僅以所有權登記申請書上“張某1”簽名非本人所為，便直接認定房產為楊某芳與張某1共有，既未要求楊某芳充分舉證，也未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屬于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

（二）對權屬登記及相關行為的認定存在邏輯矛盾

1.張某英代簽行為的整體性應被尊重。案涉房產從土地出讓到產權登記的全過程中，張某英多次代張某1（港籍且長期定居香港）簽名或加蓋名章，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合同》等關鍵文件。若僅以所有權登記申請書上的代簽行為認定為“張某英個人行為”，則此前的土地使用權代辦理行為亦應被認定為無效，原審判決對此未作整體評價，邏輯上難以自洽。

2.長期未提異議的事實應作為權屬認定的重要參考。1997年案涉房產確權后，楊某芳、張某1、張某2在超過20年的時間內均未對“三兄妹共有”的登記狀態提出異議。其中，張某2常居平和卻未異議，與其在原審庭審中的陳述矛盾；即便楊某芳、張某英以“定居香港”為由抗辯，亦已超過法定訴訟時效，原審判決對此未予考量。

（三）張某英的出資證據足以對抗原審認定

1.原始憑證與證人證言證實共同出資。張某英提供的工程決算資料、工程款及材料款收據等原始憑證，均顯示付款主體為幼稚園；經公證的承建方黃某、湯某證言亦證實，工程款由幼稚園支付，而非張某1、楊某芳直接支付。原審中作為關鍵依據的李某《證明書》，已被李某本人在公證《聲明書》中推翻，不應作為定案依據。

2.房屋使用事實印證出資合理性。1997年至2003年，張某英實際使用案涉房產開辦幼兒園，楊某芳在二審中亦承認“將房屋提供給張某英辦園”。若張某英未出資，卻能無償使用房產六年，明顯不符合常理，原審判決對此未作合理解釋。

（四）抵押貸款事實可佐證共有關系

原審認定“抵押貸款不能證明張某英享有權利”，存在事實錯誤：

1.抵押貸款相關文件（《最高額抵押借款合同》《抵押承諾書》等）均由張某1、張某英、張某2共同簽字蓋章，明確體現三人共有意愿；

2.張某1出具的授權委托書雖載明“本人名下房產”，但所列房屋所有權證清晰注明“共有人為張某英、張某2”，結合全案證據，不能推定其為張某1個人所有；

3.張某1、張某2在抵押貸款過程中對“三人共有”的登記事實未提異議，進一步印證了共有關系的真實性。

（五）楊某芳的原告主體資格存疑

本案的關鍵前提——楊某芳與張某1是否存在合法夫妻關系，原審未予查明。據案卷材料顯示，楊某芳提供的四本結婚證（復印件）存在諸多疑點：同一天辦理的證件既有繁簡字混用，也有帶英文封面的版本，且平和縣檔案館證實無相關婚姻檔案；后續楊某芳又提供第五本不同版本的結婚證彩印件，始終未出示原件。若無法證明夫妻關系真實存在，楊某芳即非本案利害關系人，不具備訴權，再審法院應對此重點核查。

三、檢察抗訴的司法監督價值：守護公正的最后防線

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是民事訴訟法確立的重要司法制約機制，更是當事人窮盡法院內部救濟后維護權益的關鍵途徑。本案中，張某英在法院再審無果后申請檢察監督，檢察機關通過細致審查，精準指出原審判決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及法律適用上的錯誤，依法提出抗訴并推動再審程序啟動，充分體現了檢察監督在三方面的核心價值：

一是糾正錯案，維護司法公正。檢察機關通過實質性審查，彌補了原審裁判中的證據認定偏差與邏輯疏漏，為再審法院重新查明事實、正確適用法律提供了重要指引。

二是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檢察監督為敗訴方提供了最后的權利救濟渠道，尤其在舉證責任分配、證據采信等關鍵環節，通過法律監督防止當事人因裁判錯誤而遭受實體損害。

三是彰顯“有錯必糾”的法治精神。此案中，檢察機關不回避原審裁判問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提出抗訴，生動詮釋了我國司法制度中“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增強了當事人對司法公正的獲得感。（作者何鎏，系北京奧肯律師事務所律師）

來源：原創

編輯：鄭怡

校對：鐘琦

終審：李海洋